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兵一生謹慎,為的是不辱沒其父佟麟閣之名。
宋哲元外甥女李惠蘭一直在為29軍的后人奔走,隻為大家能抱團聚合。
曾經的29軍成員楊雲峰演示大刀。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 翻拍
何玟講述父親何基灃1937年率軍在盧溝橋奮戰的細節。本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紀念館】
民間收藏家原啟長收藏的29軍抗戰時所用大刀。駐守盧溝橋的29軍,以大刀隊威名遠播。上世紀80年代的一個春天,聽說盧溝橋下的永定河要清理河道,原啟長托人現場蹲守,最后發現了一把。
【人物小傳】
李惠蘭(83歲):國民革命軍陸軍第29軍軍長宋哲元(1937年時任)的外甥女。曾是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佟兵(90歲):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之子。曾是北京第二人民醫院藥劑師。
何玟(79歲)、何瑗(71歲),第29軍110旅旅長何基灃之后。退休前,何玟是北京東方化工廠工程師。何瑗系北京晨光印刷廠廠長。
77年過去了,守衛盧溝橋的29軍的后人,也到了白發蒼蒼的年齡。
父輩抗日,血脈相承,這群老人決定以29軍后人的名義,做點事情。
他們大都活過了父輩離世時的年齡。
90歲的佟兵,說起歲數就搖頭,他說活了父親兩倍的歲月,卻一事無成。
佟麟閣1937年7月28日戰死時,45歲。
83歲的李惠蘭,叫宋哲元舅舅。她記憶最深的影像,是宋哲元1937年5月回山東老家。
一間房,半間是炕。宋哲元盤腿端坐在大炕的中央,宋家的男孩子一個挨一個地在炕上翻跟頭。誰翻不過去,他就抬手扶一把。
李惠蘭圍在一邊看熱鬧。舅舅說,練好了,打鬼子。
佩劍將軍何基灃的兒子何瑗,說起1937年日本鬼子拔刀,父親一雙豹子眼瞪過去。這個71歲的老印刷工人立刻雙目圓睜,活靈活現。
29軍將領的后人是他們共同的標簽。
見了面,他們按照對方在家裡的排名,稱呼二哥或者大姐。聚時最常提起的依然是29軍大刀隊和七七事變。
一輩子的榮耀。
他們想抱團做點事。“就為了抗日烈士”,李惠蘭說。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他們需要對抗的是時間、誤解、貧窮還有歷史的迷霧。
先烈墳塚,以碑為証
向心力來自一場危機。
遵化縣石門鎮,一個破敗的陵園裡,安葬著29軍的陣亡官兵。
1933年,29軍在喜峰口抗擊日寇,大刀隊夜襲敵營,一戰成名。專為此戰寫的《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傳唱南北。
李惠蘭第一次看到這個墓園時,“心裡發疼”。
喜峰口之戰就地收殮的36麻袋尸骨,葬在一個磚墳裡。風吹雨淋,用洋灰抹上的磚縫都已裂開。另外280位陣亡官兵的墳成了平地,長滿青草。墓磚大多不知所蹤。
2008年,看墳的席連生給李惠蘭打了個電話。說有開發商看上了這塊墓地。
后來,開發商也找到了李惠蘭,“給烈士們挪挪地方吧?”
這塊陵園風水好,距離清東陵不過十幾公裡,有人想建商用的墓地。
李惠蘭好幾天睡不著覺。烈士們連墳頭都沒有了,尸骨再讓鏟車給推了?那我們這些人死了還能閉眼嗎?
她給相熟的幾個29軍后代打電話,幾個老太太第一反應是,到陵園當坐地炮去。
坐地炮,耍賴,躺在地上不起來。看誰敢拆。但是,一把年紀能撐幾天?
