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警察：不僅要維持治安 還要管環境衛生(圖)

　　“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宋代詩人高翥的詩句，說的是清明掃墓情形。眼下，清明節又至，人們紛紛來到“回龍崗墓園”，憑吊故人，寄托哀思。

　　“回龍崗墓園”營業廳東南隅，人們相繼在兩方石匾前駐足觀看。這兩方石匾，不僅記載著“回龍崗墓園”的身世，還引發出一個人物、一段故事——

　　兩方石匾 記載墓園百年史

　　這兩方石匾均為花崗岩材質，分別為“步塵表聖”匾、“祥開福地”匾。其中，“步塵表聖”匾長126.5厘米、寬50厘米、厚16厘米。石匾其右，鐫刻“步塵表聖”4個行書字﹔其左，鐫刻幾行字跡：“清授武顯將軍盛京八門提督、賞戴花翎副督統銜協領榮德，於光緒三十三年季春月，自營生壙於趙家溝村以北回龍崗上，今十有七年矣。再建此坊因自題句雲：佛法拈花終結果，人生落葉此歸根。他年我定來高臥，愛護全憑兒與孫。以志梗概耳。”立匾時間為1923年。“祥開福地”石匾長115厘米、寬50厘米、厚16厘米，頂部凸出兩個方形榫卯，邊框浮雕二龍戲珠、祥雲圖案。

　　據回龍崗墓園有關人員介紹，1995年春，“回龍崗革命公墓”施工時，“步塵表聖”、“祥開福地”兩方石匾同時出土。

　　依據“步塵表聖”石匾記載，清代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農歷三月，一位叫“榮德”的人，自掏腰包在此間的趙家溝村買地，營建了這座墓園，並建造了一座牌坊。17年后的1923年，有人重新建造了墓園牌坊。根據“祥開福地”石匾的制式推斷，這方石匾應為重建牌坊的正中匾額。這座牌坊成為墓園的正門，故鐫刻“祥開福地”字樣的吉祥話兒。而“步塵表聖”石匾，則為重建牌坊的“說明書”，記載了這座墓園的始建時間、創建人等等。由此可見，回龍崗墓園歷史久遠，早在108年之前，這裡便是荒塚漫崗的墳塋地了。

　　二品大員 身在沈城任協領

　　根據“步塵表聖”石匾記載，108年前，在趙家溝村回龍崗營建墓地的榮德，其官職為“清授武顯將軍盛京八門提督、賞戴花翎副督統銜協領”。其實，“武顯將軍盛京八門提督”是虛職﹔“戴花翎副督統”才是清廷授予的官銜，為“正二品”武職外官，說明榮德享受正二品“戴花翎副督統”待遇，相當於如今的“副國級”﹔而“協領”才是榮德的實職，為“從三品”武職外官，相當於如今的“副省級”稍弱。由此可見，榮德的官銜級別不低，但官職卻不如官銜級別高，在如今的“副省”與“正廳”之間徘徊。

　　記載榮德生卒年月、生平事例的史料微乎其微。經過查閱大量史料，最終，在《奉天通志》中，終於查閱到榮德的點滴身世。《奉天通志》記載，榮德曾先后擔任“蒙古協領”、“東三省蒙務局協領”、“奉天警察局總辦”等職。最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名武官，榮德還曾為教育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三文合璧 編撰翻譯教科書

　　清代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開始實施“改書院，設學校”新政。為改革蒙古地區教育體制，清廷還頒布了《欽定蒙古學堂章程》等教育法令，規定蒙古人可以與漢人一樣學習文化。

　　清末，在“廢科舉，興學校”影響之下，蒙古地區出現了“蒙旗興學”熱潮。盡管各盟相繼興辦學堂、書院等新型教育設施，但卻嚴重缺乏教師、教科書。當時，“奉天提學”張鶴齡，聘請榮德為學堂教師，並委托他編纂教科書。

　　榮德精通漢文、滿文、蒙文。他認為，以往的滿文、蒙文舊譯本教材，其內容早已落后，遠遠跟不上社會變化。於是，榮德便以《欽定滿漢合璧四書五經》為藍本，翻譯蔣維介等人編撰的《國文教科書》，並與李懋春一道，共同研究、審定各種名詞術語。經過榮德等人兩年辛苦勞作，《滿蒙漢三文合璧教科書》終於清代宣統元年（1909年）面世。

　　《滿蒙漢三文合璧教科書》共十卷，正文之前，有4篇滿、蒙、漢三體文字合璧“序文”：第一篇，為清末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錫良撰寫﹔第二篇，為奉天巡撫程德全撰寫﹔第三篇，為“蒙文學堂名譽監督”、前任蒙古協領、東三省蒙務局協領榮德撰寫﹔第四篇，為《國文教科書》原“序”。《滿蒙漢三文合璧教科書》第一冊最后，還有李懋春撰寫的“跋”。

　　《滿蒙漢三文合璧教科書》，為清末內蒙古哲裡木盟各旗蒙古族學校所使用的初級教科書，也是清代最晚的一部滿文、蒙文、漢文合璧教科書。該教科書涉及內容廣泛，包括天文、地理、歷史、軍事、道德、教育、衣食住行、醫療衛生、生理、化學、動植物、礦產、工業、農業、商業、經濟、書信、賬簿、契約、錢幣、游戲、歌曲等內容。除第一冊之外，第二冊至第十冊之前，均附有目錄。該教科書每冊設60課，課程內容從名詞、數詞、詞組，到單句、短語、短文等，由易至難循序漸進編排﹔第二冊第60課為《放假歌》﹔第八冊后面，附“合同議據式”、“合同關約式”等共10條，供初學者學習使用。

