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故宮大掌門侯愷逝世 曾在左權殉國戰爭中逃生

　　民間故宮大掌門侯愷人去情在業界盛贊：高壓下他主政的榮寶齋沒有打過一個右派，在歷次運動中沒有整過一個人世人感嘆：幾百件名家名作像流水一樣散盡，家中隻剩名人一幅字、一幅畫、一把扇子

　　劉紅慶

　　2月14日中午12點50分，當很多異鄉人奔走在回家的路上，而大街上的年輕人忙著與情人約會的時候，在北京南城萬明路家中，被譽為“民間故宮掌門人”的榮寶齋老經理侯愷，安靜地走完了自己93年的人生歷程。

　　侯愷無疑是優秀黨員，功績卓著的中國書畫藝術傳播者和經營者。他27歲主政瀕臨破產的琉璃廠南紙店——榮寶齋，為了不存私見，侯愷放棄了自己的美術創作。正由於他苦心經營，榮寶齋在短短幾年時間內，成為最有價值的文化品牌。

　　侯愷的一生，對保護國家文化遺產，向世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上中央電視台的《東方之子》，成了“新中國60年百名優秀出版人物”之一，都不足以體現他的全部價值。他的老朋友黃永玉感慨地說：“侯愷，好人！”

　　山裡少年的擔憂：“沒有山？天掉下來怎麼辦？”

　　侯愷喜歡把自己的出生年份說成“民國十一年”，那是1922年。那年農歷四月初六，他出生在山西河北交際處的太行山遼縣。雖然家庭貧困，但深愛著他的父親，讓他入了冬學，他“念滑嘴”背會了《百家姓》、《三字經》、《上論語》等蒙學讀物，但是並不認識文字。因為在山裡成長，所以，一次父親和他說，到了太谷陽邑，就沒有山了。“沒有山了？天掉下來怎麼辦？”少年侯愷想：“老天爺有大山給撐著，多放心啊！”

　　1936年，年僅14歲的侯愷進了縣城，好在縣城也有山。他在華豐蛋廠打雜。第二年7月，因日本入侵，蛋廠倒閉，他隻得返鄉繼續為地主干農活。

　　侯愷第一次出門遠行，一口氣兩天走了三個省四個縣，從太行山到了河北大平原。

　　1938年5月，遼縣召開抗日總動員大會，檢閱各抗日組織、團體，兒童團也是其中之一。於是各自然村膽子大一點的小孩就被集中到縣城參加大會。會后，他被留在縣裡集訓。到了年底，上級決定派人到冀西開辟我們黨的報紙、書刊發行工作，但派誰去呢？

　　單位共有十幾個人，負責人是外地來的知識分子，年歲比較大。除了一個炊事員和一個通訊員，大家都是縣城上過高小的年輕人，雖都比侯愷大，但也大不了多少。他們說：“東鄉的大山裡常有狼群虎豹出沒，到冀西必經那裡，危險難免。小侯是東山裡長大的，對地形熟，又有與虎狼周旋的經驗，他去比較合適。”當他們征求侯愷意見時，侯愷毫不含糊欣然應允。

　　事情定下來后，侯愷便帶上通訊員和129師政治部的介紹信出發了。離開遼縣縣城往東，山愈來愈深，路愈來愈險，翻越一座座高山峻嶺，攀十八盤，登摩天嶺，從山西經河南入河北，穿越大半個遼縣，掠過涉縣邊界，到達武安辦完事，轉赴邢台地區，住在漿水川抗日縣政府所在地。在這裡，侯愷第一次看到沒有高山支撐，天也高高地浮在上邊，人們並不害怕它傾塌。這時候，他才不由地想，少年時的擔心，是怎樣的多余。

