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語者》：以口述史見証蘇聯民眾生活

　　【致敬辭】

　　這是一部血淚之書。數以千萬的蘇聯人以慘痛的經驗，甚至生命為代價，在嚴酷的極權體制下，發出痛苦的呻吟。時有可能飛來橫禍，生命喪失習以為常，親情被舉報撕裂，友誼因政治隔離……當強大的國家暴力時刻籠罩在頭頂，當無處不在的恐怖深深盤踞在心底，耳語成為蘇聯人傳遞真實想法的唯一方式，沉默成為自我保護的不二選擇。

　　這是一部教訓之書。從最初對屠殺和鎮壓的恐懼，到接受嚴厲的斯大林主義﹔從習慣既成現實的不公與邪惡，到成為斯大林主義的一部分，蘇聯人因煉獄之旅的慘狀而順從和馴服。

　　這更是一部反省之書。當權力的鐵蹄踐踏民眾時，人們有理由自問，是誰喚起了如此囂張的利維坦？當國家犯罪公然盛行時，自己負有怎樣的責任？

　　隻要罪惡沒有被徹底清算，悲劇就可能再次重演。20世紀極權政治的罪行與黑暗遠遠沒有被充分暴露。《耳語者》見証了極權社會人性的扭曲，以及警察國家裡眾多被犧牲者的生活。雖然沉默沒有被真正打破，民眾對斯大林體制的控訴，卻經由《耳語者》的記錄而得以部分保存。忘往事者失雙目，就此，我們致敬《耳語者》！

　　【書摘】

　　《耳語者》有一段較長的歷史，它的醞釀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我還在莫斯科做研究生時期的研究。我是專攻俄國革命和內戰的，渴望能遇上仍能記得那段歲月的人，結果成了熱尼婭·戈洛夫尼亞的好朋友。她是電影攝影師阿納托利·戈洛夫尼亞的孫女，她把我介紹給她的朋友——都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之后的幾個月中，我拜訪了大約十來個她的朋友，大多數是老太太。但她們當時太小，記不起內戰時期﹔現在又太緊張，不願詳盡披露鑄造自己人生的那段歷史，即斯大林的統治時期。

　　我涉獵口述歷史的第一次嘗試，教我學會了珍惜家庭記憶，以制衡蘇維埃歷史的官方敘述。1991年之后，我再次考慮就“耳語者”這個主題做一些研究並寫出一本書的可能性。其時，有關斯大林迫害的個人回憶錄，突如潮水一般洶涌出現，更激起了我的熱望。但我的直覺是，就整體而言，老年人仍不願拋頭露面。

　　從某方面來看，我錯了。20世紀90年代初，現在被廣泛認作口述歷史在前蘇聯的鼎盛時期，特別是對照於普京時期，威權政府的復辟已驅使許多俄羅斯人回到沉默寡言的舊習慣。從另一方面看，我的直覺又是正確的。在第一個高峰時期，人們亟想記錄的只是受迫害的真相，以及逮捕、監禁、平反的細節，而不是塑造自己人生的內心創傷、對背叛的耿耿於懷、對失去親情的痛苦回憶。

　　在學會了耳語的俄羅斯，對蘇維埃歷史的追憶又充斥著編造的神話和意識形態，這些缺陷因此變得格外麻煩。數百萬人曾因出言不慎而遭告發，鋃鐺下獄。許多有此經歷的老年人，看到手持麥克風（與克格勃挂鉤的設備）的研究人員，馬上變得格外謹慎。這些幸存者出於恐懼、羞恥、禁欲主義，壓抑和遏制自己的痛苦回憶。很多人無法反思過去的生活，因為他們已習慣於逃避令人尷尬的問題，包括做出怎樣的道德選擇，來界定自己在蘇維埃制度中的成功。其他人則不願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往往以事后諸葛的動機和信仰，作出各種各樣的辯解。盡管有這些挑戰，在很多方面又恰恰因為如此，處理得當的口述歷史，可為專門研究私人生活的歷史學家提供巨大的好處。這意味著要對照家庭和公共檔案的書面記錄，盡可能嚴格地核查受訪者的証據。

　　《耳語者》引述的數百份家庭檔案（信件、日記、私人文件、回憶錄、照片、實物），迄今都被斯大林恐怖時期的幸存者藏匿在俄羅斯各地的秘密抽屜中或床墊下。我們在每戶人家仔細採訪年齡最長的成員，隻有他們方能解說這些私人文件，並將之與諱莫如深的家史挂上鉤。與本書相關的口述歷史項目，側重於家庭和個人的內心世界，明顯不同於以往的口述歷史，后者主要是社會學的，比較關注恐怖時期的外部細節和古拉格的經歷。這些資料組成了一份特殊檔案，是斯大林時代私人生活的最大文件匯集之一。

　　《耳語者》所講述的這些家庭，代表了蘇維埃社會相當廣泛的橫截面。他們具有各式社會背景，來自俄羅斯各地的城市、集鎮、村庄，既有遭受迫害的，也有參與鎮壓的。他們或在內務人民委員會任職，或是古拉格管理人員。另外還有未受影響的家庭，但從統計學的角度看，其數量極少。

　　《耳語者》憑借這些材料，圖解了整整一代人的故事。他們生於革命初期，主要在1917年到1925年之間，其經歷隨蘇維埃制度的軌跡波動而變遷。到了后面的章節，本書又為他們的后裔提供發言機會。為了理解該制度的遺毒，多代跟蹤的方式很重要。在四分之三個世紀中，蘇維埃制度對家庭的道德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尚無其他的極權制度對其臣民的私人生活造成如此深遠的沖擊。

　　本書的與眾不同之處，還在於以長遠眼光來看待斯大林現象。有關這一題材的現有歷史敘述，主要集中於20世紀30年代-仿佛隻要弄清1937年至1938年的大恐怖，就可把握斯大林政權的本質。但大恐怖只是斯大林統治時期中最為凶殘的一段（它佔了1917年至1955年政治處決案件中的85％），只是一系列浪潮般涌來的迫害之一（1918-1921、1928-1931、1934-1935、1937-1938、1943-1946、1948-1953），每一次都吞噬許多人的性命。古拉格勞改營和“特殊定居地”人口數量的頂峰並不在1938年，而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幾十年，數百萬人仍身受其漫長暴政的遺毒。

　　摘自《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