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約有15萬件院藏書畫 大量原狀陳列品亟待修復

　　單嘉玖正在修復古畫。

　　本報記者 楊雪梅攝

　　每天早晨不到7點出門，下午5點下班，從鼓樓的家裡走到故宮，不疾不緩，正好50分鐘。這條路，故宮書畫修復師單嘉玖一晃就走了快40年。

　　她的父親單士元在故宮工作74年，曾是唯一一位工齡和院齡一樣長的故宮人。“父親一輩子最看不夠的是故宮宏偉的建筑，而我成天觸摸的是故宮的手卷、立軸、冊頁、貼落兒、扇面……”

　　古人把書畫修復形容為“病篤延醫”。所謂“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則隨劑而斃”，甚至提出“不遇良工，寧存故物”的主張。

　　修復一次，至少可以使古書畫生命延長上百年

　　故宮的書畫修復室坐落在故宮科技部的院子裡，這是故宮唯一裝了門禁的地方。書畫修復室的門有兩層，一層是后來加的，是為了防風。“門對面的紙牆就是書畫上牆撐平經常要用到的，北京春冬的風太大，紙本身產生的拉力本來就大，一不留神很容易撕裂畫心，自然更怕風。”門鑰匙隻有兩把，誰最早來就去領鑰匙開門，誰最晚走，就關好門窗鎖好門將鑰匙交還。“反正這鑰匙是從來不允許出了科技部的門的。” 如此嚴格的通行制度，是因為文物在這裡一放就是一個月甚至一年多。

　　最近，單嘉玖在修復來自符望閣北門西南間西牆的一張貼落兒，修復單上記載著文物號、文物名稱、傷況、送修人、接收人、修復要求等信息。過去，隻有重點文物才有修復檔案，2006年起，故宮科技部開始為所有修復文物建立詳盡的檔案，要求詳細直觀地記錄文物修復前、修復中和修復后的情況。

　　書畫時間久了如同人老了生病了，難免出現斷裂、破碎、糟朽、霉爛、沾損、殘失等，故宮大量原狀陳列的書畫更是損壞嚴重，修復的目的是延年益壽。修復一次，至少可以使其生命延長上百年。

　　故宮古書畫修復對象為兩大類：一是以傳世文物為主的宮廷收藏，包括書法、繪畫、碑帖拓片、帝后畫像等，如《伯遠帖》《五牛圖》《清明上河圖》﹔另一類是宮廷史跡，包括宮殿中的匾額，帝王臣工的書法、繪畫。這些古董如果沒有修復技術的保護不可能流傳到今天。

　　1954年，來自全國各地的著名書畫裝裱大師，組建了故宮的第一套書畫修復班底，集中修復一大批故宮院藏的翰墨精品。單嘉玖的師傅、曾成功修復《五牛圖》的孫承枝便是其中的一員。

　　“1978年冬，剛剛結束插隊回到北京，正好故宮博物院招收文物修復人員，我就這樣成為了故宮人。”那時，單嘉玖對書畫裝裱修復一竅不通。

　　第一天上班，師傅孫承枝把一沓紙往桌上一擱，上面放把馬蹄刀，讓單嘉玖把紙上的草棍、煤渣刮掉，還得保持紙張的完整和光潔，這一刮就是3個月。練完了刮，再練刷——用鬃刷在舊高麗紙上刷，不能刷破紙，不能刷出褶子。“一開始覺得枯燥，但慢慢的，你能感覺到那個鬃刷劃過不同紙面的阻力，甚至能感受到宣紙的膨脹與收縮，修復書畫所需要的那種定力也慢慢地培養出來了。”單嘉玖回憶說，“3年的工夫，自然而然地就知道了各個朝代用紙特點和選紙方法，那些一開始覺得拗口的專業術語也變成了自己的口頭禪。”

　　如今，單嘉玖也成了別人口中的師傅，“我的老師傳授給我的，我也希望可以都傳給我的學生。”

　　現在，修復室裡有5個人，4張紅色的長方大案依次排開，每個人要修復的書畫放在一處，揭背托心用的紙、清污要用的毛巾、隱補用的紙和絹等工具都放在一起，門口的牆上，挂著大大小小的排筆、毛刷，牆壁上挂著尺子、起子。

　　受損書畫的病情千差萬別，修復師的功力來自長年的積累

　　“師傅們常說，書畫修復，既不能不管不顧亂逞能，也不能縮手縮腳，真就需要膽大心細。”單嘉玖說。

　　古書畫修復，簡單說就是“洗揭補全”4個步驟，每個環節都是學問。揭是書畫修復中最見功力的一環。“說起來揭的方法都一樣，但是具體到每一幅畫上的受損情況往往千差萬別，有時會遇到新問題，這就得靠經驗。有的作品一旦揭除干淨，反倒損壞細節，這時就寧可留余層做好回固，也不宜強行揭透反傷神貌。有的作品畫意非常滿，隻有圖題和印記周圍可作揭除點，但圖題和印記又是作品的標識和鑒定真偽的依據，一旦傷及會造成難以估量的缺失，就需要擇輕避重，選擇畫作空白或畫意較少的部位入手。”

　　單嘉玖對明代《雙鶴群禽圖》的修復依然記憶猶新。這幅我國流失海外的遺珠，現存德國柏林博物館東方藝術博物館。當單嘉玖清洗這幅畫作時，一個前所未有的問題出現了——畫作局部出現鼓脹，致使畫中形象嚴重變形，並使揭褙和對受損畫意的拼復格外困難。單嘉玖停下來尋找原因。原來，這幅畫曾經過日本修復師之手。根據多年經驗，單嘉玖懷疑是日本使用的“和紙”的膨脹系數與原作畫絹不一致所致。后來的結果証明了她的這一判斷，通過不斷地悶潤畫心並及時控制與調整水分等方法，問題才迎刃而解，最后足足用了四五個月的時間才完工。