一合計,還是找大伙去。北京聚餐,來了三桌。
頭一晚,趙學芬(趙登禹將軍之女)、李惠蘭、何玟、馮炳如(馮治安將軍之女)訂好了計劃。
在飯桌上一說這事,“炸了鍋了”。
群情激憤。李惠蘭說了她們的主意,趁著開發商沒動手,咱們立兩塊紀念碑。
有了碑,他們就有了忌憚。
沒的說,都同意。一共捐了一萬八千塊錢。用最好的黑色花崗岩刻的金字。“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立碑人寫的是父輩的名字,在一連串著名將領后面,簡單地寫了兩個字——后代。
最后刻碑的錢差了2000。准備補上時,刻碑人說,差的錢不要了,我也給烈士們捐一份。
席連生刨了坑,穩穩地把這碑立上了。
開發商沒有再來。
2010年清明節后,這些立碑的后人都到了陵園。
李惠蘭說收了大家的錢,沒有收條,“以碑為証”。
那天,大家拿著大刀進行曲的歌片放聲唱,繞著墓園一遍遍地走。金振中(1937年守衛盧溝橋的營長)的兒子金天愚說,有人流著淚講自己父親的故事。
其實大家都聽了很多遍。但還是願意聽。
“沒有這些士兵,就沒有我們的父親。”何玟說,遵化這個墓,把零零散散的29軍后代慢慢聚集到一起。從上世紀80年代就和他們相熟的原盧溝橋文物所所長郭景興說,29軍是雜牌軍,一直在夾縫裡長。也因為這緣故,后代反而更有凝聚力。
每年,這些后代都會到這裡一聚。
真的是烈士,不是土匪
聚集慢慢有了回響。
29軍第二師少尉排長,張華邦。僅存的幾塊墓碑中的一個。志願者找到了他的家人,養子張書庚。
張華邦死於抗戰,卻被傳成了土匪和反革命。張氏一家在村子裡幾十年抬不起頭。
張書庚說他十幾歲就找父親的墓,扒著火車到了北京、石家庄。成年后娶不上媳婦,到了外地成家才回到河南。
直到有一天在網上看到了墓地的信息,幾十年的石頭落了地。原來真的是烈士,不是土匪。
可惜,沒有証明。
當地民政局說,有什麼材料可以証明你父親抗日有功?
他輾轉找到了李惠蘭。
第一個電話,張書庚叫完大姐就哭。李惠蘭在電話那頭也哭,她說我能幫你什麼。
李惠蘭是專門研究七七事變和29軍的歷史學家。她准備材料花了兩個月。她說我要給他一個証明,這是我舅舅手下的排長。
兩個月,兩個人打了不下一百次電話。
材料寫得很細,張華邦何時參軍,參加了什麼戰爭,什麼時候提升排長,在哪次戰役中犧牲。信封裡面裝著張華邦墳碑的照片。張書庚看了之后,覺得提氣。我父親是先鋒部隊,是少尉排長。
他說,我能挺起腰杆做人了,誰再說我家出身,我就說,我父親是先烈。
李惠蘭沒有章,她想了主意,讓看墓園的席連生蓋了墓園的大紅章。她還給張華邦寄去了胡錦濤發給宋哲元的抗日英雄紀念章的復印件。“就盼著地方能好好對待他們”。
2014年,柘城民政局給張華邦在當地的烈士陵園立了一塊碑,葉落歸根。張書庚了了心願。
他每年清明都會給李惠蘭打電話。
李惠蘭習慣了接這類電話。同為第二代的叫她大姐,第三代叫她姑姑。她第一次接到劉錫章(29軍軍訓團副大隊長)的孫子劉國華的電話,一聽叫她姑姑,她眼淚就往下掉。又一個孩子歸隊了。
29軍后代抱團。“父輩的感情在”。
做証明人的,不僅僅是李惠蘭。
1937年之后,29軍將士有不同的命運歸途。有人死於戰場,有人解甲歸田。
謝世全1937年血戰盧溝橋,1941年以師長職務回家務農。解放后,他被槍斃。女兒上訪,找到何瑗。十幾年前,何瑗的母親為謝世全寫了証明。當地以年代久遠,無法查清,維持了原判。
何瑗想幫這一家。
何瑗會回憶,他的父親何基灃如何大喊一聲,“謝別子,集合”。謝世全團長增援盧溝橋,脫掉上衣,與日寇肉搏。
在歷史的煙塵裡,何瑗也隻能再寫一紙証明。不管有沒有用,他盡一份心力。
有我的,就不缺他的
“我絕不沾錢。”李惠蘭說,在這個小群體裡,除了大家集資建碑,再沒收過錢。
