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鴻明憶走唱歲月：沒有張宇刺激 我就是個職員

　　當年總在一起的游鴻明與張宇、凡人，如今也會經常聚在一起，偶爾還會在社交網絡上晒合影。

　　千禧年交替，無數人曾被那一曲《下沙》洗過耳朵，並記住了游鴻明。卡帶裡這個略撕心裂肺的聲音被無限循環，《戀上一個人》《21個人》《國王的新歌》成為了療愈經典，鎖定著許多與音樂相關的記憶。線索鋪開，《讓我取暖》《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等出自游鴻明之手的作品至今在K房裡依然存有生命力。在歌壇台前幕后起伏多年，他已是不折不扣的前輩。經歷了四年的打磨和修煉，他再次帶著新專輯《最近的游鴻明》回到舞台之上，以一種對話的姿態聊聊最近的自己，並用歌聲再次拉近與歌迷間的距離。

　　最近的游鴻明

　　一場手術

　　差點在夢中終止呼吸

　　新京報：新專輯《最近的游鴻明》很巧妙，似乎在呼應大家近些年的好奇。

　　游鴻明：四年沒出唱片，但並沒有在家裡停下腳步。只是沒有正式發片，看起來似乎有一段停滯期。這張新專輯有兩個概念，時間上和空間上的。《最近的游鴻明》一語雙關。這個是填詞人何啟弘的想法，因為他寫了《最遠的身邊》，因此想到《最近的游鴻明》，做一個對應。告訴大家游鴻明最近在做什麼。

　　新京報：去年4月，你完成了一場鼻腔及聲帶方面的手術，這個前后的狀況是怎麼樣的？對你唱歌會不會有影響？

　　游鴻明：我從小就有鼻炎，過敏體質。因為職業病，喉嚨動不動就扁桃體發炎。我做的懸雍垂割除，是個很復雜的手術。這個病情有五六年了，最初發病是一次演唱會完畢，喝了一杯冰水，之后喉嚨瞬間過敏般的腫起來，塞住，50秒內就窒息了。醫生說如果不手術，也許就會在夢中發病終止呼吸，很危險，但手術的話共鳴位置會改變。總之戰戰兢兢的，一直等了很多年，觀察到醫療進步，它已經可以變成小手術，我才不害怕了。我本來也不屬於飆高音的歌手，重低音的，所以還好。這個手術挺普遍，只是工程比較多。休養半年后就好很多，假音沒有受影響。

　　不同的是每次唱歌熱身、開嗓需要從前兩三倍的時間。因為作品是我自己動手，因此寫歌的時候我會考量自己能掌握的范圍。（笑）

　　一輪改變

　　很多新人不注重積累

　　新京報：在這張專輯中我們發現了諸如《無限速》《讓初戀像昨天》很多與以往風格不同的作品，這些改變與手術有關聯嗎？

　　游鴻明：即便不動手術，其實從上張專輯開始，我的風格就有所變化。少唱那些撕心裂肺的歌，而是比較重視節奏，口吻化的歌曲比較多。特別是與有想法、有創意的獨立樂團嘗試合作。現在很少人能發一張專輯就能大小通吃，獨立樂團以前賣1500張，正式歌手賣幾十萬張，但現在兩者之間的距離在縮小。載體已經有巨大的轉變，所以歌手更在乎傳唱度，而不是銷量。

　　新京報：說到新老歌手碰撞，作為前輩怎麼看如今新人的狀態？

　　游鴻明：老歌手對流行音樂演變的認識，更重視旋律和錄音的品質。那時候真是走唱歌手，一點點累積起來。新歌手，能夠在《中國好聲音》那些節目中被篩選出來，一定是異於常人，有歌喉和爆發力。溫柔婉約是比不了這類比賽的，都是力量型的。江山代有才人出，他們有與生俱來的天賦，在這麼多人裡脫穎而出，但缺乏基礎的訓練，應該要有一些對樂器、對寫曲的基本認識。因為你不可能永遠飆高音，一招半式闖江湖是很危險的。被高高舉起，又很快重重摔下來，失落感很重。當評委看到很多選手一開始被唱片公司捧在手心，一旦失去市場摔得很重，人生失落感很大。所以新人有作詞作曲的能力，美學的能力，服裝造型，各方面都准備好了，走十年也不會被淘汰。新人容易忽略這一點，或者他們根本沒有充電機會，到處去演出。

