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曾敏之3日去世 1946年曾獨家採訪周恩來

　　曾敏之 著名作家，詩人，報人 ★1917年10月出生於廣西羅城。 ★1939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抗戰期間參加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 ★1942年進入《大公報》工作，歷任記者、採訪主任。 ★1946年獨家採訪周恩來，並發表長篇專訪《談判生涯老了周恩來》，轟動一時。 ★1978年后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代總編輯。長期擔任香港作家聯合會會長。 著有雜文集《曾敏之雜文集》，散文集《望雲海》、《文苑春秋》，專著《詩的藝術》、《古典文學欣賞舉隅》等。雜文集《觀海錄》獲1989年全國優秀散文雜文獎。 ★2015年1月3日清晨於睡夢中去世。

　　2013年春，曾敏之與李輝對飲

　　曾敏之致李輝書信

　　◎李輝

　　引

　　2015年1月4日，新年上班第一天，忽然接到香港畫家范淳奇先生的一則微信：“李先生：曾公敏之先生昨天走了！”

　　我不敢相信！

　　幾天前，去年12月31日上午，正在開部門例會時，我接到曾先生的電話，他問候我們夫婦，說給我們拜年,聲音洪亮，清晰。我問他的身體，他只是告訴我最近不好，但九十八歲的老人，所謂不好，我想也無大礙。接完電話，我還高興地對同事說：“九十八歲的老人還親自打電話拜年，身體多好！”誰能想到，才兩天多時間，他就走了。

　　我回復范先生：“怎麼會？三十一日我們還通過電話！”

　　范先生回復：“我也不敢相信，但確實在昨天睡夢中安詳走的。元旦那天也跟他老人家通了電話的。是三日上午七點還未見曾公起床，保姆叫門才發現走了。”

　　睡夢中安詳走去。一個年近百歲的老人，圓滿走完生命旅程。

　　一

　　仗義執言，為新聞記者爭取採訪自由

　　第一次見到曾敏之先生很早，早到已是二十幾年前，當時他年近古稀。

　　結識早，了解卻不深。后來讀一本《敢遣春溫上筆端——曾敏之評傳》，才對他的生平與創作有了一個淺顯輪廓的印象。

　　為曾先生寫評傳的，是我在復旦大學念書時的老師陸士清先生。當年與我一樣在復旦聽過陸老師講授港台文學的，還有同窗陳思和兄。這一次，陸老師請思和為這本《曾敏之評傳》寫序。

　　思和在序文中，重點評價“文革”結束后曾先生受命前往香港主持《文匯報》工作的業績，對其歷史淵源、創作成就、文化貢獻，有相當全面與精當的論述。思和寫道：

　　他具有優秀記者的資歷和敏銳性，使他在魚龍混雜的香港文化界縱橫捭闔，游刃有余﹔他具有長期編輯的豐富經驗和高瞻遠矚，使他能駕輕就熟地利用《文匯報》在海外的聲譽指點江山，振聾發聵﹔他具有作家的才情與文筆，使他立足於香港縱情於文壇，文史雜論、詩詞散文雙管齊下，為香港文藝添了光彩﹔他更具有大學教師和學者的學科眼界和學術思維，從一開始他就把香港文學從一般報刊評論的小小圈子裡擺脫出來，使其與高校、研究所緊緊捆綁在一起，使之進入高校教學領域，逐漸發展成為一門重要的學科……

　　（《敢遣春溫上筆端——曾敏之評傳》，第三頁）

　　讀這本評傳，曾先生的歷史身影漸漸清晰起來。

　　曾先生的家境與少年漂泊，對他一生的影響頗為重要。曾先生祖籍廣東梅縣，在曾祖父那一代舉家西遷至廣西。曾先生1917年出生於廣西羅城，即如今的羅城?佬族自治縣。還未上小學時，父母不幸雙亡，從此，他不得不靠自己走在這個世界上。

　　十五歲那年，他便擔任一座小學的校長，在漂泊中體驗酸甜苦辣，在獨自創業過程中磨煉自己。曾先生的這種情況，與“五四時代”之后不少文化人的經歷頗為相似，繼他們之后，他也走進了這一文化群體。

