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寫清朝 文學與史學的精妙結合

　　《叫魂》

　　副標題：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作者：[美]孔飛力

　　譯者：陳兼/劉昶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上海三聯書店

　　2012年5月

　　《叫魂》在美國出版后，獲得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孔飛力以宏大的學術視野，對清乾隆年間的“盛世妖術”作了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經濟史、區域分析、心理分析等諸多層面的綜合歷史研究，淋漓盡致地刻畫了民眾、官僚、君主面對一個亦真亦幻的妖術所表現出的態度和行為。

　　在書中，孔飛力從大量繁瑣的檔案文獻中，梳爬出清晰的歷史線索，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講述了“叫魂”事件的始末﹔又用一半篇幅，多視角地闡釋了事件背后的種種問題，力圖賦予其意義，對社會、文化、政治、心理乃至人性進行解剖。真可謂對一小事件“大做文章”，展示出孔飛力已臻爐火純青的歷史敘述和解釋的功力。

　　從研究方法上，它表明了美國中國學已超越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學家對中國的通史性研究不再追求“大而全”，而是深入到中國社會歷史的細微之處，從關心上層政治和精英文化到關心各個階層、各個區域的生活實況，擺脫了對中國近代史採用“西方沖擊-中國回應”的傳統解釋框架，強調了中國歷史和文化自身的延續性、再造性和堅韌性。　　　　　 宛如引人入勝的偵探小說

　　無疑，《叫魂》稱得上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學研究界的一部“大書”。不僅如此，它還是一部將文學與史學精妙結合的大作。其大氣磅礡的理論框架經過精致耐看的細節描述，使得一段原本微末的歷史呈現出斑斕迷人的色彩。從中，我們似乎可以窺見意大利文化史家金斯堡微觀史學的影子。

　　許多閱讀《叫魂》的人都有這樣的感慨——“學問原來還可以這樣做！”通過江南亦真亦幻的叫魂妖術引發的一場恐慌，探討中國政界、民間的許多意味深長的問題，亦庄亦諧，妙趣橫生！有人說：“我們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最直接的感受是那種峰回路轉的驚喜。從來沒有哪部政治史的著作能夠像《叫魂》那樣讓我們一口氣讀完，而且讀得這樣興致盎然、思如泉涌。”

　　的確，整部《叫魂》演繹得宛如一篇引人入勝的偵探小說，但又是建立在扎實的原始檔案和文獻研究的基礎之上﹔一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卻把200多年前一段荒唐離奇的中國叫魂案解釋得令中國人都無比佩服﹔這段塵封的歷史在孔飛力的復原和發掘之下，散發出詭異莫測的光芒，令人有掩卷而余音尚存之感。

　　它的文字的優美，讀后令人為之擊節。下面就擷取幾段文字，來領略一下它的優美生動，以及行雲流水般的文筆。

　　引人入勝的開篇語：

　　1768年，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夜。

　　某種帶有預示性質的驚顫蔓延於中國社會：一個幽靈——一種名為“叫魂”的妖術——在華夏大地上盤桓。……這樣的歇斯底裡，影響到了十二個大省份的社會生活，從農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宮邸均受波及。

　　關於承德避暑山庄的描寫：

　　1768年7月下旬，炎酷的暑熱籠罩著北京城。紫禁城裡，人們開始為一年一度夏都承德的轉移做准備。在那裡，在長城外曾是滿族人舊日家園的山丘叢林之間，有著一片按照江南——亦即弘歷如同他祖父那樣喜歡出游的長江下游地區——的風格與神韻巧妙設計而成的園林。在近八千畝的土地上，坐落著富有南方情調的豪華宮殿以及令人賞心悅目的亭台樓閣，四周是柳樹環繞的幽靜湖泊。……整個夏季，生活中的幽雅會在這裡被勇武剛烈所取代﹔同時，不管多麼短暫，定居生活的積塵也會在這裡被這些征服者抖落於足下。

