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和張家大弟的書信“唱酬”

沈龍朱畫的父親沈從文

1946年，沈從文先生與張宗和先生合影。據沈從文之子龍朱先生介紹，宗和大舅與沈從文的照片是1946年夏天在上海（或蘇州）所拍攝。沈從文隻有那年一直穿著白大褂。那時的親友，男士中隻有他穿大褂，對他來說，那件夏裝已經是非常時髦的了！

■王道

“我在十年，即近於和絕大多數舊熟人隔絕狀態下。長年不離庫房和陳列室，即至熟如鄭振鐸，隻因為是‘頂頭上司’首長，便不往來。館中同事廿年，還有不少不知姓名。卞詩人等亦少過從，老同行統無關系。正因此，在這次大動蕩中，老舍、冰心、巴金……等等所受不同等折磨折騰，均不至於上身。一半出於幸運，一半出於被保護，其所以能得此‘幸運’或‘保護’，不爭權，不出名，大有關系。”這是作家沈從文1973年6月10日寫給張宗和的信文。從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沈從文曾多次與張宗和書信來往，其中不乏肺腑之言，當然更多的則是他對時局的困惑，以及對文化事業的擔憂。張宗和是誰？沈從文為何在特殊時期多次與他說說心裡話？

特殊時期，沈從文密集致信張家大弟

張宗和，沈從文夫人張兆和的大弟。合肥張家有四女六子，張宗和身為長子，從小受四個姐姐的影響，詩書曲皆通。1932年張宗和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在北平就學期間，與四姐充和參加了俞平伯組織的昆曲社團谷音社，在昆曲界有“小羅漢”雅稱，畢業后投身教育事業，抗戰時輾轉多地任教，抗戰后放棄優越的家族辦學工作環境，主動到貴州任教，自稱要做“一世祖”，一直到1977年病逝。

在張宗和遺留下來的老照片中，有一張四人合影，分別為張充和、張宗和、沈從文、張兆和，四人身著棉衣，在清華大學校園的溜冰場裡，各自踩著冰刀立定，身邊還有來往的溜冰人。顯然這是張宗和在北平上大學時的場景。還有幾張沈從文與張宗和的合影，表情隨和，相談融洽，可見二人早期交往的投機。

縱觀張宗和坎坷的大半生，從未遠離過文學和昆曲。從小張宗和就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並主動承擔起了家庭雜志《水》的編撰工作，少年時就與幾個姐姐和詩，到了青年時期更是文氣奮發，偷偷從高中課堂溜出去報名參加抗日軍（1931年）去了。抗戰時期，遭遇生活的變故，以及父親、妻子的病逝，促使張宗和一直都用筆分解痛楚，他寫下了大量的日志、書信、小說、散文等，后來他還把自傳體小說寄給了在《人民文學》雜志擔任編輯的三姐兆和，期待得到三哥沈從文和三姐的指點。在宗和病逝后，兆和、充和也曾多次致信巴金，希望大弟宗和的文學自述能夠得到出版。欣慰的是，《秋燈憶語》終於2013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而他的昆曲事業，除了在西南邊陲默默培養出了一批曲友外，還留下了一批頗具歷史和藝術價值的戲曲手稿，他的昆曲曾得到西南聯大諸多教授和學生的追捧，譬如汪曾祺就曾撰文大贊。

對文學的熱衷，對歷史的教學和研究，無疑使得張宗和與沈從文意趣相投。

在沈從文給張宗和的信中自然少不了談文學。“北京今年數月來無雨雪，華北旱象令人憂心。……這裡也有了點春天氣息，公園中人如趕街子，無一熟人，從文在人眾中走去，有舉目無親感，在這種情形下讀舊詩，如曹植、陶潛、杜甫等作，即仿佛有較深一層了解，為過去所未曾有。（1965年3月20日）”

“要‘退休’，倒可以考慮，因為近廿年工作放棄后，至少還可寫個五十萬字回憶錄，把身預其事的近五十年文學運動得失，及個人工作關系，友好接觸關系，用一個大學生能接受的方式寫出，必遠比有成見又無知識的教授寫的《中國近代文學史》，有意義，有內容，也有趣味得多！但未必能出版。”

“也還有這麼一種可能，即在正式的受邀請情形下，來攻關，寫一兩本嶄新的短篇小說，試試送到國外去看看，肯定用不著什麼宣傳，在日本或其他不少國家，都會得到好評的，……但在本國，則是否能出版？還不可知？……但作家中絕大部分，卻還在鄉下勞動改造。……改寫《沙家?》的汪曾祺，你可能還記得住他。在這裡已算是一把手。可沒有人明白，這隻比較得用的手，原是從如何情況下發展出來的！很少人懂得他的筆是由於會敘事而取得進展的。（1972年6月10日）”

“作家思想不得到真正解放，有分量有內容作品不可能產生的。就學校說，則練寫作基本功方法若不大改大變，肯定二三年后學生寫個信也不免公式化。（1972年10月5日）”