隻有一次,她找何瑗商量分工。
一個是謝世全的兒子謝金亭,父親被槍斃,他一輩子也沒結婚。到老了,生活困難。
何瑗資助他。
沒多少錢,也不敢多寄。一個月100,逢年過節150。怕寄多了有人妒忌,或者把他的低保取消。
兩個人沒見過面。
從2007年開始,寄到2014年底。何瑗覺得有我的,就缺不了他的。到2015年開春,錢被退回來了。人死了。
李惠蘭保的是趙金典。他是29軍的老兵。2007年,在一次民間活動上遇到了。
趙金典聽說她是宋哲元的外甥女,上來攥著她的手就掉眼淚。他說我們想宋軍長。
當時李惠蘭看他的穿著,就知道過得艱難。
她說,沒啥孝敬您的,給您點點心錢。李惠蘭伺候過老母親,知道老人有時候嘴饞。她希望趙金典能活得鬆快點,嘴裡有個嚼頭。
也是每月都寄,寄了7年。趙金典也走了。沒人告訴她,她還寄。后來聽說了,給他孩子打電話,你爸走了咋沒告訴我?對方說話噎得她緩不過勁,“那我們也需要錢”。
83歲,她看慣了世間百態。說起這件事,老太太也只是嘿嘿一樂,“我還能養你們?”
但有件事,她耿耿於懷。
29軍的大刀隊成員,老兵楊雲峰。90多歲了,生活無著,到處要飯。
她1986年就認識了楊雲峰。原來他在一家工廠看大門。后來工廠沒了,他下崗了。
在農村,沒有兒女,90多歲,隻好要飯。
一個破書包,各村逛著要饃饃。探訪老兵的作家方軍說,別人給的饃饃都硬得發死。在桌子上磕一磕,梆梆響。
李惠蘭聽方軍說了楊雲峰的遭遇。她想著自己退休了,有退休金養這個老人。
湊夠了送養老院的錢。楊雲峰找不到了。
等有他消息的時候,李惠蘭給他打了一個電話。你等著我,我馬上找車接你。
楊雲峰說,你快來吧。再不來就來不及了。
果然來不及了。李惠蘭車還沒找到,楊雲峰就死了。死后他要求葬在盧溝橋。方軍偷偷地把他的骨灰壇埋在了橋下,金振中營長的旁邊。
李惠蘭難以心安。“哪怕他在養老院住上三天,我心裡也過得去”。
何瑗和他的哥哥也曾經找過楊雲峰。楊雲峰是何基灃的老部下。何基灃活著的時候,他來一趟,何基灃就救濟點。
后來何去世了。楊雲峰性格剛強,他不願找何的家人。
老兵凋零。29軍將領的第二代,在葬禮上見面的次數也越來越多。他們是承載歷史記憶的人。趁著還活著,“能寫的都寫下來”。
這是回憶錄,憑什麼刪
李惠蘭的屋子裡堆滿了各種材料。
她的女兒也學歷史,卻對七七事變並不感興趣。
李惠蘭指著滿屋子的資料,“我活著這些東西是金子”。
“我沒了”,這個83歲語速仍然極快的老人說,“那就是3毛錢一斤的廢紙”。
李惠蘭從1986年開始研究盧溝橋事變,那時候很多人都活著。她見過面,訪問過,都印在腦子裡。
她總強調,七七事變是一個國家的歷史。但實際上,作為宋哲元的外甥女,這也是她的家史。
家裡有一張老照片。是她姥姥過生日時的一張大合影。宋哲元和姥姥坐在中央。李惠蘭指著照片。
坐著的那排人,都沒了。后面站著的,也都過世了。蹲在前面的娃娃們,也隻剩下三個還在人世。她最小,那時候隻有兩歲。
她覺得自己有責任寫這段歷史。上世紀80年代,她跑到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一個漢堡撐著坐一天。就為了查查宋哲元有沒有和日軍簽文件。
她覺得查歷史資料就像偵查員辦案,有了真憑實據,才算數。
李惠蘭也被質疑過她對宋哲元的私心。老太太一攤手,“給我証據”。
和她強調國家的歷史不一樣。何瑗和他的哥哥何瓘,與別人打了一場十年的官司。
他們維護的就是自己的家史。更明確地說,是父親的回憶錄不被刪改。
他們的父親與幾個事變親歷者共同寫了一篇文章,回憶七七事變,《七七事變紀實》。
2000年再次被收入時,700字被刪除。
何瑗無法接受。這是回憶錄,憑什麼隨便刪。我爸爸活著他能同意?