　　陸老師描述曾先生擔任小學校長時的生活，氛圍與情景，令人神往：

　　年僅十五歲的曾先生，先找了梅寨區公所的校董，然后上任了。他按自己對學校生活的體會治理學校。早晨學生集合，升旗、做操，然后上課。他教語文，另兩位老師一教數學，一教繪畫、音樂，嚴肅認真，一絲不苟。梅寨地處黔桂邊界，是苗、瑤等少數民族聚居之地，民風純朴，對老師十分尊敬。當地區公所有個專職干事，原來是農村的情歌手，與鄉民相處得很親密。有時他會來學校，晚上帶曾先生他們去山寨家“坐堂”。所謂“坐堂”，即是娛樂性的小聚會。雖是小聚會，但十分熱鬧。廳堂中央點燃著熊熊的火盆，四周坐滿女孩，她們傾情歡歌。有時獨唱，有時男女合唱，苗家山歌，情意綿綿！有時還會走來一位一臉英武之氣、手佩手槍的女人，一看就是有錢有勢的人物，但她對老師卻也彬彬有禮，並與大家同樂。曾先生身臨其境，領略苗家風情，不僅身心愉快，而且為日后的創作積累了生活素材。

　　（《敢遣春溫上筆端——曾敏之評傳》，第十一至十二頁）

　　除了為日后創作積累生活素材之外，我其實更看重早年生活於少數民族聚居地的經歷，影響曾先生形成了鮮明的性格：敢愛，敢恨，開朗，透明，豪爽。

　　這種性情，一直伴隨曾先生前行。恰恰是性情所致，一九五七年他因坦率直言而陷入逆境多年。

　　起因為《南方日報》的一名記者採訪受阻。1957年四五月間，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廣州為其中一站。曾先生當時已從香港回到廣州，負責香港《大公報》、《文匯報》、中國新聞社三家聯合報道。據《曾敏之評傳》所述，廣州在越秀山舉辦歡迎大會時，發生下面一事：

　　“很多記者都去採訪，《南方日報》有個女記者岑荔丹，也去了，想進會場採訪。但是廣州公安局一個副局長孫樂怡……不太理解什麼文化新聞，把她攔住了，要打她，把她推出去。這件事發生后，所有的記者都很氣憤，大家憤憤不平，但也無可奈何。”曾敏之當過《大公報》採訪部主人多年，他認為“新聞記者，發了記者証，就應允入場和採訪。這樣的自由也沒有，記者怎麼當？新聞怎麼發？我們的新聞工作怎麼改進？”曾敏之想，這件事，適當的時候一定要提出來。

　　（《敢遣春溫上筆端——曾敏之評傳》，第一二一頁）

　　“適當的時候”來了。正值大鳴大放興起之際，曾先生受文友、廣州市市長朱光電話之邀，前去參加一個鳴放座談會。會上，曾先生談到不久前發生的記者採訪受阻一事，直抒己見：“新聞採訪，應該給個自由，不應該這樣無理地限制，沒有新聞自由，我們的工作難改進。”

　　很快，局勢急轉直下，因為這番話，自抗戰起一直活躍在左翼新聞界的曾先生，內定為“右派分子”，被打入另冊……

　　陷入逆境，性情依舊。“文革”結束后，重新出現在人們視野裡的曾先生，還是那個坦率的性情中人。可以樂，可以憂，可以吟誦高歌，可以怒發沖冠，可以拍案而起……

　　二

　　拍案而起，為巴金遭遇非議奮筆直書

　　這些年來，在曾先生身上，我不斷感受到他的熱情、豪爽，其至真、至誠的情懷，令人感動。

　　我與曾先生開始有較多來往，是在1995年之后。這一年，我們夫婦訪問香港，這是我的第一次香港行。他和一批文友聽說了，熱情相邀，在尖沙咀的一個飯店設宴款待。一走進包間，他馬上拿出兩瓶人頭馬放在餐桌上：“來，我們好好喝喝。”

　　早就聽說他喝酒爽快，那天，真的見識了。已是七十八歲的老人，卻沒有閑下來，不停地向各位敬酒。席間，他關切地問候我們共同熟悉的一些老人的近況。我們談巴金，談蕭乾，談不同話題……

