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波字第8604部隊在廣州細菌戰 殘害上萬中國人

　　今天的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舊樓就是當年“侵華日軍細菌戰廣州大本營舊址”，記者看到，除了當年的人字坡屋頂如今被修改為平屋頂，整幢大樓基本保持當年結構。正值畢業季，現場一群穿博士學位服的畢業生在大樓前拍照。

　　當年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日軍8604部隊進駐時的模樣。

　　1995年11月5日，78歲高齡、剛安上心臟起搏器的丸山茂前來拜祭“粵港難民之墓”，並在墓前獻上2450隻由他請日本少年兒童手工折疊的彩色紙鶴，他剃光頭、誦佛經表達對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的深深懺悔和對死難者認罪之情，祈願“中日友好，永不再戰”。（沙東迅提供，黃丹彤翻拍）

　　1995年丸山茂來到中山大學醫學院當年二層兵舍二樓並找到他當年所住的房間。（沙東迅提供，黃丹彤翻拍）

　　丸山茂。（沙東迅提供，黃丹彤翻拍）

　　日寇華南派遣軍波字第8604部隊在廣州殘害成千上萬中國人

　　文/圖廣州日報記者黃丹彤

　　秘密進行生物戰（細菌戰）與化學戰（毒氣戰），是二戰時期日本當局蓄謀已久的陰謀。日本置1925年日內瓦《禁止使用生物化學武器國際協定書》於不顧，二戰時期在中國東北、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都進行了以人體為實驗的細菌戰罪惡，殺害了成千上萬中國人。在東北的“731”細菌罪惡早就臭名昭著，而曾經發生在廣州的日本華南派遣軍波字第8604部隊細菌試驗卻鮮為人知。

　　1938年10月31日，廣州淪陷第10天下午3時30分，日本華南派遣軍波字第8604部隊進駐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號稱“華南防疫給水部”的800~1100多名日本軍，對外打著防疫招牌，實際上卻在廣州秘密進行時間跨度為6年11個月的罪惡細菌戰，用粵港難民和中國戰俘進行滅絕人性的活人試驗和活體解剖，殺害了成千上萬生命。據日本《化學戰史》不完全記載，廣州淪陷期間，日軍還對廣東先后實施了20次的毒氣戰。

　　中國最早研究日本“波字第8604部隊”細菌戰的專家、今年76歲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退休研究員沙東迅，從1994年起至今21年間挖掘線索，揭露真相，通過大量人証物証還原被日本人掩蓋半個多世紀的日軍在廣東發動的細菌戰、毒氣戰細節。調查結果令人震驚：淪陷期間起碼成千上萬粵港難民被細菌殺害。原中山醫學院內解剖室、南石頭難民收容所、偽粵海關海港檢疫所成為日本“8604”細菌戰實驗場所，大批粵港難民、廣東軍民在這裡成為日軍細菌實驗和散布細菌的犧牲品。

　　從2004年開始本報記者一直跟蹤沙東迅對日軍“廣東細菌戰”調查進展，並在沙東迅帶領下多次走訪南石頭鄧崗（現南箕路一帶）、增城市小樓鎮秀水村馬屎忽山、中大醫學院圖書館舊址等部分當年日軍罪証現場，採訪了蕭錚、梁時暢等多位親歷見証人。

　　7月6日起，廣州日報記者在沙東迅帶領下，連續一周再次實地探訪當年日軍細菌戰罪証相關舊址。沙東迅接受廣州日報記者專訪時公布，僅根據最新查証的部分檔案和當時的報刊記載，廣東淪陷期間日本人至少40次利用毒氣戰殺害廣東軍民。從1937年9月至1945年7月，日軍用毒地點包括廣東省內多個城鎮和鄉村，重點是廣州及珠三角和粵北、粵東戰場等地。

　　調查者說

　　沙東迅：成千上萬粵港難民被細菌殺害

　　沙東迅說，二戰期間日軍對廣州粵港難民進行了大規模慘絕人寰的細菌迫害，至今許多親歷者、見証人都相繼離世，所幸調查已取得重大進展，保存了諸多調查採訪記錄及被採訪者本人認可的簽名。

