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魯迅誕辰135周年 瞿秋白:魯迅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

　　編者按：今天是魯迅先生誕辰135周年紀念日，我們刊發著名學者朱正先生的兩篇新作，以資紀念。朱正先生正在撰寫《瞿秋白傳》，《瞿秋白：“魯迅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一文是其中的一節，以翔實的史料來描述魯迅與瞿秋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交往的經歷。

　　瞿秋白在1931年1月7日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撤銷中央政治領導職務，他說，他就在“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據王明在《中共50年》裡面說，從1931年7月起，中央就讓瞿秋白參與領導左翼文學運動了：“文學修養很深、經驗很豐富的瞿秋白，在轉赴中國蘇區工作前，在1931年7月至1934年1月期間，按照中央的委托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的領導。他協同中國共產黨左翼作家聯盟黨團，在思想意識問題和政策問題上，在實際工作中，幫助了魯迅。”

　　“左聯”的作家們很歡迎瞿秋白來領導。茅盾在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裡說：“當然，魯迅是‘左聯’的主帥，他是堅決主張這個轉變的，但是他畢竟不是黨員，是‘統戰對象’，所以‘左聯’盟員中的黨員同志多數對他是尊敬有余，服從則不足。秋白不同，雖然他那時受王明路線的排擠，在黨中央‘靠邊站’了，然而他在黨員中的威望和他文學藝術上的造詣，使得黨員們人人折服。所以當他參加了‘左聯’的領導工作，加之他對魯迅的充分信賴與支持，就使得魯迅如虎添翼。”

　　那時丁玲正在籌備創刊左聯的刊物《北斗》，從一開始她就得到瞿秋白的支持。她在《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回憶說：“這時雪峰同志常常給我帶來魯迅和秋白的稿件，我對秋白的生活才又略有所知。這時秋白匿住在中國地帶上海舊城裡的謝澹如家。這地址，隻有雪峰一人知道，他常去看他，給他帶去一些應用的東西。為了解除秋白的孤寂，雪峰偶爾帶著他，趁著夜晚，悄悄去北四川路魯迅家裡。后來，他還在魯迅家裡住了幾天。再后來，雪峰在魯迅家的附近，另租了一間房子，秋白搬了過去，晚上常常去魯迅家裡暢談。他那時開始為《北斗》寫‘亂彈’，用司馬今的筆名，從第一期起，在《北斗》上連載。”

　　瞿秋白寫的《畫狗罷》和《啞巴文學》兩篇雜文，登在1931年9月出版的《北斗》創刊號上。以后他又在這刊物上發表了《亂彈》、《水陸道場》、《財神還是反財神？》、《新英雄》等好幾組雜文。

　　……新文學界必須發起一種朗誦運動。朗誦之中能夠聽得懂的，方才是通順的中國現代文寫的作品！此外……中國雖然沒有所謂“文學的咖啡館”，可是，有的是茶館，固然那是很骯臟的。然而茶館裡朗誦的作品，才是民眾的文藝。這種“茶館文學”總比啞巴文學好些——因為啞巴文學盡讓《三笑姻緣》之類佔著茶館。（《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一卷，第359-360頁）

　　在《新英雄》這一組雜文裡，《“匪徒”》這一篇以極大的熱情贊頌正在和敵軍苦戰的中國工農紅軍：

　　是的，隻有他們——這些所謂“匪徒”，能夠打勝帝國主義，能夠解放中國，能夠創造真正幾萬萬民眾自己的中國！他們英勇的戰斗已經很久了，他們的最后的勝利是有保障的。這是中國真正群眾的徹底的新英雄！（同上書，第432頁）

　　瞿秋白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學活動的時候，同魯迅有了很親近的交往﹔當他住處出現了險情時，曾經三次到魯迅家避難。

　　在這一段時間裡，瞿秋白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編選了一部《魯迅雜感選集》，並且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序言。

