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原著作者推新作 以局外人姿態看中國

《流年物語》作者：張翎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每個人站起來的方式，千姿百態》  作者：張翎  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

馮小剛的電影《唐山大地震》讓很多人知道了旅居加拿大的華人女作家張翎，與電影的溫暖結局相比，她的小說《余震》更為冷峻。近日，張翎在北京推出了長篇小說《流年物語》和一部小說集，小說集中的《死著》寫的是當下中國的故事，已被馮小剛買下影視改編權。張翎旅居國外多年，卻專注中國故事，她覺得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看中國，喪失了局部的親切感，卻也獲得了整體觀察。

關於新書

用全知視角寫中國家庭糾葛

從小說《金山》到《陣痛》，張翎的小說關注中國社會的時代變遷和幾代人的家庭命運。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流年物語》依然對准了大時代洪流中，兩個家族三代人之間的中國式家庭生活。小說以一座南方小城為中心，時間橫跨上世紀50年代到本世紀初，故事中男性在大時代中有指點江山的氣魄，女性在面對苦難生活時表現出了堅韌。

這個故事源自張翎故鄉女友的故事，以及多年前的一樁風聞。她說：“我想寫一個被母親不情願地拽進成人世界的小女孩，和一個能以鋼鐵般意志管轄自己的上半身卻永遠敗給了下半身的男人。”《流年物語》最初是一個關於“貧窮和恐懼”的故事，但在創作過程中，張翎還融入兩了多種主題，比如假象與真相，欲望和道義，追求和幻滅。

故事中，被丈夫認為愚昧丑陋毫無魅力的朱靜芬，卻總在最關鍵的時刻營救丈夫於危難之中﹔在婚姻中呈現著持久的謙恭和壓抑狀態的劉年，卻會在另一個幾乎無法與妻子相比的低賤女人身上，表現出獅子一樣的自信和勇猛﹔清高得近乎玩世不恭的葉知秋，竟會撞在一樁很難算是真愛的婚外戀裡，死得如此決絕義無反顧。

她透露，這部小說與以往7部長篇最大的不同在於敘事方式，她寫了十多萬字的時候發現幾個主人公都有多重生活，隻寫一個側面很難講清楚。因此，引入了“物語”的敘事手法，用“全知”的視角來講述幾個家庭的糾葛，這是張翎創作上的全新嘗試。在張翎看來，她並不是想去揭露什麼黑幕和人性的丑陋，而是想寫“苦難過后留下的影子”。

聽說“書名長”賣得好

小說集《每個人站起來的方式，千姿百態》中收錄了張翎的4部中篇小說。其中，《死著》是新作，《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余震》《雁過藻溪》是此前的3部代表作。小說《死著》從病房裡奄奄一息的路思銓寫起，一場車禍引起了茶葉公司、交通大隊、醫院等多方力量博弈。主人公路思銓有著多重的社會角色，他的生死關系到情人身份會否曝光、交警的任務指標、醫生的診療報告，以及公司利益等。

張翎透露，她以往的小說借助於童年、年輕時的生活經驗，而這部小說中進行了大膽的“想象力”的嘗試，試圖去寫一個當下中國的故事。在《死著》中，張翎設計了一個盲人形象，茶妹。她是面對生死問題時唯一的智者，用張翎的話說，“既是荒謬的終結者，也是殘忍的開啟者。”小說中，張翎把生死瞬間的人性糾葛寫得錯綜復雜，先把人逼到生活的死角然后審視他們突圍的姿態，這也是4部小說共通的地方，

提到小說集的名字為何這麼長，張翎笑言，聽說書名起得長，書就賣得好。她解釋說，比如《余震》中的母親李元妮，“地震中死亡了24萬人，在多少個家庭裡面，每個人站起來的姿勢是不一樣的。”小說《死著》跟余華的《活著》有什麼關系？張翎說，很多文學作品都是在說人怎麼活著，很少說人怎麼死，她寫完后想到的是哈姆雷特的那句話，“生存還是死亡”，感覺用這句英文做標題最貼切了。小說中，主人公的“死”是一個進行著的過程，因此就用了《死著》當題目，跟余華的《活著》沒什麼關系。

