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軍將領之后：沒有硝煙的集結號（圖）

　　佟兵一生謹慎，為的是不辱沒其父佟麟閣之名。

　　宋哲元外甥女李惠蘭一直在為29軍的后人奔走，隻為大家能抱團聚合。

　　曾經的29軍成員楊雲峰演示大刀。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 翻拍

　　何玟講述父親何基灃1937年率軍在盧溝橋奮戰的細節。本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紀念館】

　　民間收藏家原啟長收藏的29軍抗戰時所用大刀。駐守盧溝橋的29軍，以大刀隊威名遠播。上世紀80年代的一個春天，聽說盧溝橋下的永定河要清理河道，原啟長托人現場蹲守，最后發現了一把。

　　【人物小傳】

　　李惠蘭（83歲）：國民革命軍陸軍第29軍軍長宋哲元（1937年時任）的外甥女。曾是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佟兵（90歲）：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之子。曾是北京第二人民醫院藥劑師。

　　何玟（79歲）、何瑗（71歲），第29軍110旅旅長何基灃之后。退休前，何玟是北京東方化工廠工程師。何瑗系北京晨光印刷廠廠長。

　　77年過去了，守衛盧溝橋的29軍的后人，也到了白發蒼蒼的年齡。

　　父輩抗日，血脈相承，這群老人決定以29軍后人的名義，做點事情。

　　他們大都活過了父輩離世時的年齡。

　　90歲的佟兵，說起歲數就搖頭，他說活了父親兩倍的歲月，卻一事無成。

　　佟麟閣1937年7月28日戰死時，45歲。

　　83歲的李惠蘭，叫宋哲元舅舅。她記憶最深的影像，是宋哲元1937年5月回山東老家。

　　一間房，半間是炕。宋哲元盤腿端坐在大炕的中央，宋家的男孩子一個挨一個地在炕上翻跟頭。誰翻不過去，他就抬手扶一把。

　　李惠蘭圍在一邊看熱鬧。舅舅說，練好了，打鬼子。

　　佩劍將軍何基灃的兒子何瑗，說起1937年日本鬼子拔刀，父親一雙豹子眼瞪過去。這個71歲的老印刷工人立刻雙目圓睜，活靈活現。

　　29軍將領的后人是他們共同的標簽。

　　見了面，他們按照對方在家裡的排名，稱呼二哥或者大姐。聚時最常提起的依然是29軍大刀隊和七七事變。

　　一輩子的榮耀。

　　他們想抱團做點事。“就為了抗日烈士”，李惠蘭說。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他們需要對抗的是時間、誤解、貧窮還有歷史的迷霧。

　　先烈墳塚，以碑為証

　　向心力來自一場危機。

　　遵化縣石門鎮，一個破敗的陵園裡，安葬著29軍的陣亡官兵。

　　1933年，29軍在喜峰口抗擊日寇，大刀隊夜襲敵營，一戰成名。專為此戰寫的《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傳唱南北。

　　李惠蘭第一次看到這個墓園時，“心裡發疼”。

　　喜峰口之戰就地收殮的36麻袋尸骨，葬在一個磚墳裡。風吹雨淋，用洋灰抹上的磚縫都已裂開。另外280位陣亡官兵的墳成了平地，長滿青草。墓磚大多不知所蹤。

　　2008年，看墳的席連生給李惠蘭打了個電話。說有開發商看上了這塊墓地。

　　后來，開發商也找到了李惠蘭，“給烈士們挪挪地方吧？”

　　這塊陵園風水好，距離清東陵不過十幾公裡，有人想建商用的墓地。

　　李惠蘭好幾天睡不著覺。烈士們連墳頭都沒有了，尸骨再讓鏟車給推了？那我們這些人死了還能閉眼嗎？

　　她給相熟的幾個29軍后代打電話，幾個老太太第一反應是，到陵園當坐地炮去。

　　坐地炮，耍賴，躺在地上不起來。看誰敢拆。但是，一把年紀能撐幾天？

　　一合計，還是找大伙去。北京聚餐，來了三桌。

　　頭一晚，趙學芬（趙登禹將軍之女）、李惠蘭、何玟、馮炳如（馮治安將軍之女）訂好了計劃。

　　在飯桌上一說這事，“炸了鍋了”。

　　群情激憤。李惠蘭說了她們的主意，趁著開發商沒動手，咱們立兩塊紀念碑。

　　有了碑，他們就有了忌憚。

　　沒的說，都同意。一共捐了一萬八千塊錢。用最好的黑色花崗岩刻的金字。“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立碑人寫的是父輩的名字，在一連串著名將領后面，簡單地寫了兩個字——后代。

