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囧途的民國春運:魯迅自北京回紹興乘4次火車

　　民國時代的火車站

　　編者按：一年一度的春運即將結束，在這規模巨大的周期性人流遷移中，飛機、火車、汽車，輕而易舉地縮短了人們的旅程。而在交通網絡還不甚發達的民國時期，冰心、魯迅、沈從文等名士以及普通百姓的春運旅程是怎樣的呢？

　　1947年的火車票

　　冰心的春運旅程

　　1929年12月18日，冰心離開北京，回上海法租界過年。

　　查萬年歷，那天是農歷十一月十八，離春節還有一個多月，冰心干嗎這麼早就急著回家呢？

　　原因有三：

　　第一，民國政府廢除舊歷，推行新歷，很多傳統節日都被取消了，政府號召大家使用新歷，告別舊歷，把春節假期挪到元旦，過年時基本上不再放假，即使放假，最多隻給兩天假期。所以冰心要想跟父母團聚的話，隻能趕在元旦前回去。

　　第二，跟現在相比，民國交通非常落后，現在短短幾個小時的車程，那時候往往需要花上幾天，甚至幾個星期都有可能。

　　第三，冰心接到了父親的電報，得知母親病重，她急於回家探望母親。當然了，這條原因才是真正關鍵的原因——爹娘病重，兒女當然要回去，請假也要回去，如果非要等到過年，那還是人嗎？

　　閑言少敘，我們且看冰心究竟是怎麼回去的。

　　要擱到現在，從北京回上海就跟玩兒似的：可以開車，可以坐車，可以坐飛機，可以乘高鐵，無論用哪種方式，路上都不至於耽擱很長時間吧？可是民國時代就難多嘍！首先冰心沒有買車，不可能自駕﹔其次兩地之間沒有直達的長途汽車——長江之上還沒建大橋，汽車無法飛越天塹﹔想打飛的也不行哦，中國航空要到1935年才開始開通客運業務。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冰心能選擇的比較靠譜的交通工具就剩火車了。

　　那時候，從北京到上海是有火車的，不過要分段乘坐：先從北京前門搭乘平津列車到天津，再換乘津浦列車到浦口，然后坐船過江，到對岸的南京火車站換乘京滬列車到上海。按照平日的正常速度，這一路上要花兩天兩夜——不僅僅是因為車速慢，主要是中途需要多次換車。

　　兩天兩夜確實很慢，不過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人的心目中，這個速度已經是他們引以為豪的最快紀錄了。1922年6月，北大教授吳虞從北京去漢口，在火車上過了兩天零一夜，他下車時居然感嘆道：“兩千四百六十裡，此時即到，可謂神速矣！”可見他們是很容易滿足的。

　　出發前一個星期，冰心就托朋友打探平津列車、津浦列車和京滬列車的時刻表，以便精確規劃出行時間。打探的結果是：“津浦線被軍方臨時征用，此路不通！”怎麼辦？難道讓我們偉大的冰心老師騎著馬回上海嗎？那得走到什麼時候？

　　天無絕人之路，火車雖然不通了，卻可以坐船，所以冰心又趕緊托朋友訂了一張從天津到上海的船票。

　　1929年12月18日晚上七點，冰心坐火車趕到天津。她在天津國民飯店休息了一夜，跟梁啟超的女兒見了一面，第二天下午坐人力車去碼頭，順利登上一艘直達上海的輪船。她老公吳文藻前來送行，見甲板上擠滿了回家過年的學生、民工和小商販，艙門外笑罵聲、爭吵聲和叫賣聲響成一片，不由得心疼地說：“愛，我恨不能跟了你去，這種地方豈是你受得了的！”冰心握住老公的手說：“不妨事，我原也是人類中之一。”意思是你別擔心我，我雖然出身富貴、生活優裕（冰心的父親是海軍部副部長），但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林黛玉，其他乘客都能受得了，我憑什麼受不了呢？

　　其實，冰心的老公未免過於矯情。要知道，冰心有錢，在船上訂的是官艙，類似現在飛機上的頭等艙、火車上的小包廂，放在那個時代，絕對屬於普通老百姓做夢都不敢奢望的高級享受。老百姓圖省錢，隻能訂統艙，幾百個人擠到一起，孩子哭鬧，大人吵架，油煙味兒和腳臭味兒鋪天蓋地，身旁不時傳來嘔吐和呻吟的聲音，那才叫折磨呢！