官司打到了最高法。何瑗就一個要求:完整。
“我不是史學家,也不是政治家。”何瑗說。他要保証的是爸爸的回憶完整地留存下去。
最終成功了。以后這個回憶錄隻要出,就不能再刪。
別人說他,“你可真得了你爸爸的真傳了”。
71歲的何瑗了了這樁心事。他開玩笑,“我爸那可是何閻王”,他兒子也錯不了。
李惠蘭把這篇文章收到了自己七七事變的書裡,把刪掉的內容用黑線畫出來,還特意加了編者按。
這些老人也常常會講起“文革”時候的故事。“我的家庭出身那時候填的是反動軍閥。”佟兵苦笑。
李惠蘭清楚地記得,2014年9月30日,第一個烈士日。她看到央視的一檔節目講29軍大刀隊,說他們是為民族爭生存而犧牲。
那天她靜靜坐在沙發上聽完,整個屋子空空蕩蕩。
她突然開始哇哇大哭,眼淚怎麼收都收不住。
讓他們都有名字
佟兵一生謹小慎微。
他曾經考上海軍,母親不許他去。
一輩子,就一句話,“不能做有損佟將軍名聲的事”。
他還記得小時候住的四合院,牆上貼著岳飛的《滿江紅》。而他最終成了一個藥劑師。
他的生日是6月11日,父親死於7月28日。他不再過生日。和父親祭日離得太近了。
90歲的老人,一提起父母,動不動就紅了眼圈。
他剛完成了個心願。父親犧牲的地方,經過他的努力,附近中學改名為佟麟閣中學。
他現在每天跳舞健身,張羅著給我們看舞伴的照片。唯一擔心的是家裡人的張揚。孫女剛結婚,“太鋪張”。他下了命令,誰都不許去浙江參加婚禮。
他常常會和29軍的其他兄弟姐妹碰上。看看彼此,“都老得不行了”。
趙學芬已經很難出門。她看著29軍其他后人在外面奔忙,她著急。“還想做點事”。身體允許,她想多到趙登禹中學給孩子們講講七七事變。
李惠蘭4月初去了台灣。
她興沖沖的,“我可是帶著任務去的”。
第一個,帶回大刀隊犧牲將士的名單。在墓園裡再豎一個碑,“讓他們都有名字”。
另外,她帶了一長串的烈士名單過去。把這些烈士從台灣的忠烈祠裡都請出來。
每一個,都恭恭敬敬地磕三個頭。
何瑗打完了官司,這兩年想把父親戰斗過的地方都走遍。空閑的時候,去盧溝橋看看父親的墓,說說話。
何玟常常會覺得悶。有人來找她說話,話綿密得怎麼剪都剪不斷。枝枝蔓蔓,是要把一輩子都聊完的架勢。
她記得最深的還是在重慶的童年。29軍子弟好多人在一個學校。統一穿著藏藍色的校服。
打小兒的交情。
她說,父輩都拜過把兄弟。我們是一家人。
就像李惠蘭說的,這是抗戰弟兄的血肉之情。
新京報記者 張寒 實習生 羅婷 北京、天津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