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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清朝軍官曾談平壤之戰:死尸遍地,血水成渠

2014年09月17日10:54    來源:北京日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被俘清朝軍官曾談平壤之戰:死尸遍地,血水成渠

清末勇營民兵

清末,福建福州船政學堂。

  1894年7月15日,鑒於日軍不斷向朝鮮派兵,朝廷諭令李鴻章向朝鮮增兵。駐守盛京的奉軍統領左寶貴,奉調入朝。1858年,22歲的左寶貴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脫穎而出,漸漸從普通士卒超拔為將軍。此后的幾十年中,每逢大戰左寶貴都有突出表現。在選擇入朝人選時,李鴻章首先想到了他。然而臨行前,朋友們卻發現,這位身經百戰的將軍竟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他對友人說:“這次戰爭與剿胡匪不同,我怕是回不來了。”

  中日開戰之前,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就陸軍而言日軍絕不是清軍的對手。單從人數來說,一人一口吐沫也把小日本淹死了。然而,隻有身在軍中之人,才知道清軍,特別是陸軍有多麼不堪一擊。

  先說清代畸形的軍隊體制。有清一代,國家的常備軍是八旗和綠營軍。清軍入關時,區區5萬多八旗士兵橫掃關內上億漢人。然而到了清中期,八旗子弟已經成了游手好閑者的代名詞。“進營要少,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糙米要掉”,早已成為八旗和綠營軍中廣為流傳的訣竅。

  八旗和綠營軍的衰弱,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時,暴露無遺。洪秀全起事后,駐防各地的國家軍隊潰不成軍。最后,清政府隻得默許漢人官吏曾國藩招募團勇,抵御太平軍。可是,團勇沒有國家正式編制,說白了就是民兵。甲午戰爭爆發時,可以調配的軍隊中沒有八旗、綠營的一兵一卒,沖在前線的都是民兵。就連左寶貴這樣的將軍,也不得不借用綠營的編制才能轉正。身在東北統帥奉軍的左寶貴,官銜竟然是綠營廣州總兵。這種官銜與職守風馬牛不相及的情況,在清末比比皆是。

  勇營軍隊沒有國家編制,國家也不負擔他們的軍費,給養都由地方政府承擔。當兵入伍的士卒們都是窮苦農家子弟,他們普遍抱著“吃糧當兵”的觀念。當兵是為了“吃糧”,至於保家衛國雲雲,根本沒有概念。因此,甲午戰爭的陸軍戰場上,經常出現兵敗如山倒,士兵四散奔逃的現象。

  為了防止逃兵的出現,許多將軍不得不扣押士兵三個月餉銀。如果跑了,三個月的錢就沒了。甲午戰爭進行到白熱化時,三個月銀子也已經留不住人了,軍隊就扣半年銀子。饒是這樣,也控制不住洶洶的逃兵潮。

  另一方面,清軍的軍事素質也十分低下,許多士兵在上戰場之前,甚至都沒有真正開過槍。甲午陸戰后期,取代淮軍出任統帥的湘軍將領吳大?,一度曾“參用泰西之法”訓練新勇。然而,新法練兵沒堅持多久,就因彈藥不足而不了了之了。吳大?的幕僚回憶,由於軍械不足,軍隊隻好轉而操練大刀、梭鏢和土炮。

  畸形的軍隊制度和士兵低下的軍事素質,在甲午陸戰最大的一場戰役——平壤之戰中,暴露得淋漓盡致。

  9月14日,日軍兵分四路集結到平壤城下。駐守城中的清軍也已經挖好戰壕,枕戈待旦。進攻平壤的日本陸軍共16000多人,山炮44門。清軍共15000多人,野炮4門、山炮28門、速射炮6門。兩軍實力可以說旗鼓相當。然而,真正交起手來,清軍遠非日軍敵手。

  15日8時,戰爭進行了5個小時后,平壤城的制高點牡丹台失手。全城籠罩在日軍的火力之下。未幾,鎮守玄武門的左寶貴血洒平壤城頭。此前經歷過成歡之敗的清軍統帥葉志超,已經動了棄城撤退之心。

  15日晚上天降大雨,平壤城北的靜海門、七星門悄然打開,中國士兵蜂擁而出,冒雨北撤。然而,日軍早在這條路上埋伏多時,清軍死傷慘重。后來一個被日軍俘虜的清軍軍官欒述善回憶了當時的慘狀:

  兵勇冒雨西行,恍似驚弓之鳥,不問路徑,結隊直沖。而敵兵忽聞人馬奔騰,疑為劫寨,各施槍炮,攔路截殺。各山口把守嚴密,勢如地網天羅,數次橫沖,無隙可入。且前軍遇敵擊,隻好回頭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顧奔前。進退往來,頗形擁擠。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來兵,不問前面是敵人抑是己軍,放槍持刀,混亂相殺,深可憐憫!前行士卒,既遭敵槍,又中己炮,自相踐踏,冤屈誰知?當此之時,尋父覓子,呼兄喚弟,鬼哭神號,震動田野。人地稍熟者,覓朝鮮土人引路,均已脫網。驚懼無措,非投水自溺,則引刃自戕,甚至覓石碣碰頭,入樹林懸頸。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慘目傷心,不堪言狀!