　　1994年1月，中國發起針對“侵華日軍細菌戰”的調查，當時日軍對廣州細菌戰細節尚無記載，沙東迅收到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郭成周教授的一封調查邀請信函，附有日本1993年第2期《戰爭責任研究》雜志的兩頁復印件。其中一頁是日本伊香俊哉所作的《舊日本軍細菌戰部隊關系圖》（1932年至1944年全體圖），郭成周在圖上標注：“日軍在廣州灘（經沙東迅考証，此‘灘’字應為‘南’字）石頭設有檢疫所，檢疫所西側珠江彎曲部有舊炮台的地方，其前方就是監獄和難民收容所，在此日軍就使用細菌毒害了來自香港的大批難民。”另一頁標明：“波字8604部隊（廣東）（中山大學）”。以這兩張復印件為起點，沙東迅開始了艱難的調查取証過程。

　　“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廣州南石頭鄧崗大片白骨是日本人在廣州細菌試驗的重要罪証！” 調查過程中沙東迅對15名目擊者、幸存者進行了訪談，對多處現場進行了取証。據統計，1939至1945年間，日軍8604細菌部隊共有800~1100多人在廣州等地，從事各種細菌、傳染病的研究及鼠疫培養和病（活）體解剖。全體成員受過醫學知識培訓，其中部分是醫學、細菌學的專業人員。沙東迅調查結果令人震驚：廣州淪陷期間成千上萬粵港難民被細菌殺害，原中山醫解剖室、南石頭難民收容所、偽粵海關海港檢疫所是日本“8604”細菌戰實驗場所。

　　根據對日本細菌化驗班長丸山茂兩次提供的地圖，以及與原中山醫學院有關知情人員核實，日軍細菌戰本部及6個課均駐扎在現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舊樓及其附近地方，包括現中山大學醫學院附屬一院部分地方。在中山大學醫學院還發現了原日軍8604部隊曾用過的、寫有日文“係長室用”的舊木椅和從東京運來的醫用鐵櫃兩個（均有日本東京出產的金屬商標）。

　　親歷者說

　　梁時暢：大量無棺木不明白骨驚現南箕路

　　廣州造紙廠退休老干部梁時暢是第一個發現侵華日軍細菌試驗留下遺骨的見証人。2005年8月22日，時年84歲的梁時暢向本報記者回憶了當年挖到遺骨的情景：

　　“1953年，我在廣州造紙廠擔任基建計劃調度組長，選擇南石頭鄧崗（即現在南箕路北段）建職工樓，在現場發現南箕路兩側半米深地下，埋葬著大量無棺木不明白骨。在廣州民間風俗中，再窮的人家死了人也一定會裝進棺材再埋葬的。

　　白骨越挖越多，沿著南箕路兩側足足100多米長地下，到處遍布殘缺不全的人骨，成型的筋骨、顱骨卻很少。越往下挖人骨越密，層層重疊。每層都被30多厘米厚的泥土隔開，人骨堆積的厚度大約在20~40厘米，一直延續到2米多深地下。

　　后來附近一位曾被日偽軍強迫拉去掩埋尸體的老農民告訴我，這些尸體是日軍侵佔廣州后，從附近懲教場（即南石頭難民收容所）運過來掩埋的。當時懲教場每天都死很多人，因為尸體太多，隻能在上面掩埋薄薄的泥土。”

　　退休多年的廣州造紙廠老工人蕭錚，其父親便是當時被日本人拉去當搬尸工的六個農民之一，見証了當時難民所裡兩個化尸池被堆滿尸骨。

　　蕭錚說，其父生前回憶，日軍為了掩蓋罪行，先在難民收容所建了兩個並排在一起的化尸池處理尸體，每個大約20平方米，高約4米，體積約80立方米。但因尸體太多來不及處理，而且有腐尸奇臭的氣味外溢，日軍隻得又令由難民所出面雇用了6名搬尸工，使用3張帆布床和一輛板車（另雇2名拉車人）把難民尸體裝運到附近的鄧崗（即現在南箕路一帶，屬廣州造紙廠的土地）掩埋，當時6個搬尸工足足用了幾個月時間才將尸體運完。當年難民病死或病倒（還未死，尚有呼吸）后，都被直接抬到南箕路兩邊一帶掩埋，成千上萬的粵港難民就這樣無辜地被日軍人殺害。

