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失孤》原型郭剛堂：現實比電影殘酷得多[圖]

　　郭剛堂騎著摩托車四處尋找兒子。

　　騎摩托行全國苦尋被拐兒子十八年 “不是不能原諒孩子 是不能原諒自己”

　　18年間，一個山東男人騎摩托車尋遍全國幾乎所有省份。行程40萬公裡，男人的頭發已由黑變白，臉上布滿風霜的痕跡。

　　這個男人就是山東聊城的農民，他叫郭剛堂。

　　他的故事被拍成了電影《失孤》，電影由劉德華主演。首映式那天，他坐在偌大的電影院裡，看著電影中的“自己”，淚流滿面。

　　近日，記者對話這位尋子18年的父親郭剛堂，講述他的故事。

　　姓名：郭新振（郭振）

　　性別：男

　　出生日期：1995年4月4日

　　失蹤時身高：90厘米左右

　　失蹤時間：1997年9月21日

　　失蹤地點：聊城市開發區李太屯

　　特征描述：孩子應記得家裡有拖拉機、爸爸拉沙子，記得百貨大樓西側，還知道有五哥，記得家中父母的名字。

　　其他資料：1997年9月21日，下午6時，郭新振(又名郭振，小名小六)在家門口玩耍時被拐騙，嫌疑人為一女性，20多歲，身高1.65米左右，眼較大，眉較濃，耳垂上穿過孔，未戴耳墜。

　　“上戶口”環節需追責

　　記者：現在還在尋找孩子嗎？

　　郭剛堂：肯定的，我一直在尋找。我現在還在聊城。我開著摩托車能走多遠？我現在注冊了一個協會，通過大家的力量來找孩子。我就想把被拐賣的人與想找被拐賣者的家人放到一個“房間”裡，然后大家對號入座。

　　記者：《失孤》這部電影播出后，對你找孩子有影響嗎？

　　郭剛堂：這部電影引起了人們關注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的“高潮”。它把幾種基本現象都說出來了。

　　它表達的是當一個孩子被拐賣后對家庭的傷害，大家打電話大多是安慰一下，另外就是提供線索或求助。

　　記者：你找孩子一找就是18年，怎樣堅持下來的？

　　郭剛堂：我基本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孩子丟了，我作為家長內心自責﹔第二個階段是在找孩子時，無論誰給我打個電話，還是請我吃頓飯，這種點點滴滴的幫助都很暖心﹔第三個階段是，看到了許多比我更加不幸的家庭，有的家庭夫妻離婚，有的甚至因為孩子被拐，家人瘋掉。

　　記者：你這麼多年看到了許多，也經歷了許多？

　　郭剛堂：是的。在找孩子的路上，我也在思考，到底該怎樣才能讓更多的家庭不再受這樣的苦痛。我認為，關於拐賣婦女兒童的鏈條有五個環節。第一個是“拐”﹔第二個是“販運”﹔第三個是“中介”﹔第四個就是“買入”。

　　其實有一個環節被模糊化了，那就是“上戶口”。如果這個孩子沒有戶口的話，入托、上學、醫療保障，什麼都沒有，他還會買這個孩子嗎？如果“中介”環節都可以入刑，那合法化為什麼不能入刑？如果一個職能部門，如戶籍管理科出現幫助“黑戶”上戶口的情況，堅決對其進行追責，也許問題就會簡單許多。

　　現實比電影殘酷得多

　　記者：你跑這麼多城市，是怎麼判斷到哪個城市去？然后怎樣找孩子？

　　郭剛堂：孩子剛丟的時候，我比較盲目，隻要來個信，我騎了個破摩托就去了。

　　后來我就寫信，給村裡的親朋好友、親朋好友的親朋好友、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都寄，再根據寄回來的信息、線索去找。之后，我就找全國各地的一些拐賣兒童案件，第一找有沒有來山東偷過孩子的人販子，第二就是有沒有關於郭振的相關線索。