  《清史稿》在提到葉志超時這樣寫道:“逕定州,亦棄不守,趨五百餘裡,渡鴨綠江,入邊始止焉。”他狼狽逃跑的形象,甚至被寫入了中學歷史課本。葉志超成為怯懦的清朝將領的代名詞。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個望風而逃的葉志超,早年在與太平天國和捻軍作戰時,曾因打仗拼命而得了一個“葉大呆子”的諢號。

  是什麼使戰場上的“葉大呆子”,變成了貪生怕死的敗軍之將?欒述善在《楚囚逸史》中提到,15日黃昏,葉志超在眾將官參加的軍事會議上說:“北門之咽喉(牡丹台、玄武門)既失,子藥又不齊全,轉運不通,軍心驚懼,設敵軍連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暫棄平壤,增彼驕心,養我精銳,再圖大舉,一氣成功。”

  “增彼驕心”雲雲當然是無稽之談,但“子藥不齊”的確是當時清軍面臨的重要問題。欒述善回憶,當葉志超提出撤退的主張后,在場眾將無一人反對。雖然,后世也有學者拿出許多數據,証明“子藥不齊”乃是托詞,日軍同樣面臨缺乏給養的問題,但是將甲午陸戰一潰千裡的原因歸結於個別將領的臨場怯懦、貪生怕死,似乎也失之於簡單。現代戰爭乃是從體制,到后勤,從指揮,到軍士執行力的一個系統工程。哪一環跟不上趟,都會在戰場上一敗涂地。

  “萬國槍械展”

  甲午戰敗后,李鴻章總結中國軍隊一敗涂地的原因時認為:“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炮,陸戰惟恃槍炮,稍有優拙,則利鈍懸殊。倭人於近十年來……船械愈出愈精。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未敢撒手舉辦,遂覺相形見絀。”

  甲午的失敗是由於槍械不如人嗎?后世許多學者表示質疑。事實上,自從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見識了洋槍隊的威力,清政府的維新派就一直致力於引進先進的洋槍洋炮。

  甲午開戰前夕,清政府對外採購的武器數量非常龐大。湖廣總督張之洞,先后從海外購買各種新式快槍9250支、火炮30尊、子彈700萬顆、炮彈14400顆。兩江總督劉坤一購置槍支15000支、子彈280萬顆。北洋大臣李鴻章購買的武器就更多了。1894年10月,他奏報已“先后訂購西洋各項快炮五十六尊、各項快槍二萬八千三百二十余支、大小各項槍炮子彈一千五百二十余萬顆”。12月,他又委托駐德、美、英各國公使代購毛瑟、哈乞開斯、馬梯尼等快槍23300支,子彈622萬顆,以及小炮若干尊。相比之下,當時日本軍隊使用的則是相對落后的國產村田槍。

  然而,先進的洋槍洋炮並沒有為清軍帶來勝利,反而節節敗退,還不時出現“子藥不足”的現象。歷史學者陳悅認為,這一現象不是因為清軍槍炮買得少,而是因為清軍槍炮買得太雜了。

  據陳悅統計,僅以淮軍為例,在甲午戰場上使用過的步槍型號就有將近20種。清兵手中的槍械如同萬國博覽會。有的是毛瑟槍,有的是雷明頓步槍,甚至還有用美國西部牛仔最愛用的左輪手槍的。這些槍的口徑不同,有的7毫米,有的11毫米。有時候后方補給的子彈跟士兵手中的槍口徑不一,根本裝不進去。

  中法戰爭中名震一時的老將馮子材奉命北上時,曾經向張之洞建議:“軍中用洋槍雖便捷,惟藥碼難購,且間有偽者”,不如制造抬槍抬炮。這種槍炮雖然笨重,但是好在“其子藥隨處可造”。馮子材的建議正反映了清軍槍械型號不統一的尷尬局面。