　　后來，我又去過幾次香港。每次聚會，依舊是他帶酒，大家共享。喝到興頭，他會即席朗誦自己新寫的舊體詩。哪裡像一個八十歲的老人？

　　1997年，曾先生來京我們得以再聚。此時，我正在撰寫黃苗子、郁風夫婦傳記，席間我請他回到香港后，能否幫忙查找1949年郁風在香港《文匯報》發表的關於開國大典的通訊。回到香港，不久他來信如下：

　　李輝先生：

　　北京會晤，未能多聆教益，十分遺憾。

　　承囑代找香港文匯報開國大典時郁風大姐所寫的通訊，我回港后就托文匯報的朋友辦理這件事。由於是數十年前的舊報，如非入了電腦，翻檢不易，迄未有下文，仍在追問中。先此奉聞，有勞惦記。

　　彥火兄說賢伉儷十二月有來港之行，屆時希通知，我們歡迎您倆與文友們暢敘。 祝

　　文安

　　應紅同志均此致候

　　曾敏之

　　九七、十一、卅日

　　雖然未能查閱到舊報，但他對待一個晚輩的請求如此認真，令人感動。

　　未想到，不到一年，1998年9月間，一次因我而起的關於巴金的激烈爭論，將曾先生、羅孚先生兩位老人卷入其中牽扯。

　　曾先生早在抗戰期間便認識巴金。1942年，二十五歲的曾先生曾在桂林，幫助王魯彥先生編輯《文藝雜志》。巴金是王魯彥摯友，也是《文藝雜志》的積極撰稿者，先后為《文藝雜志》創作《還魂草》、《長夜》、《某夫婦》、《燈》等小說、散文。在此期間，曾先生與巴金有了交往，從此，巴金一直是他所敬重、愛戴並有深厚感情的前輩。后來，他曾寫過多篇記敘巴金印象文章，尤其對晚年巴金所寫《隨想錄》予以很高評價，作為歷史過來人，他深知承受過精神之苦的巴金，晚年的所思、所憂，是當今中國值得珍視的精神財富、文化財富。

　　時在1997年，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五卷本《李輝文集》。一位我非常熟悉的內地雜文作者朱健國先生，突然在香港《開放》雜志上發表文章，從讀拙著而展開議論。

　　清代乾隆年間，曾編纂《貳臣傳》，選錄一批曾在明朝做官，后又在清朝做官的官吏，因此，所謂“貳臣”，通常是指既在前朝做官又在后朝做官的人。朱健國在文章中，借這一特定的概念，激烈抨擊巴金等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將一九四九年前后他們的思想變化和生存狀態，簡單化地、粗暴地歸之為“貳臣”，實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陣勢。

　　作為歷史過來人，曾先生無法接受以這種方式抨擊他所愛戴的巴金。於是，這位性情中人，拍案而起，奮筆直書，予以反駁。文章發表之前，他寄來校樣並附下面一信：

　　李輝兄：

　　別來又易春秋，想忙中一切都好！

　　今寄奉由耀明兄將發於《明報》月刊的兩篇文章，十月一日出版。於頻是我以筆名批斥朱建國的，他作了回應，看來我得再寫文章，對朱打著“清高”幌子，實則販賣“左毒”的言行痛加駁斥，想來您不會同意他標榜的“新貳臣”標准吧？

　　寄上的文章，我以《談貳臣傳》為題，是排版時的清樣，發表時耀明改為《巴金豈是失節的貳臣？》，因復印字跡不清，（傳真）所以附上我原題的清樣以資對照。

　　……

　　也許我會到了內地打電話與您交談。

　　祝

　　文安

　　應紅均此問好

　　曾敏之

　　98.9.24

　　其間，我們通過電話，聊了很久。

　　在香港發生的這一激烈爭論，漸漸平息。

　　十幾年已然過去。現實情況是，巴金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他在《隨想錄》中提出的諸多命題，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推移，或者因簡單、粗暴的貶低，被人們遺忘，更沒有過時。相反，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願意走進歷史深處，追尋真相，直面歷史，此時，他們的所作所為，晚年巴金曾以衰老之軀而身體力行，在他們發出的聲音裡，可以聽到巴金呼吁之聲的回響。