　　最后刻碑的錢差了2000。准備補上時，刻碑人說，差的錢不要了，我也給烈士們捐一份。

　　席連生刨了坑，穩穩地把這碑立上了。

　　開發商沒有再來。

　　2010年清明節后，這些立碑的后人都到了陵園。

　　李惠蘭說收了大家的錢，沒有收條，“以碑為証”。

　　那天，大家拿著大刀進行曲的歌片放聲唱，繞著墓園一遍遍地走。金振中（1937年守衛盧溝橋的營長）的兒子金天愚說，有人流著淚講自己父親的故事。

　　其實大家都聽了很多遍。但還是願意聽。

　　“沒有這些士兵，就沒有我們的父親。”何玟說，遵化這個墓，把零零散散的29軍后代慢慢聚集到一起。從上世紀80年代就和他們相熟的原盧溝橋文物所所長郭景興說，29軍是雜牌軍，一直在夾縫裡長。也因為這緣故，后代反而更有凝聚力。

　　每年，這些后代都會到這裡一聚。

　　真的是烈士，不是土匪

　　聚集慢慢有了回響。

　　29軍第二師少尉排長，張華邦。僅存的幾塊墓碑中的一個。志願者找到了他的家人，養子張書庚。

　　張華邦死於抗戰，卻被傳成了土匪和反革命。張氏一家在村子裡幾十年抬不起頭。

　　張書庚說他十幾歲就找父親的墓，扒著火車到了北京、石家庄。成年后娶不上媳婦，到了外地成家才回到河南。

　　直到有一天在網上看到了墓地的信息，幾十年的石頭落了地。原來真的是烈士，不是土匪。

　　可惜，沒有証明。

　　當地民政局說，有什麼材料可以証明你父親抗日有功？

　　他輾轉找到了李惠蘭。

　　第一個電話，張書庚叫完大姐就哭。李惠蘭在電話那頭也哭，她說我能幫你什麼。

　　李惠蘭是專門研究七七事變和29軍的歷史學家。她准備材料花了兩個月。她說我要給他一個証明，這是我舅舅手下的排長。

　　兩個月，兩個人打了不下一百次電話。

　　材料寫得很細，張華邦何時參軍，參加了什麼戰爭，什麼時候提升排長，在哪次戰役中犧牲。信封裡面裝著張華邦墳碑的照片。張書庚看了之后，覺得提氣。我父親是先鋒部隊，是少尉排長。

　　他說，我能挺起腰杆做人了，誰再說我家出身，我就說，我父親是先烈。

　　李惠蘭沒有章，她想了主意，讓看墓園的席連生蓋了墓園的大紅章。她還給張華邦寄去了胡錦濤發給宋哲元的抗日英雄紀念章的復印件。“就盼著地方能好好對待他們”。

　　2014年，柘城民政局給張華邦在當地的烈士陵園立了一塊碑，葉落歸根。張書庚了了心願。

　　他每年清明都會給李惠蘭打電話。

　　李惠蘭習慣了接這類電話。同為第二代的叫她大姐，第三代叫她姑姑。她第一次接到劉錫章（29軍軍訓團副大隊長）的孫子劉國華的電話，一聽叫她姑姑，她眼淚就往下掉。又一個孩子歸隊了。

　　29軍后代抱團。“父輩的感情在”。

　　做証明人的，不僅僅是李惠蘭。

　　1937年之后，29軍將士有不同的命運歸途。有人死於戰場，有人解甲歸田。

　　謝世全1937年血戰盧溝橋，1941年以師長職務回家務農。解放后，他被槍斃。女兒上訪，找到何瑗。十幾年前，何瑗的母親為謝世全寫了証明。當地以年代久遠，無法查清，維持了原判。