　　貶山西巡撫蘇爾德至新疆：

　　弘歷將他貶為省按察使發往荒僻的新疆。要讓一個旗人靈魂中的江南腐朽惡習暴晒於陽光之下，還有什麼地方會比那兒更合適呢？

　　高明的“鬼話”說書人

　　當然，《叫魂》在文學方面的長處不僅在於其文字的輕快流暢和優美，還在於孔飛力會“講故事”。他把對重大理論問題的分析巧妙地穿插在故事講述的過程中，並准確把握講故事的節奏，有極強的控場能力，調動讀者的情緒，往往在故事情節出現曲折，讀者情緒隨之高漲時，卻故意按下不表，筆鋒一轉，去分析論述有關的原委，闡釋故事背后的深層涵義。正如書評人所言，孔飛力就像一個高明的“鬼話”說書人，將一段“乾隆間源於江南水鄉的神秘往事”演繹得“有聲有色、鬼氣逼人”。

　　其實，全書涉及理論問題相當多，諸如經濟隱患、人口向下層流動的社會后果，社會傳播的影響、發辮的意味及人類含義、僧道的社會地位、民間信仰、大清有關妖術的刑律、皇權與官僚權力之間的張力等，無一不是對理解帝制晚期中國歷史至關重要的問題。

　　對此，孔飛力沒有抽象地分析這些深刻的理論問題，而是通過敘述一些鮮活的故事，比較生動直觀地談論這些問題，從而也更容易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我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講述了約有四十個故事，比如德清吳石匠與沈農夫事件、葉兆美事件、穆姓採藥人事件、蕭山事件(和尚)、蘇州乞丐事件、胥口鎮奇事以及安徽朋遠和尚元通案、山西生員張延瑞誣告案和直隸張二誣告案，等等。這些故事雖有詳有略，但都是孔飛力從檔案以及各種記載中選取出來的，在時空的不斷切換之中，將它們演繹得繪聲繪色。

　　事實上，孔飛力通過“講故事”的形式向我們傳遞了極為豐富的信息，使《叫魂》包含了豐富的歷史知識。透過這本書，在共時性層面，我們可以了解18世紀后半期中國的經濟背景、社會狀況、政治體制、法律制度以及民眾的心理意識等各個方面﹔在歷史性層面，向前可以追溯到清初征服年代的崢嶸歲月，向后又與當代中國的某些社會問題產生共鳴。

　　史學敘事的傳統回歸

　　從中西史學傳統來看，歷來倡導文學與史學的結合，一部優秀的史書，多為史論結合、文採優美的佳作。許多史學著作同時也是傳世的文學名著，《史記》就是一個完美的例証。中國史學素有“文史一家”之說，史家相當注重文字表達的功夫。至近代，梁啟超倡導史學革命，雖痛詬二十四史為“一人一家之譜牒”，也並不否認傳統史著的語言和文學魅力。

　　西方古典史學同樣有著深遠的敘事傳統，相傳被稱為西方“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在奧林匹亞朗誦他的著作時，當時還是少年的修昔底德竟被感動得涕淚俱下。希羅多德的代表作《歷史》不是枯燥無味的戰爭編年史，而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史詩。

　　然而20世紀以來，隨著西方新史學的興起，中西方史學的敘事傳統衰落了。史學的科學化開始成為現代西方史學的主導潮流。實証主義史學家認為，歷史學應該像自然科學一樣精確、可以驗証，歷史學應該成為一門科學﹔年鑒學派則試圖以“總體史”代替“事件史”，探尋歷史深層結構的變遷。總之，無往而不勝的科學主義大舉侵入歷史學這門古老的學科，力圖摧毀延續數千年的敘事傳統。

　　在“計量史學”的號召下，一些歷史著作開始以數據圖表、公式模型替代以往史著具有的生動的敘述、精巧的布局，史著失去了本應具有的美感和可讀性，淪為枯燥乏味的貌似科學的著作。

　　如果說歷史著作本應是人類關於自己過去的記憶，那麼這種記憶要如它所述對象那樣具有鮮活性，方能使當代人產生認同和親近之感。史景遷和孔飛力將史學與文學相結合的努力，正是復蘇了歷史事件曾經具有的鮮活性。但我覺得，兩者相較，孔飛力的這部作品在思想性和史料工夫上更勝一籌。

　　當然，這本著作具有如此強的可讀性，我們能享受到這樣的閱讀效果，除了感謝孔飛力之外，兩位譯者陳兼、劉昶也功不可沒，沒有他們上乘的翻譯工夫，以及本身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通曉，我們多數人是無法享受到如此優美深刻的思想和文字的。

　　□西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