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日義勇軍百枚貨幣重見天日 見証918抗戰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鑄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唱的就是最早抗日的義勇軍。然而，由於種種原因，見証那段歷史的人和物十分稀少。

　　“‘九一八’事變點燃了東北人民抗日救國的烽火，東北100余個縣各階層、東北軍、公安部隊愛國官兵組成東北抗日義勇軍，奮起抗戰。這些罕見的東北抗日義勇軍紙幣，就見証了這段艱苦卓絕的抗戰歷史。”

　　昨天，收藏家、上海市光明律師事務所主任俞建國，向本報記者展示了他20多年來奔走國內外收藏到的100多枚珍貴的東北抗日義勇軍紙幣及相關資料，獨家披露了黑土地上那場腥風血雨的貨幣戰爭的前前后后，以及紙幣收藏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抗日義勇軍留下的實物十分稀少，這些紙幣很珍貴。”

　　發行貨幣解決部隊給養需要

　　據史料記載，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抗區，地處偏僻的山區，交通不便，經濟不發達。愛國人士組織的抗日救國會，在東北軍張學良的支持下，曾在平津地區發行愛國獎券10萬元，接濟義勇軍，但只是杯水車薪，不能根本解決部隊的給養和抗區貨幣流通的需要。於是，一些義勇軍部隊分別發行了流通於各自抗區內的貨幣，這些貨幣統稱“東北抗日義勇軍貨幣”。

　　依蘭鎮守使、東北軍24旅旅長李杜中將，向所轄鬆花江下游的富錦、樺川、依蘭、同江等十余縣通電抗日，誓死守土。同時召開了下江13縣縣政長官和商會聯合會議，決定發行金融救濟券。俞建國告訴記者，市場上曾出現富錦、樺川、同江等縣10元面額的金融救濟券，貨幣學界一直認為，這些紙幣性質不詳，也未找到直接史料証明。

　　“現在藏界認為，樺川、富錦、同江縣金融救濟券屬抗日紙幣，但這些紙幣早就絕跡，難以收集到。”俞建國說，一開始並沒有太大興趣，當紙幣圖案被傳真到上海后，俞建國驚奇地發現，其中樺川縣金融救濟券1元券圖案，與李杜將軍發行的依蘭金融救濟券1元券圖案完全一樣，兩種券上的“監理官印”又為同一枚印模。足可以証明樺川縣金融救濟券系李杜發行。同理，樺川券10元券與富錦縣金融救濟券的10元券圖案也一樣，也應是李杜發行的。由此，俞建國毫不猶豫地買下了這批紙幣。他將收集到的遺留的“李杜強行推行樺川金融救濟券發行”的日偽資料，對比研究“樺川縣金融救濟券”，發現紙幣編號大小相差很大，品相相差也很大。

　　俞建國經過查找資料，証明樺川小號券是1932年2月李杜在當時樺川鎮發行的，大號券則是在佳木斯鎮發行的。

　　對抗日軍查封銀行搶劫財物

　　“日軍為控制東北金融，派關東軍查封了奉天東三省官銀號和邊業銀行以及其他銀行，並搶劫了銀行的全部財物，意圖控制東北軍軍費供應，建立日偽單一貨幣體制，統治東三省。”俞建國說，1932年6月27日，在日軍控制下的偽滿政府發布《關於舊幣清理辦法》，對於中國商業銀行發行的貨幣，從1932年7月1日起限期清理，強行收兌。1932年7月5日又公布《關於私貼及其類似紙幣的証券管理辦法》，強制抗日義勇軍貨幣及地方貨幣自行銷毀，禁示流通。據記載，日軍控制橫濱正金銀行等，大肆發行偽滿幣。日本的銀行以2.4億元資金，發行了345億元貨幣，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為解決東北金融嚴重滯止，抵制日軍濫發貨幣，籌措給養，幫助農耕。各抗日義勇軍在其軍事控制地區，堅持發行貨幣。”

　　俞建國拿出他15年前收藏到的“岫岩縣金融流通會券”，介紹了其發行過程。“九一八”事變后，原岫岩縣公安局局長劉景文，經過秘密籌備，擴編10個警察大隊，約4000人，於1932年4月，舉起抗日旗幟，改編為東北抗日義勇軍第56路軍，任司令員。部隊后來發展到1.2萬人，是遼南抗日主要力量。為籌集抗日基金，以地捐、繭捐作保証，通過農會會長王瑞亭、商會會長王鳳武，發行岫岩縣金融流通會券。1933年11月，在庄河夾皮溝戰事失利后，岫岩縣金融流通會券停止流通。過去幾乎沒人看到過該紙幣。《東北革命和抗日根據地貨幣研究》一書也如此記載：“未見實物，具體券名待考証，本書暫冠岫岩縣地方流通券”。