　　何瑗想幫這一家。

　　何瑗會回憶，他的父親何基灃如何大喊一聲，“謝別子，集合”。謝世全團長增援盧溝橋，脫掉上衣，與日寇肉搏。

　　在歷史的煙塵裡，何瑗也隻能再寫一紙証明。不管有沒有用，他盡一份心力。

　　有我的，就不缺他的

　　“我絕不沾錢。”李惠蘭說，在這個小群體裡，除了大家集資建碑，再沒收過錢。

　　隻有一次，她找何瑗商量分工。

　　一個是謝世全的兒子謝金亭，父親被槍斃，他一輩子也沒結婚。到老了，生活困難。

　　何瑗資助他。

　　沒多少錢，也不敢多寄。一個月100，逢年過節150。怕寄多了有人妒忌，或者把他的低保取消。

　　兩個人沒見過面。

　　從2007年開始，寄到2014年底。何瑗覺得有我的，就缺不了他的。到2015年開春，錢被退回來了。人死了。

　　李惠蘭保的是趙金典。他是29軍的老兵。2007年，在一次民間活動上遇到了。

　　趙金典聽說她是宋哲元的外甥女，上來攥著她的手就掉眼淚。他說我們想宋軍長。

　　當時李惠蘭看他的穿著，就知道過得艱難。

　　她說，沒啥孝敬您的，給您點點心錢。李惠蘭伺候過老母親，知道老人有時候嘴饞。她希望趙金典能活得鬆快點，嘴裡有個嚼頭。

　　也是每月都寄，寄了7年。趙金典也走了。沒人告訴她，她還寄。后來聽說了，給他孩子打電話，你爸走了咋沒告訴我？對方說話噎得她緩不過勁，“那我們也需要錢”。

　　83歲，她看慣了世間百態。說起這件事，老太太也只是嘿嘿一樂，“我還能養你們？”

　　但有件事，她耿耿於懷。

　　29軍的大刀隊成員，老兵楊雲峰。90多歲了，生活無著，到處要飯。

　　她1986年就認識了楊雲峰。原來他在一家工廠看大門。后來工廠沒了，他下崗了。

　　在農村，沒有兒女，90多歲，隻好要飯。

　　一個破書包，各村逛著要饃饃。探訪老兵的作家方軍說，別人給的饃饃都硬得發死。在桌子上磕一磕，梆梆響。

　　李惠蘭聽方軍說了楊雲峰的遭遇。她想著自己退休了，有退休金養這個老人。

　　湊夠了送養老院的錢。楊雲峰找不到了。

　　等有他消息的時候，李惠蘭給他打了一個電話。你等著我，我馬上找車接你。

　　楊雲峰說，你快來吧。再不來就來不及了。

　　果然來不及了。李惠蘭車還沒找到，楊雲峰就死了。死后他要求葬在盧溝橋。方軍偷偷地把他的骨灰壇埋在了橋下，金振中營長的旁邊。

　　李惠蘭難以心安。“哪怕他在養老院住上三天，我心裡也過得去”。

　　何瑗和他的哥哥也曾經找過楊雲峰。楊雲峰是何基灃的老部下。何基灃活著的時候，他來一趟，何基灃就救濟點。

　　后來何去世了。楊雲峰性格剛強，他不願找何的家人。

　　老兵凋零。29軍將領的第二代，在葬禮上見面的次數也越來越多。他們是承載歷史記憶的人。趁著還活著，“能寫的都寫下來”。

　　這是回憶錄，憑什麼刪

　　李惠蘭的屋子裡堆滿了各種材料。

　　她的女兒也學歷史，卻對七七事變並不感興趣。

　　李惠蘭指著滿屋子的資料，“我活著這些東西是金子”。

　　“我沒了”，這個83歲語速仍然極快的老人說，“那就是3毛錢一斤的廢紙”。

　　李惠蘭從1986年開始研究盧溝橋事變，那時候很多人都活著。她見過面，訪問過，都印在腦子裡。

　　她總強調，七七事變是一個國家的歷史。但實際上，作為宋哲元的外甥女，這也是她的家史。

　　家裡有一張老照片。是她姥姥過生日時的一張大合影。宋哲元和姥姥坐在中央。李惠蘭指著照片。

　　坐著的那排人，都沒了。后面站著的，也都過世了。蹲在前面的娃娃們，也隻剩下三個還在人世。她最小，那時候隻有兩歲。

　　她覺得自己有責任寫這段歷史。上世紀80年代，她跑到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一個漢堡撐著坐一天。就為了查查宋哲元有沒有和日軍簽文件。

