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藏家淘得舊鈔本庚寅本《石頭記》

　　 近日在天津市紅樓夢研究會舉行的周年紀念會議上，一部《石頭記》舊鈔本引起了與會紅學專家的熱烈討論。此鈔本系天津青年收藏家王超2012年購自天津沈陽道古物市場，因鈔本批語系年多處有乾隆“庚寅”字樣，就被一些紅學研究者稱為“庚寅本”。庚寅本的版本形態確實有自己的獨特之處，一些學者在去年天津師范大學舉行的市紅樓夢研究會成立大會上就見到了王超展示的原鈔本，從形態上看，該鈔本是用清代竹紙抄寫而成，紙張已經泛黃，個別頁面還有些黃斑，周邊自然氧化程度比較嚴重。原鈔本未曾裝訂，呈散頁狀，存第一至十三回全文及第十四回開頭的兩頁文字，后面是一百五十多張空白紙張。不知何故，抄手沒有完成這項大工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鈔本批語有雙行墨批、朱筆側批及眉批、回前回后朱墨兩色批等多種，其中數十條批語為此鈔本所獨有。

　　 就版本歸屬分類而論，一般認為，曹雪芹的《紅樓夢》存在著兩大版本系統：帶批語的前八十回脂硯齋鈔本系統和乾隆五十六年后由程偉元、高鶚整理的百二十回刻本系統。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紅學界已經發現的帶脂硯齋批語的舊鈔本就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列藏本、戚序本、王府本、甲辰本、楊本、己酉本、鄭藏本等，這些鈔本上的脂硯齋批語因提供了《紅樓夢》原著八十回后的佚稿線索及曹雪芹的身世文獻而顯得彌足珍貴，紅學中因此還有專門研究版本學的分支。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就認為紅學應包括四大分支：版本學、曹學、脂學、探佚學。

　　 據天津市紅樓夢研究會會長，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趙建忠先生介紹，庚寅本《石頭記》鈔本發現的消息披露后，受到紅學界的密切關注。有的紅學研究者認為該鈔本把甲戌本和己卯本、庚辰本以及王府本、戚序本等幾個鈔本系統貫通而且聯系了起來，並高度評價庚寅本的發現，是紅學史上又一個重要的事件，對《紅樓夢》研究與紅學的深入發展，必將產生重大的推動作用﹔還有的研究者分別從外証、內証、理証、旁証、反証等多方面做了綜合考辨，認為此鈔本是《石頭記》一個早期“脂本”，並且是個百衲本，其中正文來自兩個不同時期的祖本，批語至少由三部分組成，而底本鈔藏與批語過錄時間，最遲在乾隆庚寅年秋，並高度評價該鈔本是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甲戌本、庚辰本發現以來，紅學版本研究領域最為重要的文獻收獲，此一發現將為《石頭記》版本源流梳理提供出極有價值的文獻參照。

　　 毋庸諱言，關於新發現的“庚寅本”《石頭記》鈔本，對其版本價值及抄錄年代的判斷也存在著較大意見分歧。有的紅學版本研究者判定此本是上世紀50年代某《紅樓夢》愛好者以庚辰本《石頭記》為正文底本，據俞平伯先生《脂硯齋紅樓夢輯評》抄錄而成。

　　 趙建忠等專家認為，對“庚寅本”的判斷，應該跳出傳統的慣性思維，這樣才能不斷出現新的學術增長點。除了在文本方面應與現存的《石頭記》脂本進行文字比勘外，最好由文物專家根據紙質和墨色沉澱分析鑒定並據此“斷代”。《紅樓夢》版本中同樣有爭議的“眉本”最終裁決，就是運用的此種方法。兩年前針對卞亦文新發現的《紅樓夢》“眉本”（亦稱卞藏本），曾有紅學圈外人針對該本上“眉盦題記”文字並結合《莫愁湖志》古籍中“上元劉氏圖書之印”鈐印和書中“眉道人”筆跡等信息，認為眉盦即是劉文介，從而否定了“眉本”系偽造的論點，由此可見，紅學“圈”外人不帶任何成見，隻著手於鈔本的物質層面即紙質、筆跡、墨色的鑒別，提供的結論更具參考價值。當然，不同的文物鑒定專家也會持不同看法，對於相反的意見，應採取綜合互參的態度。“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隻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任何研究者都可以保留自己的一家之言，有不同意見很正常。真理總是相對的，沒有顛扑不破的絕對，隻有無限接近的可能。不同觀點之間的探討、爭論、確認、推翻、重構，才是接近真理的必經之路，后來的研究者總會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得出更接近情理的新結論，這也符合學術研究的一般規律。

　　 收藏家王超曾攜此鈔本與天津市紅樓夢研究會主要負責人趙建忠、任少東一起先后拜會過著名文物鑒定專家劉光啟先生及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先生，劉光啟先生憑多年鑒定經驗判斷此鈔本應該是光緒時的文物，依據是紙張、字體風格都同那個年代的特征相契合。通過進一步鑒定，劉先生還認為，字體是標准的翰林體，很像寓居津門的清代最后一位狀元劉春霖的書風。而馮其庸先生目驗此本后，認為從紙張、墨色看，抄手絕不像當代人，不可能是上世紀50年代抄寫，他呼吁應重視對庚寅本《石頭記》的進一步研究。

　　 最近，經過天津市紅樓夢研究會主要負責人趙建忠、任少東的努力，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已經將庚寅本影印出版。該書在同類《紅樓夢》鈔本影印本中堪稱印制精美，從各方面得到的信息看，反響很大，很多研究者和愛好者希望一睹為快。天津人在本地發現的鈔本由本地出版機構影印出版，天津文化界做了一件對紅學研究有益的好事。相信該書面世后會進一步推動對新發現的庚寅本《石頭記》的深入研究。

(來源: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