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通天之眼

　　作家阿城

　　阿城不願意露面文壇，幾十年間，北京的文學活動，看不到他的蹤影。他藏在我們的時代，以文字的方式，與我們對話。三十年前讀他的《棋王》《樹王》《孩子王》，嘆其詞章之好和悟道之深。那時候批評家以為是奇人臨世，但深層的隱秘卻難以破解。這次《阿城文集》出版，給了我們一次全面了解他的機會。

　　書寫的過程是“脫腔”的過程

　　書裡涉及的話題甚多，小說、散文外，考古學、中國史、民俗學、地理學、美術史、電影史等，連成一片明珠，豐富中有睿智的照射，這在當代文人中實屬少見。這些非文學的因素，似乎都在注釋其世界本色的存在。

　　好的作家，在知識結構方面都有一點特別，汪曾祺、王小波、阿城都屬於此類之人。我在多年前看到阿城談文學的雅與俗的小冊子，在歷史與現實間擺動，出奇之思多多，印象比朱自清談雅俗之辨的文章還有力度。那時候想，此文的不凡，乃因為作者是小說家的緣故吧。小說家談文學，比書齋裡的文人多了一些維度，不都是從本本主義出發的感嘆。阿城出生於一個文人的家庭，自幼讀書頗多。“文革”遭受諸多磨難，但內心的情感有一種抗拒流俗的元素，故知道文化與人生的錯位，對精神有一種內面的追求。這和那時候的作家精神大異，其特點在日后的寫作中漸漸顯示出來。

　　阿城將自己的書寫過程，看成“脫腔”的過程。遍地是相似的文人腔調，讓他生出厭倦之情。他欣賞汪曾祺、木心這類的人物，乃因為沒有“文藝腔”。沒有這種腔調的人，多是有趣者，內心有超凡之氣。他看先秦諸子，注視六朝文人，欣賞的大概就是無偽、自然的氣韻。這些，現代以來，可能唯有魯迅等少數人才有。

　　他是個很會寫文章的人，懂得中國詞語的內在韻律。《遍地風流》寫世間萬態，明清文人的淡定，士大夫的趣味都有，全不像經歷過“文革”的人的樣子。他在思維的深處，厭惡虛假的“文革”話語，內心自有一種韻律在，在枯燥的歲月也會自吟自唱。這種狀態，隻有被舊學沐浴過的人才有。他的早熟，讓同代人驚訝不已。

　　“游於藝”的古老思維運動

　　當年讀他的作品，覺得每篇都路數有別，內蘊在日常人的思維之外。《棋王》一問世，便驚倒眾人，一種回歸傳統小說的筆意直逼人心，像清新的風讓人舒坦。《樹王》對知青生活混沌無知的揭示，超出一般的模式，其實有對近代以來的社會選擇的反諷。《孩子王》通篇是荒誕的描述，但荒誕中的荒誕，則讓人看到存在的不可理喻性，另類之所以是另類，有了一個動人的解釋。

　　阿城在那時候以極為個性化的方式處理著人們共有的記憶，而風景完全不同。當人們隻會用公共話語表達思想的時候，他卻在不合時宜者那裡看到個人化存在的可能性。《樹王》描繪的失敗的英雄，將那些外來的無知青年顯得極為蒼白。集體性的無智源自於盲從，造成的結果是自然的荒涼與人性的荒涼。

　　對於我們的作者而言，寫作的過程便是克服這種荒涼的過程。給他贏得廣泛聲譽的是《棋王》，小說寫一個邊緣的青年王一生在棋中得到的樂趣。阿城筆下的歲月，流出枯寂生活裡的熱流，但那不是流行的思想，不是走紅的理論，而是游於藝的古老的思維運動。《棋王》敘述故事的方式，在現代小說裡不算新奇，只是語態是老白話式的。這裡寫了幾個知青的孤苦的生活，日子像沙漠般單調，但人的內心卻有神異的智性閃爍。阿城覺得，在一個幾乎無路可走的時代，人倘還能因技藝而進入審美和精神的愉悅，則精神庶幾不得荒蕪，自有救贖的地方。這是道家與禪林中的古風，悠然於亂世之中。精神之不倒，甚或有奇跡的閃動，則可以坦然無憾的。