　　三

　　交友甚廣，捐贈數百封文人書信

　　一次意外見到曾先生，是在2009年夏天。

　　我應《南方都市報》之邀，前往廣州文化講壇做一演講。演講結束，才發現九十二歲的曾先生也坐在台下。他告訴我，這些年，他長住廣州，看到報紙上的預告，就專門來了。見到高齡的他，居然坐了兩個多小時動也不動，我很感動。閑聊幾句后，如在香港時一樣，他執意要請我吃飯，還說，再約幾位廣州文友。他約好時間，留給我酒店地址。

　　第二天，我如期前往酒店，找到說好的包間，可是空無一人。他沒有手機，打到他家，保姆又不會說普通話，無法溝通。我等了好久好久，無奈中隻好悻悻而去。幾個小時后，我的手機響了。原來他們去的人多，臨時換了一個包間。他們沒有想到，服務員未能明白告知我。他忘記帶我的手機，大家隻能等，等了很久才開席。電話中，曾先生說，他擔心我人生地不熟，出了什麼故障。對我的爽約缺席，曾先生沒有一丁點兒的抱怨，這更讓我懊惱，愧疚。

　　這便是曾先生，總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真誠待人，寬以待人。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巴金的遺風。

　　2013年，我與曾先生通信最多，主要與他向巴金故居捐獻信件相關。

　　年初，我寫信給曾先生，並附寄一份新出的《人民日報》“大地”副刊。副刊上，新開設一個專欄“名家書簡”。我知道，他的文壇交往既廣且深，一定會有一些有內容、有趣的往來書簡。我請他抽時間挑選幾封寄來，以為該專欄增光添彩。很快，他就回信，並寄來王辛笛、饒宗頤、白先勇等人寫給他的信，讓我挑選。

　　未承想，就是這樣一次約稿，漸漸延伸為他決定向巴金故居捐獻一批書信的大事。

　　曾先生非常爽快地答應將巴金來信，以及已經整理出來的其他數百封文人來信，一並捐獻給巴金故居，這一過程還不到一個月。他對巴金的深厚情感，由此可見。

　　2013年4月，我有了一次廣州之行。在廣州，與我同去看望他的，還有巴金故居的常務副館長周立民先生。

　　九十六歲的曾先生，神清氣爽，聲如洪鐘，一點兒也看不出已是年近百歲的老人。曾先生做事極為麻利認真，井井有條。他帶我們走進書房，拿出一個個卷宗，所有來信均按人分門別類清清楚楚，並且，盡可能每個人寫有簡介，信件也大致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他沒有助手，保姆也隻負責照顧起居，這些瑣碎費力的整理工作，都是他一人處理。拿到卷宗，我們隻能感慨萬分，為之嘆服。當然，我也能感覺到，對將這些書信捐給巴金故居，曾先生的確非常開心。

　　他執意留下我們在家裡吃飯。他擺上菜，拿出一瓶白酒，斟滿兩杯酒，我們兩人對飲。滴酒不沾的周立民，在一旁羨慕地看著我倆高談闊論，舉杯，干杯。九十六歲的他，酒量還是那麼大，干杯還是那麼爽，一個勁兒地想不斷斟酒。我擔心老人過於興奮，幾杯之后，堅決制止，強行將酒瓶從他手中奪走，他這才罷休。

　　簡簡單單的一次午餐，有如此難得的對飲，遠勝過其他。那種興奮，那種在他面前無拘無束的聊天，走筆至此，感受依然強烈。

　　事情沒有結束。按照慣例，如今一般接受捐獻的部門，應對捐獻者略作經濟獎勵。我告訴曾先生，但他執意不肯，一再強調分文不取。既然如此，我想還是應該以別的方式予以彌補。曾先生善寫舊體詩，書法也佳，正好見到新出吳小如自書詩線裝本，頗有收藏價值，我便寄去一冊，希望他能從自己所寫詩詞中，挑選若干自書，也為他出版一本線裝本供人欣賞。這一次，他還是謝絕了。

　　最終，除了印制一本《曾敏之捐贈書信匯編》手稿本之外，我們什麼事情也沒有為曾先生做。

　　在這樣一位至真至誠、淡泊名利的老人面前，還能說什麼呢？

　　如今，先生永遠走了。走筆至此，幾天前他的洪亮聲音仿佛又在耳邊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