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揭示“最初中國”的夢想 描繪中國奠基時刻畫面

　　①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全景鳥瞰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②牛河梁遺址隨葬玉人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③凌家灘墓地07M23玉石器出土情形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④凌家灘墓地出土玉刻圖長方形玉版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⑤陶寺遺址蟠龍紋陶盤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我們的講述從5300年前的一次超過1000公裡的傳奇旅行開始。

　　用考古資料証明這次長途旅行需要三條重要線索：一是距離遙遠的兩地有特殊的相似性，難以用分別發明解釋，隻有交流才能形成﹔二是兩地之間沒有發現中介者﹔三是社會發展程度為這樣的旅行提供了可能性。

　　1、相距1000公裡的驚人相似

　　距今5300年前后，安徽含山凌家灘的史前社會高度發展，出現大量蘊含原始宇宙觀的玉器。

　　屈原曾向天發問：寰天有九重，是誰規劃？連接天地的繩索系在什麼地方？天極怎麼能固定不動？凌家灘大墓中的一塊刻畫著復雜圖案的玉版，簡直可以做《天問》的插圖：中心兩重圓圈代表圜天﹔內圈中心的八角星紋代表極星﹔“繩索”圖案表示不同層的天庭之間和天地之間的繩索。玉版出土時夾在玉龜中，而龜則是天然的宇宙模型，背隆起像天，腹平整像地，足為連接天地的巨柱。凌家灘的另一件“神器”是胸有八角星紋、雙翅末端為豬首的勾喙玉鷹，解答了《天問》中的另一個問題：天極是由神鳥馱負的，所以穩定不動。豬首則是終年繞極星旋轉的北斗星的象征——我們看北斗星像勺子，古人看它像長吻的豬首。很明顯，在凌家灘時期，先秦文獻中記載的原始宇宙觀的各個要點均已齊備，精美的玉器成為宇宙知識的載體和地位與權力的重要象征。

　　與此同時，遼寧建平牛河梁，舉行盛大葬禮的紅山文化的社會上層們，在石砌大墓中鄭重地放置著龜、神人、豬龍、模仿龜殼的筒形器等珍貴玉器，其外形和內涵均與凌家灘的發現驚人相似。是什麼原因讓相隔千裡的兩個文化的社會上層具有如此相似的宇宙觀，並同樣用玉器表達？相互交流是最可能的答案。

　　佔據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與南北兩個鄰居均有交流，其墓葬中隨葬的連環式璧和用獸骨或象牙制作的筒形器即是明証。但大汶口社會上層並未接受各種蘊涵宇宙觀的玉器，以炫耀自己溝通天地的能力，而是更喜歡用精美陶器表達世俗的身份、威望、地位和財富。

　　這讓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構想一次相隔千裡的凌家灘和紅山的直接交流。

　　2、5300年前的一次長途旅行

　　凌家灘編號為07M23的大墓主人可以做我們的主人公。他的豪華墓葬中放置著玉器200件，包括長72厘米、重達88公斤的玉豬和著名的仿龜殼玉筒形器。雖然酸性土壤完全腐蝕了他的骨骼，但炫人眼目的隨葬品仍能讓我們真切感受到他生前作為凌家灘領導者的權威。

　　旅行發生在他庄重地舉行成年禮之后。作為社會上層的一員、權位的繼承人，他已經獲得最好的教育，掌握了豐富的高級知識，包括日月星辰運行、與超自然溝通、管理社會和玉器制作工藝等。只是這些還不足以樹立威望。他需要完成一次跨越千裡的旅行，經歷磨難，展示智慧和勇氣，拜訪久負盛名的紅山儀式中心，學習本地人群難以掌握的知識和技能。這次旅行他期待已久，整裝待發時，興奮難抑，躊躇滿志。

　　他一路北行，渡淮河，溯泗水，到達大汶口文化區。如果按照每小時行進5公裡、每天行走6小時計算的話，大約需要20天。善飲的大汶口社會上層應該會舉辦盛大的宴會招待遠方來客，因為這是他們不能放過的展示財富、威望和廣泛交友的好機會。在精致的黑陶杯交錯暢飲之中，賓主間的交流漸入佳境。展示罷自己的玉器及其蘊含的宇宙觀，討論過控制溝通天地的權力和控制世俗權力的關系之后，凌家灘的年輕人發現主人並未熱烈響應，同時也感到宴飲中濃重的世俗氣息與自己格格不入。友誼的小船雖然不能成為巨輪，但也不至於傾覆——他有禮貌地辭別，繼續向著心中的聖地前行。

　　渡過當時東出太行、橫貫海岱的濟水，沿黃河一路北上，翻越燕山，再溯凌河而上，30天后，醫無閭山深處的牛河梁終於遙遙在望。沿著山間谷地逶迤前行，白色的積石高塚在林端時隱時現，這是遠離聚落的儀式聖地，甫一進入便令人從心底肅然起敬。終於來到高居牛河梁頂的祭祀平台和神廟，我們的主人公應該會被邀請參加祭祀或者葬禮吧。那是與大汶口宴飲迥然不同的場景，沒有酒香彌漫，隻有燎祭的青煙直入藍天，而祭師的舞蹈抑揚頓挫，令人神馳。