　　在歌壇能維持十年以上的，其實都可以去當客座老師，傳授一些經驗，社會大學學到的東西更多、更實用。

　　當年的游鴻明

　　老友記

　　走唱歲月裡，張宇是冷面笑匠

　　說到在木吉他民歌西餐廳駐唱，那真是“走唱歲月”，我們每個人在出道前都經歷過四到六年那樣的日子。背著吉他、騎著摩托，一家店一家店地去跑場子，每個人每天要唱三到五場。那會兒在台上80%唱的是流行歌曲。《龍的傳人》《外婆的澎湖灣》這種，當時流行什麼唱什麼。唱歌的能力就是那個時候培養的。那時我們每個人都是排行榜風向標，最近一周流行什麼，從客人的點歌單就可以洞悉到。很多作品開始打歌，我們就要去學，基本聽兩遍就要會，歌詞通常會謄寫在本子上，因為有可能很快出現在點歌單上。我曾經與張宇、凡人二重唱（莫凡、袁惟仁）搭檔過兩年。白天我們各自為政，晚上合唱，我和張宇唱完了，去袁惟仁和莫凡的場子再去鬧，一堆人作秀、講段子。那個時候張宇是最冷靜的角色，唱歌獨樹一幟，不像現在愛耍寶。莫凡、袁惟仁則負責耍寶，我和張宇是冷面笑匠。很多人不是來聽唱歌的，是聽我們怎麼鬧場的。九十點唱完，聚在一起吃夜宵、聊天，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不知不覺完成了一部分音樂功底的交流。張宇會告訴我他當李宗盛門徒時遇到的事情，李宗盛提醒他應該注意什麼。袁惟仁經常跟陳升混在一起，會講陳升是怎樣的狀態，有時候我們也聊樂器，會撞擊出很多新的東西，用在創作裡，就像武林中人的比武過程。1993年，我剛發片，他們已經是歌手了，張宇早我一年，“凡人”早我兩年。成立歌友會那天，他們都來站台。張宇很早就開始寫歌，袁惟仁中學時就開始創作，我在他們身上獲得了很多養分，激發出血液中的音樂天分。如果我沒有遇上他們，可能現在只是個公司的職員。很多事情是需要刺激的，是他們刺激了我，激活了我的天賦。就像《天龍八部》裡的段譽，老天賦予了你很好的體質，你又學了“吸星大法”，獲取前輩的功力。

　　巔峰過

　　《下沙》火，靠洗腦+砸錢營銷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歌手是幸運的。隻有在那個時代與環境，才可能發生人們會反復聽一張卡帶或者CD的情況。流行音樂之所以流行，就是一個洗腦的過程。我們也曾經被洗腦，聽王杰聽蘇芮。人是可以被音符反復洗腦的，不停地聽，他就會在你心裡留下印跡。經過二十年，你再聽到他們的聲音，會記起那時候發生的事情與細節。如今我們可選擇的東西太多，大概不會再有這樣的機會去反復聽一首歌。好比你有兩件衣服，會很珍惜，但你有兩千件的時候，就只是會打開衣櫥隨便拿一件。

　　旋律經過篩選，加上好的宣傳，才會被人記住。2000年前后，誰的宣傳費多，誰的唱片一定會火。比如上華唱片，很懂得怎麼樣運用商業手法的推廣，因此旗下藝人走紅的機會是其他人的幾倍。《下沙》也一樣，如果你隻聽兩次，也就過去了。當然，有些人是被MV中的沙漠震撼到。

　　那是一個可以把音樂聽到心裡的年代，現在的音樂大部分是快餐式的，聽眾獲取信息的渠道太廉價，創作的人心態也不太健康，覺得隻要快速完成或靠運氣。我倒不認為現在的人不會寫旋律，而是載體的變化造成我們的錯覺。好音符很多，只是你沒有發現的機會。

　　採寫/新京報記者 古珺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