南宋末年元軍進攻崖山 宋軍戰敗楊太后投海殉國

　　為紀念宋元崖門海戰735周年，9月11日至12日，新會區舉行宋元崖門海戰歷史研討會，來自新會本地及海內外共40多名專家學者代表齊聚一堂，共同探討宋元崖門海戰的歷史文化價值。

　　研討會上，江西省著名宋史研究專家王立斌、新會區博物館館長林文斌、宋元崖門海戰文化旅游區總經理何艷芳以及趙氏、張氏、蘇氏、伍氏、馬氏、溫氏等宗親學者分別作了主題研討報告。林文斌所作《新會崖門水下考古20年回顧》報告引發廣泛思考：二十多年了，宋元沉船仍是個謎，面對“南海一號”考古和“南澳一號”考古的成功，崖門考古怎麼做？

　　歷史鉤沉二十多年摸不到宋元沉船

　　南宋末年，宋皇室南逃至廣東，祥興元年(1278年)擁帝昺移駐新會崖山，建行朝草市。次年，元軍分水陸兩路進攻崖山，宋軍將大船連結如城堞，雙方展開攻防戰。最終宋軍戰敗，帝昺及楊太后投海殉國，南宋遂亡。

　　“宋元崖門海戰是新會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事件，崖門一帶水底下可能蘊藏大量文物，或可能包括宋帝的御舟，更成為世人的焦點，引起文物部門和史學界極大關注。”新會區博物館副館長林文斌在會上作《新會崖門水下考古20年回顧》，稱自1991年起，當地政府和各級文物部門對崖門宋元海戰遺址進行了多次考古調查，二十多年了，宋元沉船仍是個謎，未有突破性進展。

　　首度考古，可謂樹立信心。1991年初，新會縣政府向國家文物局呈上關於探測新會崖門宋元沉船的報告，得到重視。同年3月，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室會同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新會古井鎮官沖地區進行了實地踏勘，為水下考古作預備性的調查。1991年12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室與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和中科院廣州地質新技術研究所，採用“旁側聲納淺地層剖面儀”對崖門水域進行了綜合考察，發現水下疑點19處，明顯的有4處，其中確定1處為沉船。

　　可是，1994年12月，採用最新數字化探地雷達對古井官沖村一帶進行探測，將銀洲湖水道兩岸三階地貌測繪成圖，探測結果卻認為在官沖地區沉積層太淺，不會埋藏有宋元沉船，而認為在第一階地的其他地段(如銀洲湖灘)及水下會有大量沉船。

　　1995年8月，北京召開了“探測崖門宋元沉船研討會”。在各方面努力下，崖門宋元沉船的探測工作被列入了中國水下考古“九五”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成為水下考古研究室在“九五”期間五大重點考古任務之一，是廣東沿海考古的重要項目。1999年5月，國家文物局“九八—九九西沙水下考古總結會”在新會召開，該次會議直接促成了該年底的崖門水下考古。

　　1999年12月，考古調查隊進駐古井官沖，開展了“宋元崖門海戰遺址水下考古綜合調查”。水下考古方面，在奇石到崖門口的銀洲湖水道水底進行探測，測線長42公裡，發現疑點36個，潛水隊員隨即對重要的疑點進行了水下探摸。然而天公不作美，期時遇上了長時間的嚴重低溫天氣，連續7天都是本地少有的1攝氏度，潛水員無法下水，調查被迫暫停。次年6月份，水下考古隊再次赴崖門，探摸了余下的疑點。水下的調查工作，排除了奇石到崖門口的一大片水域，未有重大發現。

　　2002年，國家文物部門對新會西南部的勞龍虎航道(15.5公裡長)整治工程沿線航道進行了水下考古調查，調查隊共布了與河道平行的三條測線，其中有效測線長度超過了40千米，對整個河道進行了三次全覆蓋的旁掃。在物探工作后，調查隊對旁測聲納和淺地層的影像圖進行了判讀，確定了需要探摸的9個疑點，對其中6個點進行了潛水探摸。潛水員在虎坑口入銀洲湖的緩流區發現確認有三條沉船，但沉船的年代尚難以確定。這是崖門水下考古以來最重大的發現。由於各種原因，直至現在也沒有對這三條沉船進行專門的復查，以確定其年代和性質。

　　2004年7月，為了配合崖門古戰場景區建設的論証，新會政府在北京組織召開宋元崖門海戰專家研究會，專家們認為，宋元崖門海戰遺址的考古發掘條件還不成熟，依靠現有技術探測難度很大，但完全可以建設宋元海戰紀念館，開發旅游資源。

　　2005年，為了配合崖門水道航道整治工程，調查隊對由崖門大橋至天馬港段區河段長約25公裡的崖門主航道沿線水域進行水下考古調查，探測寬度為主航道為中心復線200米，仍未發現有宋元古戰場的相關遺址……

　　擴大范圍希望沉船能浮出水面

　　二十多年來，各級文物部門及地方政府出錢出力，共同促成多次崖門水下考古的實施，一步步取得進展，面對“南海一號”考古和“南澳一號”考古的成功，崖門考古應該怎麼做呢？

　　林文斌認為，首先要研究天氣，減少影響。“現在崖門水下考古的位置是位於潭江下游銀洲湖水道、崖門口、黃茅海一帶，水深約9—11米，河水極渾濁，能見度幾乎為零，水下電筒亦僅見半米，渾水作業造成較大困難。”由於是河流出海口，受潮汐的影響，使每次水下作業適合時間隻有2個小時。“深入研究和克服天氣、潮汐、渾水作業等自然因素的影響，是下一階段水下作業的重要課題。”

　　考古范圍也困惑著林文斌，他認為，要立足官沖，擴大范圍。由於史志記載均集中於官沖村，故近年來相關陸地調查重點均在官沖村一帶。而在官沖的調查卻令調查組大失所望，迄今未能找到確切沉船板一塊。相反地，調查組卻在銀洲湖西岸的崖西發現眾多疑點。

　　據專家研究，唐宋時期新會七堡鎮、三江鎮、會城鎮南坦、沙仔尾一帶原是古銀洲湖一部分，因水陸變遷，上述地區現亦變為陸地了。1992年考古報告中，專家推測“當時宋帝昺的‘海水城堡’位置可能在現今三江口與虎坑口之間，約沙仔尾島(三江鎮沙仔農場)附近，即古銀洲湖中心位置”。另有專家提出，黃茅海是海戰決戰點。可以想象，現今狹窄的銀洲湖水道片可能容納戰船千艘？故林文斌認為，水下調查范圍要擴大到南至黃茅海、北至沙仔尾一帶，陸地調查除原有古井官沖外，要擴大到崖南、崖西、雙水、小岡、七堡、會城、三江等地，其中崖西和三江是現今的重點。“2002年在銀洲湖北部與虎坑河交匯處發現有沉船，就証明擴大考古范圍的必要性。”

　　經歷了陸地調查的忙亂，林文斌感受到：“地方文物部門的事前准備功夫做得未夠，浪費了大量正式調查的時間。在大規模調查前，地方文物部門要深入研究文獻、史志等有關材料的記載，研究宋元至今水陸變遷之情況，調查各地出現了相關疑點，為大部隊出戰做好准備工作。”

　　但是，下一次水下考古依然遙遙無期。林文斌說：“我們要認識到這是一個持久作戰，才能思想上和工作上恰當處理認識和工作方法，要有耐性，亦要堅信夢中的沉船會隨我們的工作日趨深入而最終出現。”楊興樂

(來源:南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