　　這是魯迅雜文的第一個選本，是作者本人認可的選本。反正都是魯迅的文章，當然可讀可傳。不過如果細看一下，也還不是沒有可說的意見。像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隨感錄”，書中選了六篇，可是就是沒有選入《隨感錄四十八》，我以為這是他隨感錄中最好的一篇。其中說的“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這些意見，可以看出魯迅見事之深。甚至今天還有這種新一代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者，這也顯出了魯迅思想批判社會批判的力量，瞿秋白不選這篇，未免有點可惜。

　　可以入選而未選的，例如還有《戰士和蒼蠅》這一篇，據魯迅自己在《這是這麼一個意思》一文裡說明了寫這一篇的旨趣：“其實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並不是說現在的文壇。所謂戰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國元年前后殉國而反受奴才們譏笑糟蹋的先烈﹔蒼蠅則當然是指奴才們。”（《魯迅全集》第七卷，第275頁）

　　《三閑集》裡的《“醉眼”中的朦朧》和《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是當年革命文學論戰中的重要文獻。就因為文章所批評的成仿吾、錢杏?都是瞿秋白的同志，這兩篇瞿秋白就沒有選入了。當然，這兩篇都比較長，也可以作為不選的理由。

　　瞿秋白為這個選本寫了一篇序言，序言要對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甚至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作出自己的評價。他在寫作的時候，轉引了列寧所引赫爾岑的一句話：“洗淨在劊子手和奴才中間生長起來的子弟身上的污垢。”從絕望當中看出希望、養護希望，這需要怎樣的樂觀！

　　從赫爾岑這裡，瞿秋白得到了立論的出發點：“是的，魯迅是萊謨斯，是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他從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

　　瞿秋白的序言，概述了魯迅從留學日本時候在《河南》雜志作文，直到現在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全部活動，特別高度評價他在北京和《現代評論》派正人君子的論戰。在談到魯迅同創造社、太陽社關於革命文學論戰的時候，瞿序說這大概是“歷史的誤會”。

　　這對創造社、太陽社雖然也略有批評之意，但是在總的傾向上還是予以肯定的。同時，對魯迅也有一點批評：“魯迅的一些雜感裡面，往往有這一類的缺點，引起他對於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

　　這時候，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已經成立，原來的論敵已經成為左聯的戰友，魯迅自己也被尊為左翼文壇的領袖，相逢一笑，昔日的恩怨全消。瞿秋白這樣來談論往事，對他作一點這樣的批評，他是完全能夠接受了。魯迅還說這一場論戰給自己的益處：他是創造社“擠”他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並且還翻譯介紹這些“科學的藝術論”。

　　瞿秋白是翻譯家。他的文字工作中，翻譯佔了很大一部分。他死后，魯迅為了紀念，編印《海上述林》兩冊，大都是這一時期翻譯的成績。

　　他翻譯的，像普希金的《茨岡》、盧那察爾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訶德》，當然都是名著名譯。文學理論方面，他根據蘇聯共產主義學院出版了《文學遺產》第一、二兩期材料編譯的一部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現實》。收入恩格斯、普列漢諾夫、拉法格文藝方面的論文和書信七篇，譯者編譯的有關論文六篇，后記一篇。第一篇是發表在《現代》月刊第二卷第六期（1933年4月）上的《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一文（署名靜華）。這時“左聯”正在和胡秋原、蘇汶論戰，這一篇就是為論戰提供理論根據。魯迅很看好這本書。徐懋庸寫信問他文學理論方面可讀的書籍，他1932年12月20日在回信裡就推薦了這本書：“至於理論，今年有一本《寫實主義論》系由編譯而成，是很好的，聞已排好，但恐此刻不敢出版了。”

　　瞿秋白翻譯的這一篇《沒工夫唾罵》（署名向茹）在“左聯”刊物《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三期(1932年10月)上刊出，下一期刊物上就有一篇作者署名“芸生”的政治諷刺詩《漢奸的供狀》，是攻擊論戰中的對手胡秋原的，它完全是模仿別德訥衣的長詩《沒工夫唾罵》的。魯迅對芸生的這一篇很是反感，為它寫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這篇文章。可是他要批評這一篇，又要保護瞿秋白的工作成績，隻好強調了兩篇的不同了。其實模仿者的詩中隻有“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要變做剖開的西瓜！”這樣恐嚇的字句，可以算是自己的“創作”，不是從季謨央·別德訥衣的《沒工夫唾罵》模仿來的。

