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與崔琰》：浮出歷史的人性博弈

　　渴慕權力、猜忌成性的曹操，傲岸不屈、品行高潔的崔琰，善觀時局、小心翼翼的華歆，22年前，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出的話劇《捉刀人》把這三個性格迥異的人物並置在一起，呈現了一幕權力與人性交織的歷史大戲。如今，當年執導該劇的林蔭宇，帶領著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2012級本科班的年輕學子們再次將該劇搬上了舞台。雖說是同樣的故事，熟悉的人物，不變的結局，但此次重排卻在導演獨居匠心的劇名——《曹操與崔琰》轉換中，多了一些新意與沉澱、思考與超脫。

　　一直以來，如何有效平衡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關系，往往成為評價一部歷史劇思想蘊涵、藝術水准高低的重要尺度。而在創作實踐中，作為客觀存在的歷史，在“古為今用”的慣常思維下，又時常成為創作者觀照現實、感喟世事的重要載體。20世紀90年代初的《捉刀人》同樣無法擺脫這樣的創作因襲。然而，當《曹操與崔琰》出現在我們面前時，一種閱盡歷史滄桑后的超脫感油然而生，歷史人物不再是幽暗時空中的封閉存在、宏大敘事主題覆蓋下的符號，而是浮出了歷史的地表，向著人性回歸。可以說，在美學追求和人性開掘上，《曹操與崔琰》更似於莎士比亞的悲劇，是人性的悲劇、性格的悲劇。這尤其體現在曹操與崔琰的塑造上。

　　劇中，一代梟雄曹操大權在握、霸氣外露，可在“志在千裡”的英雄光環背后，他又是一個集各種人性復雜與糾葛於一身的人。他的堅韌意志、權術陰謀推動他抵達了權力的巔峰，但對於握在手中的一切，他卻猶如登上了一輛無法駕馭的馬車，被內心深處的另一個自我操控著、擺弄著：他愛才、任人唯賢，可是並不惜才，“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為權勢可以拋棄情義﹔他有善心、獎懲鮮明，可並不能以誠待人，猜忌成性，小氣狹隘﹔他愛美、重視儀表，可偏偏自己“威武有余，俊秀不足”，惟恐落在他人之下，留下笑柄﹔他有權威、處事果斷，可情緒反復無常，令人無法招架。正是這些人性中相互掣肘的因素，讓曹操的形象更接近於真實的人，表面上坐擁著權力乃至既得的利益，享受著現實的榮耀，實則被惡所拖累，丟掉了人性中最真、最善的東西。當然，劇作也給曹操留下了一些東西，它們是孤獨、恐懼與脆弱，這些在不經意間將他引向了人性天平中悲劇的一側。

　　相較曹操，崔琰似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高貴得不近人情。他沒有曹操人性深處的復雜與變異，而是以單向度的性格支撐從一而終，並在劇中時時作為曹操人性惡的對立面出現。曹操嫉恨的俊美、才情、女人，都在崔琰身上得到了一一對應，這也恰恰是崔琰的悲劇所在。在一個激烈變動的時代，崔琰的高貴與尊嚴無處安放，是委曲求全還是堅守到底？崔琰命運走向揭示的不僅是道德與現實的困局，更是人的價值與社會存在的困局。

　　談及此次二度創作，林蔭宇表示，“舞台上的歷史想象，只是一種藝術虛構，我們講述的不是一個封閉的歷史故事，而是一個有著無限闡釋空間的歷史寓言”。從封閉走向開放，林蔭宇通過劇情與歷史的雙重“鬆綁”，與時俱進地賦予舞台空間多重、寫意的審美意蘊。大幕拉開，舞台后方巨大的方形台階與四根高度不同的宮殿圓柱，給觀眾造成了心理的壓迫感。隨著人物登場和場景的變化，這種壓迫感形成的不和諧狀態，逐漸又變成人物內心多種力量博弈的表征，暗示著性格的尖銳對立、矛盾的不可調和。

　　與舞台空間上的神秘、緊張關系對應，聲音和意象成為林蔭宇營造舞台氛圍、外化角色內心的主要手段。前者以技術化的方式呈現，形成了一種敘事節奏上的間離效果。比如貫穿全劇的鼓點聲，它時而出現在崔琰的舞劍中，時而閃現在曹操的內心活動中，對應著人物心理的每一次細微變化﹔三次出現的跺步聲，猶如空谷足音，它以急促的步伐展現著歷史的更迭，似乎在提醒觀眾，莫忘從歷史中“走出來”，昨天的歷史也是今天的現實。后者以幽魂的形象參與表演，帶來了一種形象表達上的間離效果。這些幽魂有造型夸張的荀彧，也有以群體面貌出現的朱衣人，特別是朱衣人的形象。開場時，昏暗的燈光下，十來個朱衣人的黝黑身影如同幽靈冤魂般向曹操逼迫而來，得勝歸來的曹操在朱衣人的逼迫下，從大氣凜然轉向狂傲，進而疑懼，最后狂躁，情緒瀕臨失控﹔劇終時，還是那十來個朱衣人，他們從舞台的周邊游移上場，圍困住驚恐、慌亂中的曹操，並裹挾著死去的崔琰一起消失在了天幕深處那片無頭的盔甲隊列中。舞台上，林蔭宇讓朱衣人始終成為曹操心中揮之不去的魔障，並作為他心理外化的力量存在，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制造舞台的神秘感，展現曹操人性之復雜與險惡，而是意在揭示這種人性背后的精神分裂與道德苦痛，展示歷史進步與個體犧牲、崇高偉大與罪惡渺小之間那無法避免的抉擇與沖突。當劇終留在原地的曹操，隨著魏軍漸強的軍歌聲，面色逐漸恢復，且以堅毅的表情注視未來時，那種穿越歷史的蒼涼感、悲劇感，那種從歷史中間離而出的警醒、頓悟，在這一刻得以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