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命名商榷：稱“海昏侯劉賀墓”更為清晰

　　刻有“劉賀”二字的玉印

　　劉賀墓在文獻和方志中其實一直有明確的記載和名稱———昌邑王塚，且“海昏侯墓”這一稱謂已用於浙江千載沈戎墓，南昌若再以此命名，有重名之虞。因此將這座墓稱為“昌邑王塚”或“昌邑王墓”，就不存在與文獻、歷史的違背———似乎可以作為這座墓名的第一選擇。

　　2015年秋，在歷經5年的發掘后，江西南昌新建縣海昏侯墓一經消息披露，很快即以保存基本完好、陵園清晰、遺物珍貴而引起各界關注。其墓主也在2016年3月因“劉賀”玉印的發現而被宣布為先是昌邑王、后為漢皇帝、再為海昏侯的漢武帝之孫劉賀。

　　憑借曾經為帝而最后為海昏侯的經歷，劉賀的記載要遠多於大多漢代列侯。據文獻記載，劉賀之父劉髆是漢武帝最寵愛的李夫人所生，天漢四年(前97年)被武帝立為昌邑王，在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的六子中，劉髆年齡最小。在漢昭帝去世后，因其“亡嗣”而需要擇子為帝。在經過一番抉擇后，當時已為昌邑王的劉賀就幸運地登上帝位。

　　雖然劉賀的生年史書未載，但從相關記述推斷，他大體出生於征和二年 (前91年)左右，即位時在19歲左右。不過悲劇的是，劉賀即位僅27天后即被“群臣”所廢。而其被廢的原因，不同的文獻近似的記載為淫亂，隻有 《漢書·五行志》 認為劉賀失國是因其“狂亂失道”、“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

　　劉賀被廢，臣下言“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被太后所止，“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在被褫奪爵位后，劉賀沒有回到之前的昌邑王，僅在昌邑以“二千戶”“湯沐邑”生活。而繼之即位的漢宣帝一直警惕地監視著劉賀，直到確定“賀不足忌”后才在元康三年(前62)“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不過規定劉賀“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使劉賀不僅不能回京朝覲天子，更不能拜祭宗廟，成為一個不完整的列侯。

　　到豫章就國的劉賀，一直生活在宣帝的監控之下。幾年后在從揚州刺史那裡得知“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后，宣帝馬上“制曰：削戶三千”，使劉賀僅余千戶食邑。很快，神爵三年(前59年)劉賀去世，豫章太守廖建議海昏侯除國，朝中“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

　　劉賀死后如何埋葬，這在漢史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但在略晚的文獻卻有隱約記述。如《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載，公元260年在“高貴鄉公卒”后，“皇太后令曰：……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與此相同的記述尚見 《晉書·帝紀》及后世轉引。這裡“亦宜以民禮葬之”的“亦宜”表明，在劉賀去世310年后的曹魏時期，社會上層還流傳著劉賀以庶人“民禮”埋葬的記憶———這與海昏侯劉賀墓的巨大差異甚值深思。

　　而隨著位於南昌新建區大塘坪鄉觀西村墎墩的海昏侯劉賀墓的發掘，這座墓究竟該如何稱呼也就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比方說，在媒體的報道及相關介紹中，就出現了“南昌西漢大墓”與“南昌海昏侯墓”等不同的稱謂。

　　一般而言，在一座墓葬發掘之后，如果這座墓原來沒有流傳下來的確定的名稱，那發掘者就可據其所在的小地名對其命名，如“大雲山漢墓”、“雙乳山漢墓”、“長沙象鼻嘴一號漢墓”等等﹔也可以根據墓葬的時代及墓主的身份對墓葬定名，如“西漢中山王墓”、“南越文王墓”、“西漢長沙王后漁陽墓”等等。但若一座墓葬原來已有過去所遺留的名字，那問題就會復雜一些。如經發掘証實其原名有誤，那麼發掘者可以重新命名，也可以在原名已成地名的情況下，對該墓的舊有名稱不改而遵稱不變。

　　目前大家了解最多的，也是最著名的在發掘后沒有改名的墓葬，是現在用來與海昏侯劉賀墓作比較的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在發掘前，這座墓被傳為是五代馬王之墓，故名為馬王堆 (1950年代夏鼐先生已指出其為漢墓)，在1970年代初經發掘確定其時代為西漢、墓主為?侯而與馬王無關后，當地一直還是以馬王堆漢墓來為名。