　　俞建國手中的另一張已泛黃又不同於一般樣式的直式紙幣上，加蓋各種名章9枚。他解釋道，1933年2月，吉林自衛軍九大隊高玉山在虎林組織抗日武裝“東北國民救國軍”，任總司令。5月25日，率3000人攻佔饒河縣城，並攻克撫遠，虎饒撫三縣全被收復，高玉山與饒河縣商會協商，以各方土地作抵押，發行虎饒撫金融救濟券，“就是這張虎饒撫流通救濟券哈大洋1元券，目前沒有發現第二張。”

　　遼寧抗區發行貨幣種類最多

　　遼寧是東北軍軍政中心，是最早遭受日軍侵犯的地區，也是中國軍民最早反擊日軍的地區。遼寧以東北軍的王以哲第7旅，張廷樞第12旅，常經武第20旅，黃顯聲騎兵總隊為主力奮起抗日。遼南李純華、遼東唐聚五、遼北高文彬、遼西黃顯聲分別組成義勇軍。遼東地區原東北軍團長唐聚五聯系遼東十四縣軍警抗日，成立了遼寧民眾自衛軍，同時成立遼寧民眾銀行，發行貨幣。俞建國收藏的東北抗日義勇軍貨幣中，要數遼寧民眾自衛軍發行貨幣種類最多，由遼寧民眾銀行發行的軍用流通債券8種，遼寧民眾銀行貨幣5種，在秘密准備起事前，唐聚五委托地方商會發行的貨幣8種。遼寧民眾銀行5角券由撫鬆縣農會會費存據加蓋流通券，現已知該券存世3枚，均由俞建國收藏。“在遼寧民眾銀行發行的貨幣大部分背面，印有‘遼寧救國會壁’，用諸葛亮的出師表，作為收回失地的宣言。遼寧民眾自衛軍發行貨幣數量大，與其下轄10萬人馬規模相印証。”

　　唐聚五被張學良任命為中將，遼寧省政府主席，積極發行貨幣。俞建國在境外收集到的一本由日本關東軍特高科具名的《東邊道流通私帖見本》上，加蓋了特高科科長谷城(洋海)的私章。東邊道即四平市以南的遼東地區，見本詳細記載了唐聚五發行該貨幣的資料，標注唐聚五為“反滿抗日軍首”，1932年發行遼寧民眾救國會軍用流通債券。該貨幣被作為關東軍調查和收銷的貨幣。

　　關東軍收銷了大量地方貨幣

　　俞建國告訴記者，有個奇特的現象，這批貨幣上幾乎都被蓋上了注銷的印章，且很少見遺存物。《東邊道流通私帖見本》的記載，解開了這個謎團，証明滿洲中央銀行由日本關東軍特高科控制。特高科負責調查發行金融救濟流通券數量及票樣，並予以收銷。日本關東軍為統一其貨幣發行，斷絕該地區的抗日義勇軍轉戰經濟來源，對地方政府和商會發行貨幣進行了調查和收銷。如調查海龍縣財務局和與縣商會發行臨時金融流通券10萬元，用於發放警學薪餉。縣商會與朝陽鎮商會發行流通券24萬元，1932年7月29日至10月25日，收回69400元。1933年3月11日至7月29日收回95800元，至1934年4月至5月強行收銷殘留流通券，並記載已蓋戳作廢。

　　“遼寧民眾自衛軍及余部抗日義勇軍19路王鳳閣部轉戰恆仁、通化、柳河、輝南、海龍、金川、東豐、清原等縣，堅持與日偽軍交戰，攻克和佔領這些地區，但卻無法使用地方貨幣用於義勇軍供給，隻能由當地百姓供給糧食。都是日本關東軍控制這個地區金融，收銷地方貨幣造成的。”俞建國指出，根據《東邊道流通私帖見本》的記載，日本關東軍當時收銷了大量的地方貨幣，“這足以証明日本關東軍侵佔中國東北地區的罪惡目的及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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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義勇軍貨幣有何現實意義？

　　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貨幣和資料為什麼極其稀少？收藏其貨幣有何現實意義？記者昨天採訪了上海銀行博物館原館長王允庭。

　　王允庭說，由於當時戰爭環境十分惡劣，在日本關東軍重兵圍剿之下，不少抗日義勇軍將士被圍困在深山老嶺，在冰天雪地被凍死、餓死，很難留下實物，留下來的也大都被日軍獲得后銷毀。加之歷史原因，義勇軍貨幣等相關史料已基本不復存在。

　　“哈爾濱商業大學曲振濤等4位教授編著並出版的《東北革命和抗日根據地貨幣研究》中提到，已知的抗日義勇軍紙幣有19種。該書介紹的由李杜發行的《依蘭金融救濟券》、馬佔山發行的《黑龍江官銀號》(俗稱馬大洋券)等紙幣原件，目前均由俞建國收藏。”

　　王允庭認為，這些珍貴的抗日義勇軍紙幣實物，充分見証了當年義勇軍抗日慘烈的壯舉，對進一步研究這段歷史，也很有意義。“義勇軍抗日歷史研究得還很不夠，俞建國收藏的這批紙幣大部分是孤品或僅見品，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証據，通過研究貨幣可以研究抗日歷史，並研究得更深刻、透徹和全面。”

(來源: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