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識女性的“新婦女觀”

　　一九○四年丁祖蔭主編的《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期封面

　　《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增訂本） 夏曉虹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近日讀了夏曉虹教授的新作《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增訂本），生出一些姊妹同道的感觸。說起中國人的“婦女觀”，近代以前兩千年間，一直是以綱常禮教、男尊女卑的儒家倫理為主調，“男女平等”的新婦女觀則是伴隨近代女性解放運動才開始提倡流行的，而這一新舊的轉換，始自晚清時期。一般史書所記“女性解放”的先聲，往往標舉晚清維新及新政時期一些“大男人”的倡說，如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等等，而很少聽到女性的聲音。因而有人說，這是“男人的女性解放運動”，或是“男人代言”的女性解放運動。

　　20年前夏曉虹教授這本書首版時，書中列舉的“晚清文人婦女觀”的代表者也僅是兩個“大男人”：一位是著名翻譯家林紓，一位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也許是由於本書作者身為女性，對這種隻講“男性的婦女觀”而沒有女性聲音有著本能的不滿意，因此稱之為“半成品”。這部“半成品”留給我們的疑問就是：在女性解放運動初興、新婦女觀形成之際，“女性解放”的主體——女性自身，真是無聲的一群麼？

　　手裡這部新出的增訂本給了我們新的答案，作者從歷史塵埃的淹埋中，梳理挖掘出幾位晚清知識女性，在女性解放運動初興的舞台上率先發聲，而且唱出不同於男聲的女性心聲，堪稱“新婦女觀”主旋律中一支獨具音色的女高音！

　　一

　　“男女平等”是女性解放運動初期由男性率先提出的口號。甲午戰爭刺激下維新思潮興起，一批維新志士、新潮男兒從“變法求強”目標出發，提出女性解放、男女平等、興女學、廢纏足、女性就業等觀念。他們的主流言說邏輯是：佔人口半數的女性一直是靠男人養活而隻消耗財富的“食利之民”，要把她們轉變為與男子一樣創造財富的“生利之民”。這種男性視角的解放女性、男女平等的思路，固然很有從“國家富強”大局著眼的宏大目標，但若從女性角度來看，總有點被解放、被主宰、被需要、被平等的意味，而且缺少對女性本身命運、感受、利益、權力的眷顧。盡管如此，這些男性率先喊出“解放女性”的先聲，畢竟為女性解放開啟了一扇大門。此后女學、女報繼之而起，沐浴新潮、接受新知的女子漸次成長，並很快登上社會舞台，開始行動，開始發聲。

　　《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一書揭出的“女權”第一聲，出自一位如今已少有人知的上海女子吳孟班。1901年4月，上海一位教會學校的女學生，年方十八九歲的吳孟班，寫就一篇《擬上海女學會說》在《中外日報》刊出，並致信該報主編、維新人士汪康年。她認為身為女性“有改革之責，發言之權”。她指出：“中國之積弱由於女權之放失，女權之放失由於女學之式微。思之思之，痛之恥之！”她倡興的“女學”，與當時男性“女學”論不同的是，不只是為了“強國”，還為了爭取“女權”。她宣稱：“女學者，全國文明之母﹔女權者，萬權之元素。”所以她要站出來倡導這一“中國四千年以來開辟之舉”！

　　在這篇論說中，滿篇跳躍著“女權”二字，在當時可是個頗為顯眼的新名詞。據本書作者考証，雖然“男女平等”之說自維新時期已廣為流傳，但“女權”一詞，卻是到1900年6月《清議報》上刊出日本人所寫《論女權之漸盛》一文，始為國人所知。而僅僅不到一年，吳孟班文中即已標舉“女權”為關鍵詞，且處處以“女權”自期自許，滿篇洋溢著“女權”意識，故本書作者判其為“女權本土化”的先聲。如本書作者所言，被歷史淹沒的小女子吳孟班，實為從維新時期女性被解放意味的“男女平等”，到20世紀初首倡“女權”、自主解放這一婦女觀轉折鏈條中的一個“關鍵人物”。

