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談“老頭兒”汪曾祺軼事：他的輕狂被我們給壓抑了

　　《汪曾祺小說全編》

　　作者：汪曾祺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5月

　　“老頭兒”汪曾祺在家創作。

　　自從2011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宣布啟動編輯《汪曾祺全集》以來，很多讀者都關心這部全集何時能編完，還有不少汪老的鐵杆粉絲跑到人文社微博、微信上留言督促。前幾天在京舉行的《汪曾祺小說全編》的新書分享會上，人文社副社長李春凱給出了答案，預計2017年年底出版。

　　汪老被稱為“中國當代最具名士氣質的文人”，在家裡卻沒什麼地位，老受“擠對”。據兒子汪朗回憶，“他有時會說，你們對我客氣點兒，我將來是要進文學史的人。我們家人就說，老頭兒，你別臭美了。”女兒汪明說：“他的輕狂都被我們給壓抑了。”

　　關於《小說全編》

　　增補《除歲》等27篇小說

　　這部三卷本《汪曾祺小說全編》就是全集的前期成果，共收錄了汪曾祺一生創作的180余篇小說。相比1998年的北師大版《汪曾祺全集》，增加了《翠子》《除歲》《燈下》等27篇小說。據李春凱介紹，新增的小說有近年來學者發現並提供的，也有汪老家屬找到的，像《葡萄上的輕粉》《鎖匠之死》《八寶辣醬》是在一校、二校時才發現的。

　　全集中的小說以汪曾祺的創作時間排序，每一篇末尾都標明了原載報刊、收入集子，以及筆名、內容改動等版本。為了找到可靠的底本，編輯們走遍全國各大圖書館，有時為了小說中的一個字就得費不少功夫。

　　小說《侯銀匠》中，有一句“老大愛吃硬飯，老二愛吃軟飯，公公婆婆愛吃燜飯”。盡管歷來版本都是“吃燜飯”，但編輯總覺得不太對，通過掃描原稿發現“燜”字應該是“爛”字。汪曾祺的手稿常是繁簡夾雜，原本是繁體的“爛”，他把右邊的“門”字給簡化了。另外，從上下文關系看，“硬”“軟”描述的都是米飯的軟硬程度，“爛”字也更為貼切。

　　汪曾祺的長子汪朗說，這些小說的整理工作把責任編輯郭娟都“摧殘”得不成樣子了，五年間像是換了一個人。對於讀者關心的全集何時能出版的問題，李春凱說：“今年4月份《全集》的最后一部分‘書信稿’已進入了編輯程序，整部《全集》爭取在明年年底出版。”

　　子女談“老頭兒”軼事

　　汪朝：他在我們家非常沒地位

　　現在回憶起父親來，女兒汪朝最奇怪的是“老頭兒”從哪擠出來這麼多時間。“他寫作時間都是安排在上午，還得負責我們家兩頓飯，還得去買菜，中間他還得出去背著我媽媽偷喝點小酒，所以他能寫出《安樂居》。中午他還要睡午覺，還要接待很多編輯的約稿，但是他每天都是一種非常悠然自得的情緒，並且他還能寫字、畫畫，非常充實，你不覺得他有一點點緊張。”

　　聊到汪曾祺在家的情景，汪朝說：“他在我們家是非常沒有地位的，我們這些子女全都欺負他，孫輩也欺負他，我媽媽完全也不拿他當回事，但是他樂在其中。他每篇東西都讓我們看，而且很認真地聽取我們的批評意見，雖然我們水平都很有限，但是我們對他毫不客氣。他有時候喝點酒會說，我的東西會流傳下去的。我們就說，行了吧你。”

　　汪朝覺得父親這個人還是有一點狂氣的，但是在家真的是沒有發揮的地方，“他也就喝點酒瞎說兩句，說他在文學史上會留下一筆的，我們都笑他，沒拿他當回事。但是，我們作為他的子女，有這麼一個父親是非常幸福的。我跟我的孫女說，我爸爸一輩子沒有給我一次難看的臉色看。我那個孫女經常被她爸爸打，然后她就說，我也想有這麼一個爸爸。”

　　汪朗：老頭兒曾被沈從文“教訓”

　　汪朗是汪曾祺的長子，他跟父親一樣喜歡美食，近幾年還出版了一本美食散文集《刁嘴》。盡管也做些文字工作，不過汪朗覺得父親幾個子女不是干文學的料，汪朗說：“他眼光比較‘毒’，他對我們看不上，也不好過分地表露。但是他對其它人有過評價，說某個人寫了半天根本就不上道，說‘他不是磕這棵樹的虫’。他不能說我們不是磕這棵樹的虫，那不是破壞家庭關系嗎？”

　　小說《葡萄上的輕粉》是汪朗最后找到交給出版社的，“父親曾經回憶說，他寫過一個純粹對話的小說，兩個人都顯得很高深。最后，他的老師沈從文說，你這個寫的不是小說，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老頭在打架。從此以后，他才知道對話不能這麼寫，不能在這兒顯示自己的學識，賣弄聰明。當時他在這方面進行了一些嘗試，被他老師一棒子打回去，他就老實了，以后就比較規矩一點了。”

　　提到“老頭兒”在家老受擠對，汪朗也說：“他有時會說，你們對我客氣點兒，我將來是要進文學史的人。我們家人就說，老頭兒，你別臭美了。然后他就跑進屋了，一會兒又出來了。”汪曾祺的另一位女兒汪明說：“幸虧在家裡這種環境下，他的輕狂都被我們給壓抑了。”

　　評論

　　今天如何看待汪曾祺的小說？

　　在汪曾祺小說中，高郵、西南聯大、農科所、京劇院，是經常出現的四大背景。高郵是汪曾祺的故鄉，1920年他在那裡出生，那裡的風物人情是他小說中最鮮明的藝術特質﹔上世紀40年代，他在西南聯大接受高等教育，獲得現代的、世界的眼光以及文學寫作技藝。

　　上世紀50年代末，汪曾祺戴著“右派”帽子下放到農科所，在那裡進一步了解中國社會﹔“文革”中，他被調去參加“樣板戲”《沙家?》的創作。后來他的寫作總是與政治喧囂保持距離，卻與日常生活、民間風習、悠遠傳統關系密切。

　　文學評論家王干與汪曾祺是老鄉，他在上世紀末就經常去汪老家拜訪。他覺得一個作家的地位，不是領導、評論家、史學家來定義，而是讀者、老百姓說了算。“一個作家生前作品多、名聲高，不一定是偉大的作家。偉大作家往往在他去世之后，人們還在出版他的書，購買他的書，還在談論他。據我所知，汪先生去世之后，他的著作出版比他生前出版的還要多。”

　　王干用四個“打通”來看待汪曾祺的文學成就，“汪先生打通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讓我們當代文學傳承了五四新文學傳統。另外，他把白話文和中國的古典文學打通了，他寫的是白話文，但是他的小說也好，散文也好，都有唐詩、宋詞的韻味。汪先生還把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打通了，他早期小說是現代派的，寫得非常時尚，寫得非常酷。后來他注重的不是外國小說的形式，而是把人的關注和悲憫當做小說的靈魂。汪先生還有一個打通，就是把民間文學和文人文學打通了，他曾在趙樹理先生主編的《說說唱唱》當編輯，后來下放到鄉下去，接觸了大量的民間文學。”

　　京華時報記者 田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