　　記者：你有沒有想過如果現在找到孩子了，他還會不會認你？

　　郭剛堂：這個不敢說。但是我可以這樣說，那個不算殘酷。現實中，我認識的重慶萬州的老鄧（很慘），我就在給他修復“傷疤”。他的孩子上高一的時候就找到了，DNA比對也成功了，但是我勸他先不要去，等高考結束之后再去。結果老鄧等了三年。要是我知道郭振在哪，你說我今天晚上能熬得過去嗎？我也熬不過去。然后他在高考的考場外見到了孩子，趕上孩子的養母也去接孩子，兩邊碰面就打起來了。親生父母不敢動手，養母就打老鄧夫婦。進了派出所，孩子說老鄧打他，老鄧夫婦都氣得不行了。現實生活比電影要殘酷得多。

　　之后，老鄧一個大老爺們是哭著走的。老鄧后來給我打電話一直哭，他說，哥，我就算沒有這個孩子。

　　離孩子最近的一次

　　記者：孩子不見已經18年了，你覺得他還記得你嗎？

　　郭剛堂：應該不記得。我有時候也是自己安慰自己，希望會有奇跡出現，他能記得一些過去的人和事。

　　記者：找郭振的過程中，你覺得與他最近的一次在哪裡？

　　郭剛堂：應該是在山東臨沂蒙陰。當時我們見到這個孩子的時候，他正在淄博一家洗衣廠打工。孩子看起來也就十五六歲。

　　這個孩子在提取血樣的時候，我看到他左腳上也有一塊疤，而且這個孩子小名也叫國振。你說哪有那麼巧？但是見到孩子的時候，我第一眼就判斷他應該不是我的孩子。我還是不死心，畢竟找了這麼多年，感覺這是最近的一次了。

　　我想看他的腳，這孩子很抵觸，我給他解鞋帶的時候他很用力地把我的手甩開了。我心裡真受不了，不是不能原諒孩子，是不能原諒自己，畢竟是我沒有看好。

　　提取血樣以后，聊城警方刑警大隊和臨沂市刑警大隊把數據重新梳理，最后確定不是（編輯注：這個細節在電影《失孤》中有所體現）。

　　記者：現在有沒有一些信息可以放在報紙上，孩子有可能會想起來？

　　郭剛堂：孩子左腳的腳面和小腳趾之間有一塊燙疤，不大，1.5厘米到2厘米左右。其他的，隻能說他可能會記得爸爸開拖拉機，記得飛機場、百貨大樓。

　　記者：你除了郭振以外還有兩個小孩？

　　郭剛堂：我現在也挺糾結，其實《失孤》這個電影拍的時候，我就告訴導演，第一不能用原籍，第二不能用原名。因為我還要生活，再說郭振找回來以后他也要回歸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新聞報道就像一陣風，三五個月沒了，但是電影就不一樣，會長久記錄下來。我已經有一些不幸了，我不想讓我的任何一個家人再受到絲毫的傷害。救孩子是我們大人的事，為什麼兩個孩子要承受這些？我不知道有兩個孩子的事從哪兒捅出去的。我心裡也糾結，你可以說我后來生了孩子，而且我培養第二個孩子用了大力氣，然后孩子在良好的環境裡學習。我用我的現身說法和很多家長溝通過，他們也確實按我的方法來做。比如彭高峰，就是電影《親愛的》原型，我當時說讓他們夫婦再生孩子的時候，他們好長時間不理我，但是當他們把第二個孩子生下來給我打電話時，溝通就都不一樣了。我不想說第三個孩子的事情，他畢竟還小。

　　記者：你妻子這麼多年也一直支持你找孩子？

　　郭剛堂：對，這個一點疑問也沒有。

　　記者：你到外面以后多久會回家？

　　郭剛堂：這個不一定，有時候可能三天五天就回來，也可能好幾個月，沒有定數。這些年我就做兩件事：掙錢，找孩子﹔找孩子，掙錢。你說我有什麼計劃，掙多少錢，這個根本就不靠譜。為什麼這麼多年有人給我資助我不要，就是要告訴大家，我郭剛堂不是沒有能力掙錢，是沒有時間。

　　你說我孩子在外面，我能安心掙錢嗎？我們剛結婚，孩子沒出世的時候，從1993年到1997年，小日子過得很舒服。而發生了孩子被拐這麼一個不幸，我從二十七八歲到四十五六歲，人這一輩子可能最好的這一段，我干了什麼事呢？隻能找孩子。可能換誰誰也會覺得不公平。（文/記者張丹  實習生彭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