　　自吳孟班首倡“女權”之后，“男女平權”之說開始流行開來。1904年，天津女子呂碧城繼續唱說“女權”，成為北方女界提倡“女權”的先聲。這位出身書香仕宦之家但不願受家庭壓抑束縛的女子，剛過20歲便走出家庭尋求自立。她在《大公報》上發表詩文，提倡女學和女權。她倡辦女學的目標，不只是使女子“助國家之公益”，還在於“激發個人之權利”。她呼吁女子要自我解放、獨立自主：“須我女子痛除舊習，各自維新，人人有獨立之思想，人人有自主之魄力。”她的呼聲震動社會，遂在新派官紳協助下創辦了北洋女子公學，她自任總教習，成為北方女界領袖和著名女教育家。

　　二

　　秋瑾的大名今人皆知。《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為我們展示了這位“女杰”是怎樣由“家庭革命”走向“社會革命”的歷程。她婚姻不諧，痛感舊家庭制度下女性是“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遂立志“欲以一身挽回數千年之積習，使吾國二萬萬女子脫此沉痛，以達其自由之目的。”為達此志向，她倡興女學，並先行“家庭革命”，以中年之婦而離家棄夫、放下一雙小兒女，單身赴日求學。面對外敵環伺、亡國滅種的危局，她鄙視軟弱無能、苟且偷生的一眾男子，她自號“鑒湖女俠”“漢俠女兒”“競雄”，宣稱“掃盡胡氛安社稷，由來男女要平權。”起而與男子並肩革命、策動起義，直至慷慨就義，譜寫了一曲傲視群雄、名彪史冊的現代“女俠”之歌。

　　比秋瑾稍后到日本留學的女子何震，創立“女子復權會”，創辦《天義報》，宣傳鼓動“女界革命”。她主張“天賦之權，男女所同。”要“盡女子對於世界之天職，力挽數千載重男輕女之風。”她高張“實行男女絕對平等”的旗幟，她批判男女不平權的“妻從夫姓”習俗，並率先實行父姓加母姓的“雙姓”，直至“廢姓”，引時人注目。雖其言論或有偏激，其主張也引起爭議，但她從制度設計和社會理想上推進“女界革命”的探索，正如本書作者所贊，具有“思想深度與理想光輝”。

　　《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舉出的幾位最先發聲倡導女權的晚清知識女性，其言其行震動當時男權當道的社會，或被稱為“奇女子”，或被譽為“女豪杰”，她們高亢的“女權”第一聲，穿越百年，余響至今，而今日女性也莫不受其澤惠。一般所稱近代“文人”，多指男性，說到女性時則往往用“女作家”“女詩人”“知識女性”等“差別性”稱謂。本書則將女性也納入“文人”名下，也算是“男女平權”的歷史回聲吧。

　　作者自述：夏曉虹

　　《晚清文人婦女觀》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是歷時最久的一部著作，此書對我也具有特別的意義。

　　記憶仍清晰如昨日：1994年7月下旬，其時尚任職於《北京日報》的孫郁君向我約稿，因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轉年9月初將在北京召開，他有意主編一套“女性文化書系”，邀我加盟。1995年春季的研究生選修課，我報的題目就是“近代文人婦女觀”。由此催生出本書的前兩章——“晚清婦女生活中的新因素”與“晚清婦女思想中的新因素”。在課程的進行與孫郁的催促聲中，到5月7日，書稿好歹湊出了四章，字數約莫有了十五萬出頭，便急忙交稿。而我的抱愧更在於，送出的書稿只是半成品，個案研究僅得兩家，且均為男性，顯得零落而不成陣勢。

　　而以此書為開端，我在近代女性研究的道路上也越走越遠，且興致日高。2004年印行的《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以及近日出版的《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便都是這本半成品的嗣響。而歉疚之情與補闕之願也一直不曾遠去。利用各種約稿與會議的機會，我先后完成了關於秋瑾、何震、吳孟班、金天翮與呂碧城各文。至於其他兩章又是另一種情形。限於篇幅與論題，文筆不免局促，觀照點也相對單一。因此，現在這部增訂本盡管比最初版本添加了五章又一節（第一章第五節“婚姻自由”為新增），卻仍然留下了遺憾。

　　其實，“晚清文人婦女觀”本身就是一個開放性的話題，個案的選擇可以不斷增加。本次的增補重點是在女性人物上著力。不過，初編計劃內的康有為仍然未能現身，即使一直有意納入的梁啟超也失於機緣，無由在列。而種種不完滿，又給予筆者新的希望與動力，一如初版《晚清文人婦女觀》的缺憾，反而激發了此研究課題的日漸深入與擴大。

　　（李長莉，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