  另一方面,清兵軍事素質低下。連發的毛瑟槍雖然威力大,但無奈他們都不會用。據說,當時前線士兵反饋,連發的毛瑟槍雖然一次能裝很多子彈,但是需要瞄准,還得拿標尺量,太麻煩,反而不如抬槍好用。抬槍裡面裝的是鐵砂和火藥,不用瞄准,對著日軍一轟,打死幾個算幾個。

  劣煤專供水師

  與亂象紛呈的陸軍相比,北洋海軍絕對稱得上訓練有素。然而,僅憑官兵們過硬的軍事本領,並不能挽回武器裝備、軍隊體制,以及后勤方面的缺失。

  1894年9月17日清晨,護送運兵船前往朝鮮的北洋艦隊,遇上了在海上逡巡多日的日本聯合艦隊。11時30分,北洋海軍的哨兵發現,西南方海上飄著一縷詭異的薄煙。然而,早在兩個小時前,日本軍艦就已經發現了北洋軍艦。出賣北洋艦隊的是軍艦呼呼冒著的黑煙。

  為北洋艦隊提供燃煤的是開平礦務局。開平礦務局出產的煤,主要分為五槽煤和八槽煤。五槽煤質量好,一直是北洋艦隊的主要用煤。可是自從1893年張翼就任開平礦務局總辦以后,北洋艦隊就再也得不到質量上乘的五槽煤了。為了賺錢,張翼把五槽煤賣到海外,把無人問津的八槽煤扔給北洋海軍。八槽煤燃燒不徹底,煙多灰大,不僅會影響軍艦的航速,還會影響鍋爐等設備的使用壽命。大戰在即,張翼提供給北洋海軍的仍然是沒人要的劣質煤。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給張翼的信中發火道:“包煤專備行軍之需,若盡羅劣充數,實難為恃,關系之重,豈復堪思!自此續運,再為散碎,一面仍遣運回,一面電請傅相(李鴻章)核辦。幸勿怪言之不先也!”

  丁汝昌措辭嚴厲的來信並沒有嚇倒張翼,北洋海軍收到的仍然是八槽爛煤。張翼之所以這樣有恃無恐,全因朝中許多王公大臣都是開平礦務局的股東。開平礦務局把煤賣出好價錢,年底股東們分的紅利就多。至於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北洋將士們是生是死,他們才懶得過問。

  中日兩國艦隊在黃海海域遭遇。北洋軍艦艦齡老化,鍋爐接近報廢,又燒著劣質的燃煤,即便竭盡全力也始終無法靠近對方。下午3時30分,開戰僅兩個多小時,北洋艦隊10艘軍艦中,已有超勇、揚威、致遠、經遠等軍艦被擊沉,靖遠、來遠兩艦因重傷而撤往淺水區自保,濟遠、廣甲兩艦避戰逃跑。戰場上,隻剩下定遠艦、鎮遠艦兩艘主力艦。

  據《日清戰史》記載:“我本隊(日軍)舍其他各艦不顧,舉全部五艦之力量合圍兩艦,在榴霰彈的傾注下,再三引起火災。定遠艦甲板部位起火,烈焰洶騰,幾乎延燒全艦。鎮遠艦前甲板殆乎形成絕命大火,將領集合士兵救火,雖彈丸如雨,仍欣然從事,在九死一生中依然將火扑滅……”

  軍士雖然英勇,但敗局無法扭轉。歷經5個多小時的惡戰,北洋海軍損失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甲5艘軍艦,來遠受重傷,死傷官兵千余人。

  “甲午一代”的隕落

  “不佞年十有五則應募為海軍生,當是時,馬江船司空草創未就,借城南定光寺為學舍,同學僅百人,學旁行書算,其中晨夜伊毗之聲與梵唄相答。距今五十許年,當時同學略盡,屈指殆無一二存者。回首前塵,塔影山光,時猶呈現於吾夢寐間也。已而移居馬江之后學堂,卒業……”

  1918年,67歲的嚴復憶及少時在福州船政學堂的求學生涯,寫下了上面的話。此時,他已經是享有盛譽的大學者,而他在福州船政學堂的同學們卻死的死、亡的亡。“殆無一二存者”。回首往昔,嚴復不禁淒然。兩年以后,他在福州辭世。曾經意氣風發、揮斥方遒的“甲午一代”,退出了歷史舞台。

  中國的第一代海軍人多是貧寒子弟。在傳統觀念裡,中國人認為隻有苦讀經書,參加科舉才是正路。因此,福州船政學堂草創時,即便不收學費、發放津貼,也很難招來生源。見此情形,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把自己的內侄林泰曾送入福州船政學堂。自己家的孩子都不去,誰還會放心把孩子送去呢?