　　在河北，侯愷第一次在他鄉過年，不過從此也再沒有機會回家鄉過春節了。

　　在左權將軍殉國的“十字嶺血戰”中死裡逃生

　　1941年秋，“太行魯藝”招生，19歲的侯愷報了名。冬天，他考入魯藝美術系，同時任魯藝教務干事。1942年5月，日軍對太行山進行“五月”大掃蕩，在左權將軍殉國的那場“十字嶺血戰”中，侯愷死裡逃生。

　　他曾向筆者回憶說：“一條長40華裡，寬不過丈許的峽谷，人在谷底，插翅難飛。敵人堵截在前，追趕在后，飛機順著峽谷掃射轟炸，整個峽谷幾乎成了血河肉海。敵機發泄完從我們的視野裡消逝了，臉色鐵青的羅瑞卿拄著一根木棍艱難地走了過來，與他同行的還有后勤部長楊立三等幾位領導。羅瑞卿給大家鼓勁說，雖然我們腹背受敵，但隻要堅持到太陽落山，就有突圍的希望，這左邊的小山溝給我們留著生路吶！”

　　更大的一枚重型炸彈落在侯愷左側，火光沖天，彈片石塊塵土頃刻間?裡啪啦把瘦小的侯愷淹沒。他想：“這下一定完了！”

　　“我真的死了嗎？”又一枚炸彈落到右側的峽谷，光焰刺眼，侯愷想：“我可能沒有死。”他側身問寫了《王貴與李香香》的詩人李季：“怎麼樣？”

　　“也許是彈片落下來燙了一家伙。”

　　兩人禁不住都笑了起來。

　　這場血戰，左權將軍犧牲了。當年7月7日，太行軍民公祭左權將軍，侯愷參與了左權將軍巨幅遺像的繪制。

　　1942年9月太行魯藝停辦，侯愷等魯藝學員被送往延安深造。當到達晉西北120師司令部時，賀龍勸他們留在晉西北創辦“晉綏魯藝”。一年后，“晉綏魯藝”停辦，侯愷被調往晉綏抗日救國聯合會任文書科長。1944年秋，晉綏邊區新民主主義教育實驗學校成立，侯愷出任教務干事﹔其美術作品《鋤頭與槍杆》獲七七七文藝乙等獎，獎金200元。

　　1946年春，由著名作家孫謙主持，侯愷與杏花村汾酒廠老板的女兒楊娜結婚。1947年冬，回到太行根據地進入華北新華書店總店編輯部工作，為《大眾報》美編。這期間，他與趙樹理共事，並受益匪淺。1948年冬，在石家庄出任大眾美術社副總經理、編輯室主任。1949年底，在妻子去世一年后，侯愷與話劇演員白燕結婚。進京后，侯愷在國家出版總署任美術科長。1950年夏，27歲的侯愷，出任榮寶齋黨委書記、經理。

　　初入榮寶齋，侯愷經常一籌莫展

　　初入榮寶齋，從革命根據地槍林彈雨中出來的侯愷頗多困惑。經營生產什麼？服務對象是誰？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侯愷一籌莫展，經常一個人跑到天壇祈年殿前的石板甬道上仰天苦思。

　　老榮寶齋經營的是古玩字畫、文房四寶，附設小作坊、木版水印生產一些詩箋之類，服務對象大抵是一些文人墨客、士大夫悠閑階層及一部分政界人士、少數漢奸、販毒暴發戶等。這一切與侯愷從革命根據地所受教育形成的觀念格格不入，他認為老榮寶齋的一套模式與新民主主義教育毫無關系。為了面向廣大工農大眾，他把店堂裡的古玩字畫換成領袖像、連環畫和新畫報。許多年后侯愷告訴筆者：“開始時把榮寶齋搞了個一塌糊涂。”說這話時，他自嘲地笑著，笑容天真而燦爛。