　　“我們之所以被稱為‘畫醫’，是因為真的很像醫生和病人的關系。人病了，吃什麼藥、打什麼針，取決於病體和病情。書畫病了，怎麼搶救、如何修復，則取決於作品的受損狀態，而不是文物等級的高低。從這個意義上講，上到國寶級的《五牛圖》，下到養心殿的一張貼落兒，區別其實隻有修復難度的不同。”

　　單嘉玖有個習慣，每修復一次具有挑戰性的書畫作品后，她就將修復過程與心得撰寫成文，讓大家分享它的修復過程。如今已經發表相關論文20多篇，“如果不把這些心得告訴別人，總覺得對不起這次修復，畢竟這門手藝靠的是每個人的鑽研和點滴累積才不斷完善的。”

　　用足夠的耐心賦予一幅畫新的生命，修復師會特別有成就感

　　“故宮的書畫修復基本上是由一個人獨立完成，這樣可以保証修復風格的一致性，這就像病人得有主治醫生一樣，你得對自己要修復的這張畫負責，全盤考慮，如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程序，可能會造成不必要的推諉，而且你自己用足夠的耐心賦予一幅畫新的生命，也特別有成就感。”

　　中國書畫的裝裱修復技藝已有1700多年歷史，基本上靠師徒的代代傳承，連修復所用的材料都是特別定制的。現在和過去唯一不同的只是書畫被送到修復師手中之前，必須借助現代化科技手段做次徹底的“體檢”，借助儀器而不是過去的肉眼來測知古書畫所用絹或紙的年代或種類，然后按圖索驥去配相同的絹或紙。之后清洗、揭背、托心、隱補、全色的過程則全部依靠手工。“即使現在的科技已經有最新的成果，也不會貿然地使用在書畫修復上，隻能用一些新的書畫做做實驗，看50年后它對書畫有什麼影響。”

　　過去，師傅們主要是身教甚於言傳。“師輩們修復書畫時，若是碰到連陰天氣，雖是古稀之年，中午有時也不吃飯不休息，趕著把工作做完，就怕耽誤了時間作品生霉。冬季供暖，工作室內溫熱干燥，把畫卷貼在牆上繃平，時不時就得看一眼，一旦發現有的地方干得過快，就趕緊噴水，以防干濕不勻導致爆裂。”這種精神一直影響著單嘉玖。

　　做書畫修復的，腿和膝蓋會疼，因為老是站著。眼睛也會老花，因為用眼過度，還有很多其它的職業病。然而，這裡的不少畫醫卻都工作了幾十年，退休了又返聘回來，因為有太多的書畫在等著他們。

　　“故宮博物院院藏書畫作品約有15萬件，總量約佔世界公立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書畫總數的1/4，其中包括師傅輩們修復過的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卷等諸多堪稱國寶的一級文物。現在這些書畫當然輕易不會再修復了，但宮殿中大量原狀陳列的書畫都亟待修復，幾代人都干不完。”單嘉玖說。

　　故宮古書畫裝裱修復技藝已經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門手藝會一代代傳承下去。

　　記者手記

　　慢慢來，代代傳

　　採訪單嘉玖老師前后一共5次，她講的許多細節印在了我的腦子裡。她說她當年陪父親去展室看展覽，父親若是拄了拐杖，進門前必將拐杖放到屋外的台階上，“父親跟我說過，他年輕時見到的老先生們都是這麼做的，檢查文物時都會把拐棍、雨傘擱在外面，生怕碰到文物。這算是父親對我最大的影響。”

　　有一次，一起採訪的同行問單老師，“你修過的最有名的最有價值的書畫是哪幅？”單老師慢條斯理地說，“對修復師來說，每幅書畫都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可比性。你所說的那些國寶級的名畫，現在都有良好的保存環境，輕易不會再修。但一些並不那麼有名的畫，也都是經歷了歲月的侵蝕、戰爭的流離，還有各種不可避免的損壞，才有緣與我們相識，它們也反映著畫家的精神世界和當時的藝術追求，承載著過去的重要信息，在我們眼裡也都是寶貝。”

　　還有一次，另一位同行和單老師商量，想用一周時間拍攝一下書畫修復的全過程。單老師說，書畫的修復不可能在一周之內完成，有時你過3個月再來，也許還沒有多少進展。

　　單老師這種觀念在年輕人那裡也得到了印証。喻理和陳文佳都是年輕的書畫修復師。喻理是研究藝術史的，看過的名畫不算少，可是他天天要做的也只是修復各種原狀陳列的貼落。“就像醫生最重要的是要把病人的病治好，哪有挑病人的道理。”

　　有一次我問陳文佳，現在書畫修復中有沒有什麼高科技的手段可以用。她瞪著大眼睛說，“故宮修復的書畫，可不是實驗品，我們平常修復前都得要預判修復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想補救之策，而且每一步盡量可逆。新的技術，你敢直接用在這些書畫上嗎？”

　　第一次採訪是4月14日，第五次去已是6月2日。

　　4月14日，單老師要修復的一幅手卷還在全色，6月2日，這幅手卷已經裝裱得差不多了，天頭、隔水都已補全。

　　4月14日，我看著單老師對一幅來自景祺閣、將用於太上皇宮展的宮廷畫作進行揭背，由於原來的背紙太糟，她不得不用手指一點點地摩、搓，6月2日，她的徒弟喻理已經開始對這幅畫進行全色了。

　　4月14日，陳文佳正在給一幅畫全色，6月2日再去時，修復還在進行。

　　外面的世界變化很快，而對修復室裡的他們來說，時間停留在每一個不急不躁、修復書畫的細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