　　歲月流逝，不知道我們的主人公停留了多長時間，也不知交流的全部內容。所幸美玉溫潤如故，讓考古學家可以管中窺豹，推想交流的方式，見証因交流產生的文化精髓的共享。

　　歷時數月，終於回到凌家灘的主人公會受到英雄般的歡迎吧。面對眾人，他展開記錄旅程的《山海經》一樣的長卷，會引起怎樣的震撼？考古論証止步於此，難以描述生動的細節，但足以清楚地告訴我們，這位經過長途旅行洗禮的年輕人，最終成為凌家灘掌握溝通天地和世俗權力的強有力的領導者。

　　3、史前交流開啟的“奠基時刻”

　　事實上，距今5300年前后是中國史前時代的燦爛轉折期，各主要文化區幾乎同步上演著跨越式的發展，區域間交流互動也進入前所未有的階段。象征威儀的玉鉞、代表重要葬儀的大口缸、奢華的象牙器，這些特殊物品在各地區普遍出現，表明各地新涌現的社會上層構建起了遠距離交流網。交流的內容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觀、天文歷法、高級物品制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當時最先進的文化精粹。我們描述的遠行只是多彩交流的一個事件。

　　交流結果，如張光直先生所說，使各地區“彼此密切聯系起來，而且它們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這些成分把它們帶入了一個大的文化網……到了這個時候我們便了解了為什麼這些文化要在一起來敘述：不但它們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國的境界之內，而且因為它們便是最初的中國。”這個“最初的中國”的形成，是中國史前劃時代的時間，是中國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

　　像我們的主人公一樣參與交流的社會上層們，積累了大量可以交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范圍的豐富知識，並產生了對“最初的中國”的地理范圍和文化心理范圍的認同。但他們還只是認識到彼此共同擁有一個可以相互交流、共享文化精華的“世界”或者“天下”，沒有考古証據表明他們已經開始認為自己屬於同一個更高層次的“整體”或“族群”。

　　那麼，是誰開啟了將“最初的中國”構想為一個有強大核心的整體、促進各地區的一體化，進而構建一個廣域統一國家的“中國夢”呢？蘇秉琦先生認為這一宏大的理想誕生於夏商周三代。《禹貢》可以視作促進各地區一體化的政治神話和高超宣傳策略：“禹跡”所到之處，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禹跡遍九州，使之成為與蠻荒之地迥然有別的文明世界。因為禹的功績，九州一體有了充分的理由﹔一體的九州由像禹一樣的聖王統治，四方朝貢也有了充分的理由。夏人自己可能是這一政治神話的創立者。

　　是否還可以將這個“中國夢”追溯到更早呢？

　　我們先回到4000多年前的一個春天，到山西襄汾陶寺大城外的天文觀測儀式現場看個究竟。晨曦微露，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陶寺大城一片沉寂。東南城牆外一座特殊建筑內，陶寺貴族們已經陳設好了石磬、鼉鼓、俎豆和犧牲，肅穆以待。這座建筑面向塔兒山，略呈半圓形，有12座連續的夯土台基，呈扇形排列，台基上起牆，森然壁立，牆間形成11道神秘窄縫。半圓形的圓心處，是一個圓形的夯土台，站立其上，11道縫隙盡收眼底。東方漸白，貴族們躬身屏息，等待著一個庄嚴而神奇的時刻。朝陽終於從塔兒山頂噴薄而出，剎那間，一道燦爛的陽光從第四道縫隙中精准地射入這特殊的建筑，直達圓心。春分太陽的准時來到，意味著“敬授民時”的權威安然無恙。鼓樂奏起，犧牲獻上，“敬道日出”的儀式達到高潮。

　　這是陶寺遺址發現的“觀象台”遺跡為我們提供的生動場景。

　　陶寺文化與文獻記載的堯的活動中心正相符合，佔據中原，勢力超群，無出其右。值得關注的是，陶寺顯貴階層的特大型墓葬中，似乎刻意展示著源自不同地區的琮、俎刀、鼉鼓等儀式用品。顯然，陶寺的領導者們胸懷四方，並以展示獲得四方物品的能力為提高地位的重要政治策略。這種胸懷和策略為從文化心理上推進各地區一體化的進程，至少從理念上構建一個廣域統一國家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低估陶寺領導者的能力，他們可以建造30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郭和結構復雜的天文觀測設施、可以匯納四方物品和知識，他們或許已經心懷“理想的中國”，實施各種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尚書·堯典》中提到的“協和萬邦”。

　　考古資料已經為我們描繪出中國奠基時刻的畫面，它比古史記載更真實更生動更壯麗。隨著新資料的出土和研究的深入，考古學家會為我們講述更精彩的“中國夢”的故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