　　不過冰心在官艙裡也舒服不到哪兒去——船太慢了。她在19日下午兩點半上船，等到夜裡十點才開船，然后在22日晚上六點才抵達上海。冰心暈船了，對茶房送來的飯菜毫無胃口，用她自己的話說，在這段旅程中，“我已置身心於度外，不飲不食，隻求能睡”。為什麼隻想睡覺？暈船唄，不舒服唄。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女作家，她說她坐高鐵不耽誤寫稿子。如果把她放到民國，放到冰心乘坐的那艘船上，我相信她未必能寫出一個字來，因為受時代和科技的限制，民國的輪船不可能比得上現在的高鐵，它不可能像高鐵那樣舒適安靜、方便快捷。

　　我們剛才說過，冰心是12月18日從北京出發的，結果在12月22日夜裡才到上海，她在路上花了四天。如果津浦鐵路沒有被軍方征用，如果她乘坐火車回家過年，是不是可以快一些呢？還真不一定。

　　民國鄉民擠火車

　　1934年的客運輪船票

　　魯迅的春運旅程

　　我們看看魯迅在1919年回家過年的歷程就知道了。

　　1919年公歷年底，魯迅在北京買下第一座四合院以后，回紹興老家迎接母親。

　　魯迅在凌晨啟程，雇人力車去北京前門車站，擠上了去天津的火車，當天下午抵達天津。

　　在天津換乘津浦列車，一天零一夜以后抵達浦口。

　　在浦口雇人力車來到碼頭，坐上輪渡，渡過長江，又雇人力車去南京火車站。

　　在南京火車站擠上開往上海的火車，一天以后抵達上海。

　　在上海找了家旅館，睡了一夜，第二天凌晨雇人力車去車站，擠上去杭州的火車，中午抵達杭州。

　　在杭州找了家旅館，一邊休息，一邊打電話訂船票，又經過一天零一夜，終於把船票拿到手，然后又在旅館等船。

　　一天以后，輪船開行的時間到了，魯迅雇人力車去錢塘江碼頭，坐上了去紹興的輪船，又過了整整一天，船隻抵達紹興。

　　魯迅下船，雇轎，坐著轎回到紹興老家。

　　這一路上，魯迅不停地更換交通工具，先坐車，再坐船，再坐車，再坐船，光火車就乘了四次，全程花了將近一個星期！

　　從前看《魯迅日記》，發現魯迅自從1912年去北京工作以后，一直到1926年辭掉鐵飯碗，當中隻回過兩次紹興，很奇怪他為什麼回去得如此稀少。后來我明白了：一是因為春節時很少放假（1918年以前，魯迅供職的教育部從不在春節期間放假，后來才象征性地放假兩天），二是因為回一趟家太累，太耗時。魯迅從輪船上下來，為什麼最后一段路程非要坐轎？就是因為一路上的顛簸使他受夠了洋罪，需要坐坐轎子犒勞自己一下。當然，這裡面恐也有“衣錦還鄉”的意思，想向鄉親們証明自己在外面混得不錯。

　　不回家過年的民國人

　　更多的民國人則沒有証明的機會。20世紀30年代，在北京教書的沈從文夫婦從不回老家過年。沈從文在給大哥寫的信中說：“苦難處並不是別的，只是無那麼一筆錢罷了，隻怕路上用錢多，超過了我們的預算，回不來可不好！”

　　再往前追溯，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定居的郁達夫也從不回家過年，原因無他，就是因為旅途艱辛和路費太貴。曾有一年夏天，郁達夫一咬牙，從北京回了富陽老家，走到杭州就把路費用完了，不得不步行出城。

　　還有前面我們提到過的北大教授吳虞，他在北京住了五年，每年春節都是在北京度過的，而他的妻子和幾個女兒則遠在成都老家。為什麼他不回去跟家人團聚？因為回去一趟實在太難了，需要先坐火車到漢口，再從漢口坐輪船到宜昌，再從宜昌換小輪船到重慶，再從重慶雇船到嘉定，再從嘉定步行回成都。1922年夏天，吳虞鼓起勇氣回了一趟老家，6月8日從北京出發，到7月3日才抵達成都，全程居然花了25天！這25天連船費帶車費再加上飯錢和住旅館的費用，總共用去兩百塊大洋！