　　但無論如何，過去一直都極少見到如“南昌西漢大墓”等以省會“南昌”的大地名來命名的先例———這違背了考古學以小地名命名以盡可能排除重名的學術傳統。

　　那它叫“海昏侯墓”是否合適？　我覺得亦有不妥。

　　首先，劉賀墓在文獻和方志中其實一直有明確的記載和名稱———昌邑王塚。如《太平御覽》卷549“禮儀部”引《異苑》謂“元嘉中，豫章胡家奴開昌邑王塚”。正德《南康府志》卷7“建昌縣”下有“昌邑王墓”，言其“在縣西六十裡，漢昭帝封賀為昌邑王，卒葬於此”。萬歷《新修南昌府志》卷22有“昌邑王墓”，言“昌邑故城有大墓一所，小墳二百許。志雲，豫章有百姥塚，葬昌邑王妾處”。嘉慶《大清一統志》卷317也有“昌邑王墓”，“在建昌縣北六十裡昌邑城內，有大小二塚”。

　　從這些記載看，起碼從《異苑》 成書的南北朝時開始，或至少從傳方志較多的明代開始，劉賀墓的名稱已固定為“昌邑王墓”並成為地名。劉賀原為昌邑王，之后皇太后在劉賀被廢后也將“故王家財物皆與賀”———現墓葬發掘中“昌邑”為名的器物應與此有關，而文獻中不僅張敞在向宣帝匯報劉賀的情況時以“故昌邑王”稱之，宣帝詔書也謂“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從這些情況看，雖然劉賀從天子被廢后已不是昌邑王，但當時人還是以昌邑王稱之———最多稱其為“故昌邑王”。因此南北朝以來將劉賀墓名為“昌邑王墓”的名稱應該無誤。

　　其次，齊永明五年(487年)沈約奉詔撰《宋書》，在其自序中講“漢有曰戎，字威卿者，光武封為海昏侯，辭不受，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說的是東漢光武帝時曾封沈約之祖沈戎為海昏侯，但其不就而避地烏程。但沈戎雖未就海昏侯，而其墓卻一直以“海昏侯墓”為稱，如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94“江南東道”、宋談鑰《(嘉泰)吳興志》卷4、明李賢《明一統志》卷40、清穆彰阿《(嘉慶)大清一統志》 卷289等等，均載烏程縣“金鵝山”上有海昏侯墓。因此，我們雖然知道這座墓並不是真正的海昏侯之墓，但“海昏侯墓”這樣的稱謂事實上用以指稱浙江的沈戎墓已千載，那南昌若再以“海昏侯墓”來命名，難免有重名之虞。

　　第三，劉賀雖封海昏侯，但歷代方志中的海昏侯所居之城的名字卻為“昌邑城”。如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6“江南西道四”、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26、明陳霖《(正德)南康府志》卷7、明李賢《明一統志》卷49和52、明陸應陽《廣輿記》卷12、清謝旻《(雍正)江西通志》卷38等等，均大同小異地謂“昌邑城，《豫章記》 漢昌邑王賀既廢之后，宣帝封為海昏侯，東就國筑城於此”。直至今日，在墎墩漢墓附近尚有“昌邑鄉”的地名存在，這就說明劉賀海昏侯國的侯國城的名稱應為“昌邑”。

　　第四，若從前引方志看，其所言的“昌邑王塚”位於“昌邑城”一帶、主墓外還有小墓若干———至少有大小兩座墓的特征，恰與目前在南昌市新建區海昏侯墓勘探發掘的情況完全一致。因此將這座墓稱為“昌邑王塚”或“昌邑王墓”，就不存在與文獻、歷史的違背———似乎可以作為這座墓名的第一選擇。

　　當然，如果認為劉賀在豫章時是海昏侯而非昌邑王，將其名為“昌邑王塚”或“昌邑王墓”存在一些在今人看來名不副實現象，那我想可以按謝旻《(雍正)江西通志》卷110“海昏侯劉賀墓，在建昌縣西北六十裡昌邑城，內有大墳一所，小墳二百許，舊稱百姥塚”的記載，將此墓稱之為“海昏侯劉賀墓”。這不僅於史有征，而且也與發掘相合，可能不會有太多的異議。

　　需要指出的是，在海昏侯劉賀去世后，雖被除國，但后漢天子還是為了表示宗族和睦而紹封其后，重新設置海昏侯國。直接名這座墓葬為“海昏侯墓”而不添加墓主名稱的話，就會與其他代海昏侯墓出現沖突。因此，要是不名此墓為“昌邑王墓”而名“海昏侯墓”，那添加墓主的名字，稱“海昏侯劉賀墓”，可能會更加清晰一些。

　　當然，也應指出的是，與考古發現海昏侯劉賀墓基本未被盜掘的情況不同，在 《太平御覽》 卷549“禮儀部”引《異苑》 中謂，“元嘉中，豫章胡家奴開昌邑王塚，……並得金鉤，而尸骸露在岩中儼然。”這是昌邑王墓被盜的確切記載。在這則文獻中，“豫章”的地名提示此“昌邑王塚”應非遠在山東的昌邑王劉髆之墓，就是說，它應是與位於古豫章今江西境內的海昏侯劉賀墓有關。但這條文獻約略，“胡家奴”所“開”的“昌邑王塚”究竟是不是劉賀墓，有待更多的資料才能加以判斷。

　　(作者 劉瑞 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