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大劇院西側一棟老樓裡住著一位老人,他是最高人民法院離休干部沈關生。1956年,作為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庭長賈潛的秘書,他親歷了對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戰犯的審判。今年已經87歲的沈老精神矍鑠,聲音洪亮,為筆者講述了那段塵封59載的歷史記憶。
成立特別軍事法庭
毛主席親自點將
“雖然是59年前的事了,但我還是記憶猶新。”沈老的回憶,長焦鏡頭般把過往的一切拉到了眼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戰爭罪犯也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及美、歐等各受害國審判戰犯之后,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也於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分別在沈陽、太原兩地對45名在押的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
在賈潛被任命為特別軍事法庭庭長並主持審理日本侵華戰犯分子前,周總理和他談過一次話。“一開始,賈潛深感責任重大,提出另選有法律權威的人擔當此任。但周總理對他說:‘你是毛主席考慮再三的人選,不好更改。你受過高等法律教育,又有多年高等法院的工作經驗,在我們國家你就是有法律權威的人,你不主持,讓誰主持?’”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了任命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名單。關於開庭地址,參與審判的主要成員一致認為設在沈陽最合適,因為這批受審的戰犯犯罪地主要在東北地區。
一切工作准備就緒后,在賈潛的主持下,特別軍事法庭於1956年7月1日至20日在沈陽對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
戰犯在法庭下跪
痛哭流涕認罪
被告人是28名日本偽滿時期的行政長官,其中有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武部六藏,偽滿洲國二號人物古海忠之。審判長是賈潛,審判員是楊顯之、王許生。“出庭作証的証人都是在日本侵略時期的幸存者,他們有的九死一生,有的失去了家園和親人……他們在庭上控訴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的國土上燒殺搶掠14年,情形慘不忍睹。”沈老說得動容。
“當庭宣讀的起訴書列舉了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有檔案書刊315件、証人証詞360件、被害人和被害人親屬的控訴書642件等。”沈老還告訴筆者,這次庭審,在押的末代皇帝溥儀也出庭作証,他在法庭上說:“這次出庭作証,是我為中國人民辦的第一件好事。”
被告人古海忠之當庭供認了抓捕平民送往細菌部隊做試驗后殺害的罪行。他說,自己是一個公然違反國際法和人道原則、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戰爭犯罪分子,真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被告人齊藤美夫也最后陳述說,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人民遭到了難以計算的損失……無論法庭判處什麼樣的重刑,他都願意接受。
“法庭上,面對事實和指控,有的日本戰犯痛哭著向受害人下跪,稱自己‘罪該萬死’。”往事歷歷在目。沈老說,在審訊武部六藏時,對方因病不能到庭,法庭派審判員楊顯之前往醫院訊問。武部六藏除了支配整個偽滿洲國政治、經濟、文化外,還指使日偽軍隊、憲兵、警察和偽司法機關對我國東北人民進行了殘酷的鎮壓,特別是在黑龍江、吉林和熱河等地進行了多次“治安肅正”,瘋狂地抓捕、屠殺和囚禁東北人民,並且在熱河省大量驅逐居民,毀滅村鎮,制造了許多無人區。在確鑿証據面前,武部六藏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
寬大處理戰犯
彰顯人道精神
1956年7月20日,審判結束,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對28名罪犯分別判處十二年到二十年有期徒刑。最終,沈陽、太原兩地共45名日本戰犯分別判處八年到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之后又對其他在押的1062名職務低、罪行輕、改造表現較好的下級官兵,做出了免予起訴的決定。
“說實話,當時我還年輕,對這樣的判罰並不理解,認為他們應該殺。不過后來我也明白了這樣量刑的意義。”沈老回憶說,“釋放大會當天晚上,戰犯管理所設宴送別戰犯。他們都吃不下,拉著管理所所長、教導員,不少人跪下說:‘我燒了不少民房’,‘我奸污了像我母親一樣善良的中國婦女,我是鬼不是人。’”
戰犯管理所給被釋放的戰犯發了新衣服、新鞋,還給每個人50元錢。這批戰犯先被送往天津,等船回日本。隨行的一位新華社記者回來跟沈關生說,這些人到抗日烈士紀念館為犧牲烈士獻花圈致哀,宣誓堅決反對侵略戰爭,希望中日兩國人民永久和平。他們用政府給的50塊錢購買了一些日用品,還買了《人民畫報》,要帶回日本宣傳新中國的各項政策。
1956年6月28日,第一批335名戰犯乘日本“興安丸”號輪船回國,負責報道的《人民日報》記者藍海7月9日從東京來電:“獲釋日本戰犯分別回到家鄉,異口同聲感謝中國人民和政府寬大,表示中國人民和政府救了我,絕不再去打仗了”。本報通訊員 陳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