　　兩百塊大洋是多少錢？郁達夫的小說名篇《春風沉醉的晚上》提到過，一個在上海卷煙廠上班的女工，全年不休息，每天工作十個小時，刨除伙食費，一個月隻能掙到五塊大洋，如果她想攢夠從北京去成都的單程路費，得努力三年半。

　　2015年6月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民國小人物的日記，日記作者名叫顏濱，是在上海某五金店當職員的寧波青年。寧波離上海很近，每天都有小輪船往返於兩地之間，但顏濱從來不回老家過年。第一，他的親戚大多在上海謀生，過年時可以跟親戚團聚﹔第二，他的父母已經亡故，老家隻有繼母和胞妹，他沒有多少牽挂之情﹔第三，過年時船票會漲價，他不願意花這份冤枉錢。身為小職員，他工資微薄，生活節儉，平日裡為了省錢，能坐電車就不坐黃包車，有時連電車都不舍得坐，步行去親戚家吃飯。

　　1923年2月23日，農歷春節期間，《上海民國日報》刊發一篇《新年的煩惱》，作者是一位在上海謀生的紹興青年，他說自己從來不回紹興過年，隻在年底往老家寄幾塊銀元。原因無他，路費太貴，不如把錢省下來寄給父母。

　　1948年滬寧列車的頭等車廂

　　火車頂上都坐滿了人

　　針對農民工的春運救濟

　　不過廣大農民工並不願意留在城裡過年，因為很多人從事的是季節性工作，冬天如果太冷，工地會停工，工廠會停工，工錢自然也會停發，這時候如果還留在城市，隻能坐吃山空，還不如揣著攢了一年的血汗錢返鄉與妻兒團聚，待到來年開春再回城上工。

　　無論是否春運，民國時代的頭等車和二等車都不會擁擠，因為太貴﹔隻有三等車和四等車搶不到票，因為便宜。個別時候還會加挂敞篷車廂，沒有車頂，非常便宜，專為民工和難民享用。為了解決農民工的春運問題，民國鐵路部門確確實實做了一些努力。

　　1933年夏天，北寧鐵路局制定《中華國有鐵路北寧、沈海、吉海各路聯絡運送移民之辦法》，這裡擇要抄錄如下：

　　每年自11月15日起至翌年1月15日止，由吉海線之煙筒山、吉林兩站發售至北寧線之北平、天津、營口三站移民“還鄉優待票”。在發售上述優待票期間，如有必要，北平、吉林間應即開行運送移民直通列車。移民減價優待票照普通三等票價減去七成，其眷屬婦女六十歲以上之老人及四歲以上十二歲未滿之小兒再照上項減半。

　　也就是說，在公歷春節前后，從北方各地去“闖關東”的新移民若想返鄉過年，可以按七折購買火車票，小孩和老人購票在七折優惠的基礎上再打五折。

　　1934年冬天，滬杭鐵路局專為從上海返鄉的農民工加開了民工專車“小工車”，每天對發兩次，票價照三等列車減半，並增加停靠站點，以便民工下車。

　　1936年春節，京滬鐵路局針對上海“工廠林立、勞工眾盛”的特殊情況，加開“勞工車”，並派工作人員去工廠裡張貼和散發加開列車的時刻表。

　　與此同時，像同鄉會這樣的民間組織也在幫助無錢買票的老鄉，據1937年編印的《寧波旅杭同鄉會會務概況》記載，在1936年冬天，寧波旅杭同鄉會救濟名單如下：

　　陳長元，慈溪人，流落杭州無力回鄉，發給船票﹔孫兆祺，鎮海人，來杭州找哥哥無著，發給船票﹔柴志鴻，慈溪人，患病，介紹醫院為其診治，后送還回鄉﹔張仁才，鄞縣人，在杭州失業，發給船票﹔阮王氏，鄞縣人，尋子流落杭州，發給船票並給飯食﹔張事運，鄞縣人，退伍流落，發給船票﹔華杏林，慈溪人，老太婆，雙目不明，孤苦無依，發給船票，並請上海四明會所捐助之……

　　今天看起來，民國戰火連綿，交通落后，但是通過鐵路部門和民間組織的種種努力，我們仍能看到人性中從未泯滅的一抹亮色。（李開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