　　在主管部門領導和文化界名流的啟發下，侯愷逐漸明確了榮寶齋的發展方向。他想，榮寶齋不是雜貨店，它不承擔直接面對廣大民眾的責任與義務。榮寶齋為工農兵服務，是間接的，即通過古玩字畫，展現我國勞動人民創造的悠久歷史、燦爛文明。於是，榮寶齋的辦店方針明確了，侯愷說：“以其業務所長，對內進行了愛國主義教育，對外增進國際文化交流。”

　　為了充分發掘和展示我國源遠流長的繪畫傳統，侯愷在榮寶齋原有藏品的基礎上，提出在榮寶齋內創辦《中國繪畫的源流與發展》大型展覽這一宏大構想。他積極從民間收集歷代名家名作，將國寶級文物送交故宮博物院等各地博物館，同時將故宮和各地博物館的多余藏品拿回榮寶齋。他以自己的個人魅力團結了一大批古玩鑒賞專家，確立了榮寶齋的良好信譽，贏得了故宮等各地文物單位的贊賞與支持。

　　故宮博物院和遼寧博物館有一些曠世奇寶，如唐代名品《簪花仕女圖》、五代《韓熙載夜宴圖》、宋代的《清明上河圖》，它們不僅是繪畫史上的珍品，而且對研究唐宋社會風情都有重要的價值。但是由於它們獨一無二，許多人難睹其芳容，為此，侯愷提出由榮寶齋組織畫師、技工復制這些名作，以期有更多的人更方便地看到它們。

　　侯愷的提議得到北京故宮和遼寧方面的允諾。他們提出，要復制就復制兩幅，榮寶齋拿走一幅，留一幅供故宮展出，而真品則收藏起來妥善存之。

　　榮寶齋與故宮的合作開始了，侯愷心目中的《中國繪畫的源流與發展》大型展覽也在一步步實現著。在這一過程中，榮寶齋聚集了各朝各代名家各派的大批杰出作品或其復制品。選其代表作採用木版水印法復制銷售，木版水印這門技藝也在不斷探索中，由起初隻能復制盈尺小幅發展到復制丈二尺幅的大張巨幅，由紙本發展到絹印本。

　　在這一過程中，榮寶齋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取得了雙豐收。榮寶齋前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然而，1966年榮寶齋成了“大黑店”，侯愷為工農兵服務的“間接論”方針受到無情批判，《中國繪畫的源流與發展》也流產了。然而侯愷和他的同仁們為此收集、復制出的大量作品，卻成了榮寶齋的“鎮齋之寶”，使榮寶齋贏得了“民間故宮”的美譽。

　　甘做“店小二”，但從不依傍書畫名家自己發財

　　侯愷常對人說：“我一輩子就是個‘店小二’。”為了能給當代書畫家們提供一流的創作材料，榮寶齋取華夏山河之靈氣，醞釀成品中之品，監制了紙、筆、墨，讓畫家用得放心。

　　侯愷曾三下安徽涇縣，深入宣紙生產第一線調研，根據書畫家的要求，對質量指標提出量化要求。他細心了解了宣紙生產的全過程，對每一道工序可能存在的問題以及對紙質提高形成何種影響了如指掌，侯愷當年向國家有關部門尋求對涇縣生產宣紙予以支持取得效果，許多年后侯愷再到涇縣，那裡的宣紙生產已成集團公司，他們說：“沒有榮寶齋的指導與支持，就沒有涇縣宣紙業的今天。”

　　當年侯愷了解到，制作毛筆缺乏優質狼毫是因為我國東北的黃狼皮大量出口，而制作毛筆卻需要從國外進口黃狼尾巴。每買進一條尾巴，花費是出口幾條黃狼皮卻賺不回的錢。侯愷向中央有關部門匯報了這一情況，東北方面馬上做出反應：我們的黃狼皮不出口了，我們協助榮寶齋做成毛筆再賣！

　　1958年，傅抱石、關山月共同為人民大會堂創作《江山如此多嬌》，榮寶齋承擔了所有的后勤服務。傅抱石在創作中缺什麼東西，總說：“家裡拿去。”人們問：“你的家不在北京呀？”傅說：“‘畫家之家’，榮寶齋嘛！”