　　今天讀《熱風》

　　◎朱正

　　魯迅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裡說：“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聖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聖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可是這時已經是中國社會、思想、文化面臨大轉折的中間。在幾次對外戰爭失敗之后，“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書籍來了”。特別是在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和義和團之亂以后，“政府就又以為外國的政治法律和學問技術頗有可取之處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學,也就在那時候”。文章談到他在日本留學時候的一件事：“這是有一天的事情。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裡去行罷!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裡想,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麼?一時覺得很奇怪。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這時，魯迅已經“絕望於孔夫子”。他反對以孔夫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對於這種專制主義的文化傳統，他在《狂人日記》裡作了這樣的概括：“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熱風》是魯迅最早的一本雜文集，態度鮮明地反對中國文化傳統。衛道之士，也就是竭力保衛中國文化傳統的人士，提出了“保存國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些口號。《熱風》對此作了有力的反駁。《隨感錄三十五》說：

　　從清朝末年，直到現在，常常聽人說“保存國粹”這一句話。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倘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 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 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后有殷頑作亂; 后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隻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隨感錄三十六》說：

　　現在許多人有大恐懼; 我也有大恐懼。

　　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 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我以為“中國人”這名目，決不會消滅; 隻要人種還在，總是中國人。譬如埃及猶太人，無論他們還有“國粹”沒有，現在總叫他埃及猶太人，未嘗改了稱呼。可見保存名目，全不必勞力費心。

　　但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尤為勞力費心，因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別。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

　　有人說：“我們要特別生長; 不然，何以為中國人!”

　　於是乎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於是乎中國人失了世界，卻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這便是我的大恐懼。

　　顯然，魯迅認為，既然同在一個星球上生活，最好不要過多地強調自己的特殊性。說到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口號的那些人，《隨感錄四十八》這樣描寫說：

　　他們的稱號雖然新了，我們的意見卻照舊。因為“西哲”的本領雖然要學，“子曰詩雲”也更要昌明。換幾句話，便是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一言以蔽之：前幾年謂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幾年謂之“因時制宜，折衷至當”。

　　其實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即使一頭牛，連生命都犧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搾乳。何況一個人先須自己活著，又要駝了前輩先生活著; 活著的時候，又須恭聽前輩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 上午“聲光化電”，下午“子曰詩雲”呢？

　　社會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隻能在賽會這一日抬一回神輿。不知那些學“聲光化電”的“新進英賢”，能否駝著山野隱逸，海濱遺老，折衷一世？

　　“西哲”易卜生蓋以為不能，以為不可。所以借了 Brand的嘴說：“All or nothing!”

　　“本領要新，思想要舊。”這話真是說得太中肯太深刻了。科學家丁文江說過，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就是“玄學為體，科學為用”，可惜這是辦不到的。“全有或全無”，科學是不可能為玄學所用的。

　　談西學就要談到西化問題。其實，西化就是現代化。魯迅是主張西化的，他在《隨感錄四十六》裡說：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總比中國陳舊的好。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於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於 Apollo。

　　在《青年必讀書》裡更說：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這也不是魯迅一個人的主張，五四時期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諸位也都有這種西化的傾向。

　　例如胡適文章中說的，“吃飯的，決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決不能全改用刀叉。”魯迅說的，“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也就是主張和世界先進文化接軌的意思。

　　《熱風·題記》中說：“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証明著病菌尚在。”今天讀《熱風》，我覺得它的許多還沒有失去時效，可見事情遠未結束。今天紀念魯迅誕辰135周年，就要盡自己的力量完成魯迅的未竟之業。

　　本版作者朱正：1931年出生，湖南長沙人。1956年開始發表作品。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湖南人民出版社編審。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魯迅傳略》、《魯迅回憶錄正誤》、《留一點謎語給你猜》、《1957年的夏季》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