　　根據曾擔任廣州造紙廠基建辦主任的沈時盛回憶的線索，從1953年到上世紀80年代，廣州造紙廠兩次建職工樓時都在地下發現大量尸骨，尸骨被遷移到增城小樓鎮和花都市赤泥鎮。

　　上世紀80年代負責廣紙職工樓施工運輸的民工隊長曾丘模說，當年在南箕路兩邊挖一、二、三棟宿舍牆基時，挖出尸骨總數超400具，后來由他經手用石灣陶瓷壇子和一些大塑膠編織袋裝起，分三批運往赤泥鎮和增城。

　　侵華日本老兵說

　　丸山茂：收容所飲用湯內投放腸炎沙門氏菌

　　來自日本東京丸山茂的懺悔証詞，成為沙東迅調查的重大線索。丸山茂是當年駐廣州日本華南派遣軍波字第8604部隊第一課細菌檢索（即化驗）班兵長（即班長），1993年在參觀東京一個“731”部隊罪行展覽后，丸山茂良心受到極大譴責，開始公布自己的懺悔回憶。

　　“為了讓日本不再發生侵略他國情況，我要公布‘日軍大量屠殺香港難民的細菌戰’史實。”沉寂50多年后，丸山茂首次講述他的親歷，“當時我是日本華南派遣軍波字第8604部隊第一課細菌檢索班兵長，部隊對外稱是‘華南防疫給水部’，部隊長是佐藤俊二。編制是配備800~1100多名專業人員的師團級單位，其中專業將校100人，下設包括總務課、第一課、第二課、第三課、第四課、第五課共6個課。”

　　“1942年4月份有一天，我和另兩名同事被派到廣州南石頭收容所做瘧疾調查。收容所所長的場守喜知道后，顯得十分擔心，他把我帶到珠江邊沒人的地方，很鄭重地對我說，‘香港來的難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滿為患，上面命令用細菌殺死他們。任務落到了我的頭上，我直接聽取部隊長的口頭命令，並發誓不把事情對外張揚。我首先在收容所內的4口水井投放了傷寒菌、副傷寒菌，因為難民不喝生水也不吃沒煮過、沒炒過的食品，這一計劃沒有成功。部隊長又派飛機去（東京）軍醫學校取來腸炎沙門氏菌（副傷寒菌），讓我將其投放到飲用湯裡，在難民不知不覺中投放細菌，這個方法成功了，當天夜裡開始出現了病人。沙門氏菌死亡率很高，陸續出現了死亡，死尸由（偽）省政府負責就地埋掉，在先埋的尸體上不斷重疊堆放后來的尸體，到最后連掩埋尸體的土也沒有了’。”

　　對沒被毒死的難民，日本人採取擴散傳播的惡毒措施。丸山茂說：“我還聽說要將收容所的200多名難民轉移到北江上游佔領區以外地區，給他們發了數量不少的法幣、糧食、衣服，這些人大概是感染了腸炎沙門氏菌未發病或者發了病未死的‘帶菌者’，讓他們作為‘菌種’在敵方陣地擴散。”

　　“按照軍規，在前線作戰3年以上者，可以分批返回日本，可是當時的場守喜不能返回，又被派到新幾內亞去作戰，這大概是要封住他的嘴巴吧！之后我多次尋找場守喜，但是他一直沒有回國。”后來聽說場守喜最后改名加藤逃回日本，不敢回家而到處流浪客死異鄉。

　　井上睦雄：每月生產10~15公斤鼠疫跳蚤

　　就在沙東迅調查取証的時候，1995年7月，第二次自費來廣東調查日軍細菌戰的日本民間友好人士、郵政局職員糟川良谷，親自向沙東迅提供一份《對井上睦雄的調查訪問記錄》，並委托他譯成中文公開發表。