　　敬重畫家，但是不依傍畫家，自己更不會靠畫家賺錢。侯愷說：“我有兩個原則，一是，寶劍贈英雄。畫家們給我的畫，我大都給了另外一些欣賞它們的人，供其參考學習﹔二是，沒錢寧願脫了褲子賣，也不能賣朋友們給我的贈畫。”

　　幾百件名家名作在侯愷手裡像流水一樣散盡。晚年，侯愷家隻有一幅郭沫若的字、一幅吳作人的畫、一把啟功寫的扇子。郭沫若的字是書法家李鐸借去又送還的，吳作人的畫也是一家出版社印挂歷借去送還的。侯愷說：“如果他們不還，我也不會記得這事。”許多畫都有去無回，侯愷說：“李鐸是個有良知的好人，讓我晚年還能看到一點大師們曾經給我的友愛。”

　　運動中不曾整人，不戒煙有自己的理由

　　在榮寶齋工作了36年，侯愷贏得了上上下下的贊揚。作為一個共產黨干部，最為難得的是，在歷次運動中，他沒有整過一個人。當反右運動開始后，上面給的壓力很大，像榮寶齋這樣與傳統文化打交道的單位，有不少傳統文化的痴迷者，其家庭背景也各不相同。“右派”有人數要求，侯愷卻一個也提交不出來。上級領導指責侯愷：“別人打老虎，你連個蒼蠅也打不了！”

　　侯愷一瞪眼：“榮寶齋生意我最清楚，你們說我打不了，你們去當經理，這經理我不干了！要打先打我！”

　　不少懷疑自己可能有各種問題的人，在侯愷的保護下，躲過人生劫難。不過，話雖說得痛快，面對上面左右搖擺的瞎指揮，侯愷也非常犯難。他經常獨自到天壇公園坐在那裡苦思冥想。所以，那裡被榮寶齋人親切地稱為“侯愷發愁處”！

　　侯愷一生愛抽煙、愛喝酒。很多時候有人勸他戒煙，說：“抽煙不利於健康！”侯愷不屑地反問道：“哼，賀老總(賀龍)是抽煙抽死的？彭老總(彭德懷)是抽煙抽死的？”

　　在他參加革命的早年，在晉西北曾在賀龍手下工作，在太行山曾在彭德懷手下工作。而賀龍、彭德懷的遭遇，也讓他這個老部下一生有點忿忿然。他說：“天下難道是一個人打下來的？”

　　侯愷有四個兒子，侯愷叫他們是“四條漢子”。受家庭影響，他的四個兒子都成了畫家。其中次子侯曉明山西大學美術系畢業，和著名電影導演米家山是同班同學。

　　侯愷晚年一直由四子、著名國畫家侯曉東陪伴。父親去世后，侯曉東接受了記者電話採訪。他說，雖然近半年來父親的身體已大不如前，最近還出現了大小便失禁的情況，但是按照老人的一般狀態，還算好。因為快過年了，侯曉東還約了清華池的師傅來為父親修腳。老人對過年也非常樂觀。可是，14日中午喝酸奶嗆著了，造成呼吸困難。家人趕緊撥打醫院電話，等醫生趕到的時候，老人又恢復了正常。家人、醫生商量索性讓老人到醫院檢查一下，就給侯愷穿外衣。侯愷問：“為什麼穿衣服？”“去醫院。”侯愷問：“為什麼要去醫院？”家人、醫生耐心解釋。就在這個過程中，侯愷突然不好，然后就徹底放下了他熱愛一輩子的文化事業。

　　今天，在北京八寶山東大廳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中國書畫界、榮寶齋和親戚朋友，將最后與侯愷告別。在馬年即將過去的時候，侯愷為自己正直的藝術人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但是，中國書畫界會記得他，因為他的人品、作風、功績值得后人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