建國后不久，沈從文的創作一度受到打擊，隻見創作未見發表，沈從文曾尋短見。這一點，張宗和在給美國的四姐充和的信中也有所提及，“他（注：沈從文）曾想不開自殺過，據說主要是為……，蹇先艾從北京回來說他在鄭振鐸領導下的文物局（即故宮博物院）工作，拿很少的薪水，丁玲還叫蹇勸勸他，叫他打通思想，他在報上也發表過檢討……我想你們應該寫信給從文，啟發他一下，四姐來的信都是很進步的，你們說他會要相信的，我們要拉他起來……（1953年3月3日）”

張充和與夫君傅漢思在北平時常與沈從文談論文學藝術，對沈從文的秉性多少是有些了解的，因此張宗和眼見沈從文陷入低谷，無奈求助於異國的四姐。

直到1957年12月29日張宗和給張充和的信文：“三姐還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工作，沈從文的選集最近重新出版了，他大約很高興，寄了一本來給我，他在歷史博物館當研究員，成了宋錦專家。……”

六分錢處理書，這事向誰說？

“三姐一走，我的狼狽可想而知。因為除了二姐偶爾來看看，隻一表侄媳隔日來打一次針，此外即再無熟人。一出事故，可能會是完事以后許久，才會為同住同事發現。這和你以端說的‘從容躺在床上看書’實際上並不相合。……在床上實十分難過，無可奈何。”1969年9月12日，沈從文致信張宗和述說真實的現狀。其中提到了張宗和的女兒以端。

時過四十多年后，張以端女士對於那段往事依舊記憶清晰。以端女士說，當時她去北京拜訪三姑爹，一進門就是一個大坑，屋裡不是太亮，把自己嚇了一跳，看到三姑爹躺在床上，就走了過去，三姑爹拉著他的手，說書都沒了，不少是作者送的書，6分錢一斤賣掉了。以端說她就和三姑爹說想開點，還用貴州話也就是老的安順笑話逗他樂，因為湖南人能夠聽得懂貴州的方言。后來三姑爹要給她寫點字，開始是寫的鄱陽湖的詩詞，當時三姑爹問她喜歡哪個詩人，她說喜歡李清照，於是沈從文又為她寫了李清照的詞，至今還為以端女士珍藏。

在同一封信裡，沈從文還對張宗和的練習書法提出了看法：“你說在寫字，據我意見，社會變化大，目前還隻能說是起始，……寫字是毫無意義的消極行為，你怎麼經過那麼大社會變化，還不明白自己宜如何自處？……決不要把每一個日子輕易放過，更不宜作‘逍遙公’。應嚴格管理自己，主動去作事，活得才有意義！”

1969年10月20日，沈從文又再次致信張宗和提及此事：“上次一信計可收到。內中勸你不必寫字遣送有用歲月，應當採取主動、積極態度，抓學習緊一些，不僅對自己明天工作便利，對孩子們也可得到幫助。……我和三姊都宣告無問題。特別是我，若半個世紀中稍存投機依賴心理，這時就不可能如此從容作病號，或者早已報廢完事了。”

而在1962年9月26日，張宗和寫給張充和的信中則提及，“最近接從文來信，說要到西南來，可來貴陽幾天，我寫的小說武漢（抗戰時的武漢）有三萬多字，前托人帶給三姐，他（注：指沈從文）大約見到了，可是並沒有看，也許隻隨便翻了一下，見我寫的字草，就兩次來信訓我，說我不認真，如何教學生，人家二十幾歲已在《歷史研究》上發表文章，我快五十了，還沒有成就等等，馬上使我想起二十五年前我們在北京和靳以聽戲時他訓我們的情況，他說不用功的才到中學教書，用功的留在大學當助教，后來我在雲大教書了，解放后他不教書很想不通，認為卞大相公（注：卞之琳）都能教書他為什麼不能教呢？”

從沈從文給張宗和的信中看，他勸宗和多做事少習字自有其歷史原因，他希望宗和在政治上免受挫折遭遇，因為連他自己能否“比較安靜的度個晚年”都尚未可知，他勸宗和“願能彼此互勉互勵，凡事謹謹慎慎”。后來，沈從文還利用在京從事文物考據工作機會多次為宗和購書，並鼓勵他：“你讀書比我強得多，一定還可多做幾年事，望好好保重！（1972年7月1日）”

根據宗和小女的介紹，1956年夏天，父親去北京開會，替學校歷史系買一批文物，三姑爹沈從文和父親到琉璃廠淘到一卷唐朝的敦煌寫經，后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特地撥款修建貴州師大圖書館，其中就與這個經卷和另外兩部書有關。 

“同病相憐”？談及文事同隱憂

1965年，在貴州任教的張宗和身體狀況出了問題，失眠、頭痛、精力不佳，對此，曾有過同樣隱疾的沈從文在信中多次對他關心。3月20日的信中提及：“得見來信，知身體轉好，大家放心。……我血壓總在190—200間，心臟供血不良，經常隱痛，隻能就現狀加以謹慎保管，不可能希望能夠復原。腦子因血壓關系，也有時一片混亂……盼望你一切好轉，吃眠爾通有好處，不妨每天吃三幾片，我每天吃，無其他副作用。”

