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聽大會"總導演：一個民族,不能靠娛樂滋養精神

《開學第一課》錄制現場。 　　資料圖片 　　看起來《中國漢字聽寫大會》實現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豐收，但要知道，中國電視熒屏被歌唱節目搶盡風頭，親子節目更以明星、家庭的噱頭和T2O的商業模式名噪一時。文化節目回歸屏幕中央的難度簡直不亞於一場“諾曼底登陸”。　　一個民族，不能隻靠娛樂精神滋養。之所以提出這個宏大的命題，要從10月3日剛剛收官的第二屆《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總導演關正文的一段自嘲說起：

　　當前，文化節目遇冷依然是不爭的事實，即便在國家級的大眾媒體，對於文化的堅守也未見得是所有人的共識。

　　關正文的話道出了廣大對文化有著敬畏與堅持的媒體人的操守，“一個民族不能靠娛樂滋養精神，這是文化節目具有長期市場價值的信心所在。我們靠此為生並相信未來”，當然，這也道出了在經濟利益與文化擔當之間掙扎的大眾媒體人的尷尬。

　　如何實現“讓古代經典的詩文鑲嵌在腦子裡，讓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活起來，成為民族文化的基因？”這的確是一個重大的時代話題。

　　大眾媒體之於受眾，承擔著“施教者”的身份

　　強調媒體的責任擔當，是因為正如教育的主體不僅有學校、有家庭，還有社會一樣，大眾媒體扮演著對於受眾的“施教者”的身份，對於文化的引領、文化風氣的塑造、青少年健康心靈和文化趣味的培養，都有著重要的引導作用。

　　正如每年通過中央電視台對全國廣大少年兒童播出的《開學第一課》，以及從去年創播的《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等，都以其新穎的節目形式，將主流價值觀表達寓教於樂，讓孩子在玩耍中學習到了知識，實現了良好的傳播效果。

　　大眾媒體“施教”身份具有不確定性和模糊性，是一種無形的“教化”，這種教化幾乎滲透在大眾媒體所傳播的一切信息內容中。通化師范學院孫成英老師指出，大眾媒體的媒介屬性和功能，以及信息化社會的受眾特征，都使得大眾媒體必然成為社會教育中的一名特殊的“教育者”。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社會生活，發揮著導向作用，這種導向作用實質就是一種無形的教育功能。

　　“我是一個老師，之所以不遺余力地參與一檔電視節目的制作，就是看重了大眾媒體的影響力。”文化學者、南京師范大學教授酈波的話耐人尋味，“通過一檔電視節目，讓人們看到我們對母語文化復興的強烈訴求。推動教育部門的頂層設計，讓青年學子們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對母語文化產生豐富的認知感、強烈的認同感，甚至是價值、精神與信仰層面的歸屬感，這對整個民族的復興來說，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大眾媒體應有擔當，不能為經濟效益所綁架

　　如何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贏，擎起文化擔當的大旗，而不被經濟效益和各種殘酷的市場指標所綁架，這是每一位大眾媒體人所面臨的嚴酷考驗。

　　還是從《中國漢字聽寫大會》說起，7月13日在CCTV—1晚間8點檔黃金時段首播以來，全網平均收視率排在同時段第二。然而，她的豐收，並不能掩蓋文化節目整體式微的現實。記者粗略地統計了一下，在這個暑期檔，全國排名前十的省級衛視晚間黃金檔中，以《中國好聲音》第三季、《爸爸去哪兒》第二季、《花樣爺爺》、《媽媽聽我說》領銜的綜藝節目幾乎佔據了熒屏的半壁江山，而進入視野的文化節目隻有《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一家。

　　曾幾何時，也曾有諸多文化節目繁盛一時，但在一陣喧囂之后，很多文化節目無奈淡出了觀眾的視野，即便《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的收視率也不如去年。一些網絡公知甚至批評節目組試圖激活古代經典中沉睡文字的努力不合時宜。“背棄經典的價值觀從上個世紀延續至今，依然非常普遍，說起五千年文明就崇敬，學起五千年文明就頭疼。這真的很讓人吃驚。很多人在問翻故紙堆有什麼用？這讓人痛心，痛心於文明傳承在大眾媒體的被邊緣化。”節目組導演關正文直言。