　　這是糟川良谷1995年7月20日在日本找到原8604部隊老兵井上睦雄（應為78歲），講述當年在廣州親歷的4000字談話記錄。其中談到，日軍曾對中國抗日游擊隊員進行活體解剖，並養了50萬隻老鼠，每月生產10~15公斤的鼠疫跳蚤，進行鼠疫戰等的重要情況。這是繼1993年11月原波字8604部隊班長丸山茂之后，又一名8604部隊原隊員揭露侵華日軍在粵的新罪証。

　　井上睦雄說：“我1943年2月隨部隊進駐原中山大學醫學院，被分配到第四課病理解剖班。第四課還有昆虫班、瘧疾班。昆虫班主要從事鼠疫跳蚤的培養，瘧疾班從事馬、豬、雞的霍亂研究。我所屬的病理解剖班裡，解剖開刀者是病理班班長橋本敬佑，其余的人是助手。橋本解剖尸體的內臟時，我們同時切開頭蓋骨。病理班多時每天得到四五具尸體，一天的時間都解剖不完。被解剖的尸體裡男性居多，也有少數女性、小孩和老人，還有被稱作中國間諜的人（注：可能是抗日游擊隊員）。病理解剖時一看就知道那種尸體的額頭是遭到了日本憲兵隊槍擊的。額頭有時即使被子彈擊中而引起腦震蕩但不致死，確切地說，那是活體，心臟仍在跳動，為了止血用鉗子鉗住血管。把血管拉出來在顯微鏡下觀看，隻見紅血球和白血球都聚攏成簇，心臟跳動時它們就滾動。地下室裡有浸尸體的水槽和很多用福爾馬林浸泡、裝在壇子或大瓶子裡的頭顱、內臟標本很多，被解剖的人有50個以上。”

　　我記得1944年空襲變得激烈前接到增產命令：鼠疫跳蚤每月需要10公斤，就得生產15公斤。空襲開始后，如果美軍不久在中國南海岸登陸，這種鼠疫戰將發揮最大作用。1945年6月24日，8604部隊的一棟老鼠飼養舍和鼠疫跳蚤的培養設施（混凝土建筑物），被（美軍）二十五六架Ｂ29型戰機編隊炸毀。據沙東迅分析，大概是美軍得到了日本人培植細菌的情報，對日軍細菌培植基地的轟炸目標十分准確。

　　日本部分在粵毒氣戰記錄

　　侵華日軍對廣東投放毒氣彈，最早發生在1937年9月27日，在東莞投放。當日日機6架，飛至虎門要塞附近之東莞縣城廂外投彈，居民聞到惡性氣味，旋昏眩，手足疲軟，可見敵機所投為毒氣彈。

　　1937年10月8日，日機在廣州附近的江村投放毒氣彈。12月12日，日機飛江門撒毒粉。11月3日，日機轟炸廣（州）武（昌）快車並投放毒瓦斯彈。7日，敵機3架在廣九鐵路投彈並散播白、綠、黃各色藥粉，經政府當局搜集研究，全系毒質。11月中旬報載：“近日拾獲擊墮之日敵機，皆有毒瓦斯一罐，罐高約2英尺，刻曰毒瓦斯，昭和某年造，並有日本平假名字母。”12月14日，日軍毒殺上川島壯丁，慘死者不下200余人。

　　1938年9月19日，日本准備進攻廣東之際，日方發布第285號命令第二十一軍司令官古庄干郎在作戰中可使用紅筒、紅彈（均為毒筒、毒彈別稱）和毒氣。

　　1938年農歷8月，在增城新塘雅瑤塘邊村，由於當地漢奸向日軍告密，說當地村民藏匿槍支，日軍進村搜索。先是放火燒房，再把村民男女老少幾百人驅趕到祠堂熏毒氣。毒氣是白色的煙霧，又嗆又辣，非常難受。熏到人受不了時，日軍就把人放出來喝水，然后繼續逼供、毆打、強奸，把人放在火裡燒、放水裡淹、甚至生剖，如果不交出槍，又繼續關起來熏毒氣。村民被困了7天，前后死亡200人，死者年紀最大的70多歲，小的七八歲。

　　戰后，侵華日軍在廣東使用毒氣証據仍在不斷被發現。1994年2月5日，番禺在銷毀56枚舊炸彈和炮彈時，聞到大蒜的怪味，后經化驗証實其中有侵華日軍留下的芥子毒氣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