　　她覺得查歷史資料就像偵查員辦案，有了真憑實據，才算數。

　　李惠蘭也被質疑過她對宋哲元的私心。老太太一攤手，“給我証據”。

　　和她強調國家的歷史不一樣。何瑗和他的哥哥何瓘，與別人打了一場十年的官司。

　　他們維護的就是自己的家史。更明確地說，是父親的回憶錄不被刪改。

　　他們的父親與幾個事變親歷者共同寫了一篇文章，回憶七七事變，《七七事變紀實》。

　　2000年再次被收入時，700字被刪除。

　　何瑗無法接受。這是回憶錄，憑什麼隨便刪。我爸爸活著他能同意？

　　官司打到了最高法。何瑗就一個要求：完整。

　　“我不是史學家，也不是政治家。”何瑗說。他要保証的是爸爸的回憶完整地留存下去。

　　最終成功了。以后這個回憶錄隻要出，就不能再刪。

　　別人說他，“你可真得了你爸爸的真傳了”。

　　71歲的何瑗了了這樁心事。他開玩笑，“我爸那可是何閻王”，他兒子也錯不了。

　　李惠蘭把這篇文章收到了自己七七事變的書裡，把刪掉的內容用黑線畫出來，還特意加了編者按。

　　這些老人也常常會講起“文革”時候的故事。“我的家庭出身那時候填的是反動軍閥。”佟兵苦笑。

　　李惠蘭清楚地記得，2014年9月30日，第一個烈士日。她看到央視的一檔節目講29軍大刀隊，說他們是為民族爭生存而犧牲。

　　那天她靜靜坐在沙發上聽完，整個屋子空空蕩蕩。

　　她突然開始哇哇大哭，眼淚怎麼收都收不住。

　　讓他們都有名字

　　佟兵一生謹小慎微。

　　他曾經考上海軍，母親不許他去。

　　一輩子，就一句話，“不能做有損佟將軍名聲的事”。

　　他還記得小時候住的四合院，牆上貼著岳飛的《滿江紅》。而他最終成了一個藥劑師。

　　他的生日是6月11日，父親死於7月28日。他不再過生日。和父親祭日離得太近了。

　　90歲的老人，一提起父母，動不動就紅了眼圈。

　　他剛完成了個心願。父親犧牲的地方，經過他的努力，附近中學改名為佟麟閣中學。

　　他現在每天跳舞健身，張羅著給我們看舞伴的照片。唯一擔心的是家裡人的張揚。孫女剛結婚，“太鋪張”。他下了命令，誰都不許去浙江參加婚禮。

　　他常常會和29軍的其他兄弟姐妹碰上。看看彼此，“都老得不行了”。

　　趙學芬已經很難出門。她看著29軍其他后人在外面奔忙，她著急。“還想做點事”。身體允許，她想多到趙登禹中學給孩子們講講七七事變。

　　李惠蘭4月初去了台灣。

　　她興沖沖的，“我可是帶著任務去的”。

　　第一個，帶回大刀隊犧牲將士的名單。在墓園裡再豎一個碑，“讓他們都有名字”。

　　另外，她帶了一長串的烈士名單過去。把這些烈士從台灣的忠烈祠裡都請出來。

　　每一個，都恭恭敬敬地磕三個頭。

　　何瑗打完了官司，這兩年想把父親戰斗過的地方都走遍。空閑的時候，去盧溝橋看看父親的墓，說說話。

　　何玟常常會覺得悶。有人來找她說話，話綿密得怎麼剪都剪不斷。枝枝蔓蔓，是要把一輩子都聊完的架勢。

　　她記得最深的還是在重慶的童年。29軍子弟好多人在一個學校。統一穿著藏藍色的校服。

　　打小兒的交情。

　　她說，父輩都拜過把兄弟。我們是一家人。

　　就像李惠蘭說的，這是抗戰弟兄的血肉之情。

　　新京報記者 張寒 實習生 羅婷 北京、天津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