　　是的，在當前經濟利益為最重要驅動力之一的當下，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化擔當與引領的堅持，陷入為市場所綁架的怪圈便會成為許多大眾媒體難逃的宿命。

　　例如，在期刊市場中，有的期刊為了擴大所謂的影響力，不惜用低俗、庸俗、媚俗的內容來吸引讀者眼球﹔有的期刊專門採集八卦新聞，嘩眾取寵，迎合低級趣味﹔有的期刊甚至編造虛假新聞，制造所謂轟動效應。還有不少電視台為了比拼收視率，制作人故意慫恿嘉賓去挖黑幕、揭隱私、搞葷段子，讓熒屏變得污穢不堪，不忍卒看。

　　對此，有學者評價，作為媒體，追求影響力、吸引受眾眼球、擴大發行量、提高收視率無可厚非。但是如何追求影響力，追求什麼樣的影響力則值得研究。實事求是說，真正的電視藝術作品不是為收視率而生的，收視率標准無法准確評價和衡量電視藝術的精神品質與審美價值。

　　還有學者指出，沒有收視率的電視節目，不能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不能承擔起傳承文明、人文教化的重任。那是因為沒有人看的節目，教化之功能無從談起，可是，唯收視率馬首是瞻，用收視率去決定電視節目的生死存亡，同樣將偏離電視台作為生產精神文化產品的專門機構的基本屬性和職能。從這個角度說，“理性的收視率”可以作為觀眾對電視節目滿意度的一種參照標准，但不是電視節目藝術品質的決定標准。

　　“文化節目不能僅靠政府推動去佔領市場。一檔大眾媒體節目，即使在承擔使命也需要觀眾的支持和市場的認可。在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的時代更應如此。”關正文坦言，“當下，社會熱錢的涌入還將繼續催生高投入的速朽娛樂節目，直至市場重回理性。”

　　別讓文化節目隻在眾聲喧嘩時才有價值

　　很多人都有著這樣的印象：

　　當娛樂節目當道、各種低俗之風充斥各媒體的時候，追求高雅與品格的文化節目就會成為稀缺品而受到青睞，各媒體會一股腦地上馬一系列類似的文化節目，但一陣喧囂過后，許多媒體還是會調轉頭去追明星，變著法兒地升級娛樂，因為在很多媒體人看來，這才是雖然最擁擠、最花錢卻也是最平坦的一條路。

　　於是，我們看到，許多文化節目在電視媒體上速生速死，如曇花一現般轉瞬即逝，許多大眾媒體骨子裡的基因上鐫刻了兩個字——“娛樂”。

　　娛樂為王？娛樂至死？

　　“採取殺雞取卵的方法，換取一時的繁榮。殊不知，這種影響力是短命的，用這種手段去擴大影響力的媒體遲早會被讀者所拋棄。我國讀者素有對媒體高度信賴的傳統，作為媒體人，更應該尊重、維護讀者的這份信賴。”財經雜志執行主編何剛給出了自己的態度，“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作為父母的責任和使命的歸位，在這物質化的時代已經嚴重缺失。我們不能只是考慮物質的回報，而應當考慮我們的未來究竟應該有怎樣的傳承。”

　　上海交通大學傳媒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周志懿指出：目前，中國大眾媒體對媒體的社會責任的認識，依然還是處於初級階段，既缺乏系統的理論體系與研究成果，又沒有成文的評價認定標准。在一些闡述媒體社會責任的文章或論述中，也只是站在宏觀的角度，泛泛而言，如堅持黨性原則，堅守輿論陣地，新聞不能失實，電視節目不能過度娛樂化等。其實，這些都屬於傳媒社會責任體系框架內，但遠不是傳媒社會責任的全部。對於大眾媒體的責任，媒體人本身需要有更為深刻的思考。

　　“困難時的擔當才是真正的考驗”，關正文的話說出了一代媒體精英的擔當，“一個民族不能靠娛樂滋養精神，這是文化節目具有長期市場價值的信心所在。我們靠此為生並相信未來。”

　　《 人民日報 》（ 2014年10月16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