寫作經歷

當醫生讓我離痛苦更近

張翎原籍浙江溫州，上世紀80年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畢業后，遠赴加拿大和美國留學，獲得了聽力康復學碩士學位。張翎41歲才開始發表小說，創作了《陣痛》《余震》《金山》《雁過藻溪》等，與嚴歌苓、虹影被譽為海外華文女作家的“三駕馬車”。

社科院外文所的陸建德教授跟張翎是復旦大學的同學，前幾天參加張翎這兩本新書的分享會，他說：“我要能預測未來的話，肯定想不到有一天會在北京參加她的新書活動。”張翎本人也透露，沒多去想能成為小說家這回事。上大學時，家裡就讓她報考醫學專業，她死活不報。沒想到多年后，為了養家糊口她又從事了跟醫學相關的職業。

曾在診所工作多年的張翎說：“我就把工作簡單作為糊口的工具，不能太愛，又不能討厭。沒想到它給我提供糊口之外，給我寫小說提供了很多靈感。有人問，為什麼你小說經常關注疼痛、災難？這都是跟我診所裡面接觸的人有關，除了一部分正常的老年耳聾，相當一部分是戰場上退役的老兵，他們損失的不僅僅是聽力，而是對整個生活的影響，那種對疼痛的體會是不一樣的。”

中國故事

局外人的好處是不隨波逐流

女作家方方推薦《流年物語》時說：“張翎用她的鄉愁為我們構建了她視野中的世界。她的文字深情而雋永，我們通過她富於才情的描述，看到了另一種人及另一種生活。”雖然多年旅居加拿大，但張翎一直寫的都是中國故事。

張翎說：“對一個作家來說，他成年之后居住在哪裡，在哪裡寫作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在童年和青少年居住在哪裡，哪一段記憶最深。我小說大部分動用的文化營養來自我童年時候故土的記憶。”雖然經常回國，但張翎總覺得自己是個過客，對當下的中國不太了解，也沒有固定的生活、文化圈子。

也有評論家認為，張翎的語言細膩、善用比喻，這跟她的英語環境有關。張翎卻不這麼認為，她覺得對創作來說，生活在國外弊大於利，一方面阻隔了跟讀者的交流，另一方面創作時常常有“沒有根”的感覺。她形容自己是一個當下中國的局外人，喪失了局部的親切感，但好處是不會隨波逐流，不會去緊緊地抓住時代，“就像去盧浮宮看《拿破侖一世及皇后加冕典禮》，裡面有幾百個人物，退后幾步看，感覺才會出來。”

電影改編

一開始不認可馮小剛的改編

很多人知道張翎還是通過馮小剛的電影《唐山大地震》，不過，她一開始去馮小剛的工作室看這部電影的樣片時，卻不太認可馮導的處理。“我對他說，火和鳥在現實中沒有關系，不是所有苦難可以造就人，有一些苦難真的沒有辦法克服。”

兩人的主要分歧在於，王小登要不要跟生母見面。小說《余震》中的處理是女兒站在雨后街上看著陽台上30年沒見的母親。母親低下頭看這個找路的女孩說，閨女你找誰，這個女孩臉上有點痒，一抹發現是眼淚，故事就停在這裡了。馮小剛覺得，如果女兒不見生母，無法滿足13億中國觀眾的心理期待。

張翎說：“我有點感覺電影不是我的小說了，盡管談的核心東西是一樣，災難把人性逼到絕境帶出來的是什麼。我小說中的色調是偏水墨畫，石青石藍。電影是偏紅偏暖的，小說是偏陰偏冷的，我沒辦法比較橘子和蘋果。每一個人看小說、看電影，我希望都從中得到不同東西豐富這個世界。”

經過與馮導的合作，張翎對電影改編的態度是，小說寫完那一刻就像孩子長大了，“電影是另外一個行當，我不懂的事情交給懂的人去做。”如今，馮小剛已經購買了小說《死著》的影視改編權，張翎透露，馮導還沒有著手去弄這個作品，大概會拍完一兩部電影之后再考慮這部的事情。

京華時報記者 田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