　　創建警局 蒙古協領任局長

　　我國的警察制度，源於清末。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后，中國陷入被帝國主義列強肢解、瓜分深淵。亡國之痛，促使“維新運動”興起，“新政”、“變法”成為潮流。仿效外國，建立“警察制度”，成為“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

　　史載，清代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9月12日，清廷頒布上諭：“著各省將軍、督撫，將原有各營嚴行裁汰，精選若干營，分為常備、續備、巡警等軍，一律操習槍炮，認真訓練，以成勁旅。”從此，清廷正式提出建立“警察制度”。

　　據《奉天通志》記載，當年，沈陽在全國率先創建了警察機關。清代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農歷二月，奉天省城（沈陽）將“保用局”改為“警察總局”，主管奉天省城（沈陽）的治安和衛生工作。

　　當年，奉天省城（沈陽）“警察總局”設“總辦”（局長）一人，由“蒙古協領”榮德擔任。“警察總局”下設5個分局。清代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6月，奉天省城（沈陽）“警察總局”改為“巡警總局”，仍設“總辦”（局長）一人，仍由榮德擔任，下設8個分局，設有巡官、巡弁、長警等若干人。

　　當年，在沈陽方城之內，奉天省城（沈陽）“巡警總局”設立了第一、第二兩個分局﹔在沈陽方城之外的東、南、西、北四隅，以各個“邊門”為界，分別設立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分局，分別管理“八關”地界。當年，大東門（撫近門）至大東邊門（邊牆街與大東路路口），為“大東關轄區”﹔小東門（內治門）至小東邊門（老龍口酒廠附近），為“小東關轄區”﹔大西門（懷遠門）至大西邊門（大西路與青年大街路口），為“大西關轄區”﹔小西門（外攘門）至小西邊門（市府廣場東南），為“小西關轄區”﹔大南門（德盛門）至大南邊門（大南街與文藝路路口），為“大南關轄區”﹔小南門（天佑門）至小南邊門（小南街與小南關路路口），為“小南關轄區”﹔大北門（福勝門）至大北邊門（大北街以北鐵路口），為“大北關轄區”﹔小北門（地載門）至小北邊門（小北街與聯合路路口），為 “小北關轄區”。 當年，各個分局在各自的關轄區各司其職，沈陽城內秩序井然。

　　當時，小西邊門外，如今的青年大街以西、和平大街以東、十一緯路以北、市府大路以南的區域，已經成為“商埠地”。於是，從小西邊門至火車站（沈陽老北站）地區，又設立了第七分局。不久，鑒於小西邊門到火車站地盤廣大，商貿日益繁盛，便又設立了第八分局。

　　清代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7月，奉天省城（沈陽）“巡警總局”增設了探訪、警衛、消防、清道4個隊。清代宣統元年（1909年），“巡警總局”改為“警務公所”，歸屬“民政司”管理，分設總務、行政、司法、衛生、捐務5個科。清代宣統二年（1910年），“警務公所”改為“省城警務局”，各個分局改為“分區”。

　　告示為証 當年警察管衛生

　　史料記載，清代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奉天省城（沈陽）“巡警總局”頒發的一份“告示”表明，當年的警察，不僅要維持社會治安，還要管理城市環境衛生，甚至就連廁所衛生也要過問。

　　這個“告示”長45厘米、寬29厘米，全文為：“奉天巡警總局為出示曉諭事，照得肥料公司專為取運官設廁所糞便，以重衛生，經本總局批准，暫行試辦在案，其余商民人等，如願該公司拉運，准其前往拉取，不得索取分文，倘敢籍端需索，即由該商民扭局從嚴究辦，除派員隨時訪查外，合行出示曉諭一體遵照，切切，此諭。”落款為“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初七日”。其中，“初七”為紅筆手書，並蓋有紅色官印，左上角有“告示”二字。

　　清末，清廷推行的新政改革之中，“衛生行政”為其中一項。但“衛生行政”並未設立專門機構，而是附屬於警察機構之中。清代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設立了“巡警部”，下設“警政司”、“警法司”、“警保司”、“警學司”、“警務司”。其中，“警保司”又分為“保安科”、“衛生科”、“工筑科”、 “營業科”。“衛生科”設“員外郎”一人，全面管理，相當於科長﹔設“主事”一人，辦理科務，相當於業務副科長﹔設一、二、三等“書記官”若干，相當於科員。“衛生科”權力不小，掌管設置醫學堂考核，考察醫生頒發行醫執照，還要管理道路清潔、防疫、審定衛生保健章程等等。

　　第二年，清廷將“巡警部”改為“民政部”﹔“衛生科”升格為“衛生司”。“衛生司”設“郎中”一人，“員外郎”、“主事”各兩人，七品小京官一人，並設六七品醫官各一人。“衛生司”下設“保健科”、“檢疫科”、“方術科”。其中，“保健科”負責檢查飲食物品，清潔江河、道路、貧民、工場、劇場等公共衛生。

　　“回龍崗墓園”有關人員介紹說，沈陽解放之初，沈陽市民政部門就將回龍崗附近規劃為墓地。1964年，“回龍崗革命公墓”建成﹔1992年，“回龍崗墓園”建成。如今，盡管奉天省城（沈陽）“警察總局”的第一任局長榮德早已駕鶴西去，但他當年營建的回龍崗墓地，卻依舊青鬆翠柏、英靈長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