當然，沈從文不只是關心宗和的身體，在信中還提及當下的文化氛圍：“看看一些年近四十的人，學什麼還泛泛浮浮，作個上千字說明也把握不住問題要點，對文化史或國家博物館整個問題也了不關心，對自己業務提不高也毫無焦急惶恐感，和這些‘接班人’在一起，真不知從何說起！這些人似乎心中尚渾渾噩噩未成熟，根本說不上什麼遠志和雄心，及對工作上遠大抱負。……社會條件好，學生讀書能力卻日差，實在是一個問題，因為照此下去，說是學辯証法、唯物論及毛的思想，來搞歷史，教歷史，也將不免流入形式主義而落空！”

一直到1969年，年近古稀的沈從文都受著不同程度的病痛折磨，但沈從文一直爭分奪秒、“見縫插針”地工作，執著於他的“花花朵朵、壇壇罐罐”事業。在信中他不時地對張宗和介紹他的文物研究進度和困惑，張宗和在貴州師范大學教授歷史，更能了解這一事業的重要性。

只是非常時期，張宗和也被冠以“反動學術權威”打倒了，抄家、批斗，連同家人下鄉勞動。張宗和前所未有的瘦，瘦到連親友都不認識了。但是他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裡，只是默默寫幾首詩句，如“三十年來是書生，一旦墜落在風塵。”女兒以靖說：“可憐他憋了一肚子氣，一直睡不著覺，最后精神分裂。”

就是在病痛時期，張宗和也沒斷了練習書法、傳承昆曲以及整理歷史資料，從而培養出了一批曲友，並留下一批文史筆記。只是他對學生們的綜合素質和寫作水平實在“不敢恭維”，有段時間他改學生們的“八股文”改到頭痛欲裂，隻得轉交好友代勞。

對此，沈從文也曾致信宗和表示擔憂：“科學院的文、史、考古還分三攤子各不過問，因此絕大部分文物，史語所不會利用，文學所也依舊樂意停頓到原有方式上……現在要他們寫論文，情形相近，沒有一個教員明白效果和影響將是什麼。他們隻求不犯錯誤，就全是‘文抄公’，毫無獨立思考能力和機會！因為不少大中教員，本人就不會寫得出像樣的敘事文，隻知抄襲理論，新舊基礎都不過硬！若本人作文還不大及格，下放十年也不會忽然心竅一通，即寫得出好文章，或教得出好學生的！”

到了1972年，沈從文還在繼續與宗和談論學生作文問題：“得信，知你事已重作判斷，恢復正常，可賀。……教寫作，有個基本矛盾存在，不易解決。照近十年來中小學教學方法，總是擬提綱，定主題，大學搞習作抓得會更緊。……據我個人經驗，寫和教的經驗，真要學生在寫作上取得進展，一面是看雜書，大量地看，一面是不受什麼寫作格式框框拘束，從寫信作起，相互為用，一二年間必可取得顯明進展。（1972年10月5日）”

此時，張宗和的“歷史問題”得以解決，沈從文為之欣慰，但連續多年的精神和體力的折磨，讓張宗和已經身心俱疲，因此到了1974年時，他的情況又出現了反復。沈從文為此致信：“見你給三姊信，知道體力又有些欠佳，甚念念。盼望你能在情緒上基本能有好轉，凡事看得開一些，且充滿自信地活下去，體力或許能隨同而轉好。照我的經驗，在血壓高達二百五十，低壓也過百五十時，即住在醫院裡，還是一個不在乎，隻念念不忘廿多年的所學，對國家還有責任待盡未盡，絕不能即此報廢。在手邊無一本書的情形下，僅憑記憶，草了廿個文物小冊小專題手冊，每一個用圖到一二百，還能把出處一一寫出！‘學習為人民服務’，最先恐得先學會‘忘我’，在極不利的環境下，也能克服困難，創造奇跡，在業務上和思想上才可望取得真正的進展！同時屬於個人得失的情緒不至於抬頭，一切便大大不同，精神面貌或且將永遠顯得十分年青！甚至於在一切困難或寂寞情況下，永遠保持一種童心和幻念，也可說近於‘返老還童’！我和三姊似乎就是這樣過了廿五年的。（1974年夏）”

查沈從文最后一封致宗和的信寫於1976年10月12日，開頭即談，他與夫人張兆和趕到蘇州避難唐山地震，遺憾的是在此居住多日的張宗和夫婦已經回到貴州，兩人未能謀面，引為遺憾，次年即1977年5月張宗和在貴州病逝。

在這封信裡，沈從文由自己寫書法又談及張宗和練習書法的事，只是態度大改：“因此我想到你十多年前，似曾說過想寫寫字的舊事。過去曾不甚贊同，以為費力難見好，不如從‘實用主義’出發，考慮搞點別的什麼。現在看來，倒覺得如能始終用個‘玩票態度’，寫寫草字或隸書，或許還是一種有保健作用的方式，一成習慣到‘欲罷不能’時，大致就在精神上會起真正休息作用，體力轉好亦意中事。（1976年10月12日）”

只是時間已不容張宗和。宗和去世十年后，每聞友人去世即落淚的沈從文先生也病逝了。 王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