  學員們在福州船政學堂的學習非常嚴格。清政府培養海軍的方式完全是英式的。福州船政學堂的教學語言是英語。畢業后,學員派到練習艦上實習,經過層層選拔,才能具備海軍軍官的資格。1877年,嚴復、劉步蟾、林泰曾、林永升等作為海軍第一批留學生赴英國皇家海軍學校深造。

  他們以一種完全迥異於中國傳統軍人的形象出現在世界面前。然而,甲午一役,這些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幾乎全軍覆沒。

  黃海海戰中,“經遠”艦沉沒,管帶林永升陣亡。“致遠”管帶鄧世昌在艦身傾斜的情況下撞向日艦,無奈中途鍋爐爆炸,“致遠”沉沒,鄧世昌殉國。

  黃海海戰后,北洋艦隊轉移到威海衛修理。入港時“鎮遠”不慎觸礁受損,管帶林泰曾自認失職,自殺殉國。

  威海衛保衛戰中,“定遠”艦被日軍魚雷擊中,擱淺在劉公島東部。為了不被日軍俘獲,“定遠”管帶劉步蟾下令自爆。當晚,劉步蟾自殺殉國,實現了他“苟喪艦,必自裁”的誓言……

  北洋海軍的官兵們大多來自福州。據說,那一年,福州城內半城縞素。中國剛露尖尖角的海軍夢,隨著這批海軍人的集體殉國,再一次黯淡下去。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 本報記者 黃加佳

  專家解析

  “一人對一國的戰爭”

  王也揚

  有一種觀點認為,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一個人對一個國家的戰爭”。這種觀點看似有些道理,但作為歷史研究的結論卻不夠全面。

  甲午之戰甫落幕,李鴻章便被單挑出來說事了,先是李的政敵們,追究其對戰敗所負主要責任,繼而社會輿論一致譴責他“賣國求榮”,連李氏本人也不得不認倒霉,說自己“一生事業,掃地無余”。似乎這場戰爭就是他一個人打的。李鴻章去世后,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梁啟超說得很到位。

  李鴻章無疑是晚清朝中卓有才干的官員,他的見識“遠過常人”,在多數國人渾渾噩噩之時,他就指出世界正在經歷“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認為中國隻有以變應變、以變求存﹔他還第一個警覺鄰居日本將成為中國的主要對手和威脅。由於認識到了中國的落后和急需在和平環境中發展以求富強,面臨列強環伺、民族危機四伏的境況,他的對策是“外須和戎,內須變法”。但是,清政府的政治體制已經腐朽,乏力回天。在這個意義上,李鴻章孤立無援、隻能單打獨斗。這也注定了他的悲劇人生。

  具體到甲午一戰,李鴻章備受指責的是“避戰求和”、“消極防御”。當年的日本,和中國差不多同時起步學習西方,經營近30年,一個走在了前面,一個落在了后面,蓋因前者“脫亞入歐”,義無反顧﹔后者則歷史包袱太重,保守成為社會的主流。李鴻章之所以盡量避戰,緣於他明白中日軍力差距很大:兩國隻海軍有得一比,陸軍則日本為現代軍隊,中國為古代軍隊,二者根本不是對手。為高升號運兵船護航,李鴻章決定不出動北洋艦隊主力,以免被日方抓把柄啟戰端,他選擇租用英國輪船,思忖日本不至於犯惹英國。沒想到,日本竟敢擊沉高升號,証明他估計錯了。大東溝海戰,中日雙方主力艦隊各有損失,中方略大,但未分勝負。此后,李鴻章“保船制敵”,北洋艦隊放棄出擊,遂使日方掌控了制海權,得以放手運送陸軍上岸,導致整個戰爭的失敗。可見,李鴻章的“消極防御”確有錯誤。

  待中日兩軍的陸上較量勝負已定,李鴻章赴馬關議和,在日方“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否則進兵北京的威逼下,由慈禧拍板,李鴻章隻得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談判中,他又遭日本暴徒暗殺。事后,他發誓此生絕不再來日本,轉而考慮“聯俄制日”之策,不料竟引狼入室,給家國帶來禍害。直至庚子動亂,在朝廷催促下,他以78歲帶病之軀與列強簽下更加“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兩個月后,他便一命嗚呼。這樣,李鴻章繼續遭到世人責罵的命運也就蓋棺論定了。

  光陰荏苒,時代丕變。但是,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並沒有過時,今天我們回顧和審視120年前的甲午戰爭,更重要的是總結一個民族在大變局之中應如何應對,才能不被歷史潮流所拋棄。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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