　　阿城成長的年代是特殊的年代，文學追求高大完美，但他偏寫不高大不完美的人生。他知道那些遠離人間的假的文學，不是生命的本然。隻有日常裡才能見到真意，精神的偉力也恰可於日常中得之。《棋王》有幾個妙處讓人難忘，一是寫吃，香氣襲襲，平實裡的玄奧頗為得體，大有《紅樓夢》遺風。那種對食欲的審美化的展示，是一種東方生命觀的凝視，隻有舊式筆記小說裡偶有這類片斷，但就傳神而言，阿城不亞於古人。二是寫下棋時的境界，完全忘我的幽思，內中吞吐日月，包含天地之氣，朗朗乾坤，茫茫宇宙盡在腕下旋轉。小說通篇大俗的筆韻之下，乃塵世凡音流轉，平凡得不再平凡﹔但雅處則渺乎如仙境之語，有天神般的庄重，妙態極焉。三是寫人的超凡之味，頗為神秘，比如撿爛紙的老頭，仿佛一個隱士，是藏著詭秘的氣息的。這些都是邊緣人，是被人輕視的存在，但越是邊緣，就越有一點深切的思想，這大概就是庄子所雲無用之用吧。

　　但小說最引人者，不是寫凡人的聖化，而是那神聖背后的悲涼。王一生在棋盤上大放光彩之后，卻神傷而泣，俗身依然在塵網裡，大家還在可憐的人間。收筆於此，不禁大吸一口冷氣，天地的不幸照例揮之不去，那種悲涼之思，我們豈能忘記？小說的結尾，頗值深思，有不盡的隱含在。汪曾祺看了這篇小說，贊嘆不已，但一面也說有些敗筆，言外是把玄機都露出，反而有些可惜。但我覺得似乎不是這樣，小說這樣寫，就又回到俗世，把自己的目光拉下來。“文革”文學就是把人物拉高，有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那就高處不勝寒了。阿城要的，大概是這樣的結果。

　　好作家：思想與時風相隔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壇，倘沒有汪曾祺、阿城這樣的人物，我們不會體會到古風的美質原也在今人那裡楚楚動人。汪曾祺當年在談到筆記小說的時候，專門講到阿城的成績，以為自有樞機，超然於俗林之上。這個感覺點到了話題的核心。五四打倒孔家店，把古文丟了，在汪曾祺看來殊為可惜。他覺得，阿城與孫犁，都是難得之人，他們從古人的文字裡，得到神韻，而精神是現代的，這就拓展了表達的空間。阿城在那個時代，算是走在前面的人。他全然不顧周圍的炎涼，以自說自話的方式，完成了與時代的一種另類交流。

　　好的作家，思想與時風是隔的。記得看章太炎寫給錢玄同的信，就譏諷當時流行的文風。章太炎說梁啟超、林紓的文體，害了讀者，因為有做作的痕跡。而在他看來，六朝的文章才好，因為有心中的期盼和焦慮，並非裝腔作勢的表白。這個看法，給錢玄同不小的啟示。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話語方式，就多從章太炎那裡得來，顯得奇異而有趣。魯迅后來的成功，就是避開了那個時代的話語，連思維也變了。這個規律，在汪曾祺、阿城那裡也有體現。他們的心心相通，實在也是必然的。

　　作家多一點雜學，用處很大。阿城幼時出沒於琉璃廠，在古董間度過時光，有了親近歷史的慧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般人走出新的路子，只是一兩步：回到十七年，回到五四。他卻回到明代以及明代之前，對古代建筑、古代家具、古代繪畫、古代詩文多有研究。近來出版的《洛書河圖——文明的造型探源》，則把目光投入上古文明中。他在人類學、考古學視野裡思考藝術問題，就顯出大的氣象來。當代作家進入此領域中的人不多，遙想陳夢家由詩歌寫作進入考古領域，沈從文沉浸於服飾史的世界，都有深的情懷吧。逃離於鬧市的文人，比我們這些俗者要精靈許多，他們有通天之眼，看出存在的有限與無限。這樣的現象，我們研究得不夠，而這樣的人，也鳳毛麟角。當代文學家何以淺薄者多多，阿城的存在，似可以解釋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