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影像志人才培養追不上速跑的影像時代

2016年09月26日08:50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民族影像志人才培養追不上速跑的影像時代

　　雲南麗江市寧蒗縣永寧鄉摩梭人在瀘沽湖上劃獨木舟劉建華/攝

　　雲南金平縣的傣族群眾牧歸劉建華/攝

　　雲南麗江市寧蒗縣的普米族婦女在木楞房上晒燕麥劉建華/攝

　　雲南西雙版納景洪市橄欖壩的傣族婦女在竹樓晒谷劉建華/攝

　　8月底，為期兩個月的“國家藝術基金民族影像志人才培養項目”在雲南藝術學院結業。來自全國各地具有一定實踐經驗的少數民族文化影像記錄人才，學習了影視人類學、民族影像志的理論和方法，並分別到雲南的一些山寨裡，拍攝了拉祜族、基諾族、藏族、佤族、傣族、納西族等民族的相關紀錄片。

　　這一短期培訓項目聘請的20多位教師，都是國內目前影視人類學和民族影像志紀錄片方面的知名專家。專家們認為：“這一項目對於當下影像民族志人才的缺乏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影像時代需要大量影像人才。然而，大學對民族影像志人才的培養與繁榮的影像時代卻形成了較大的反差。”雲南省社科院研究員郭淨說。

　　發展20年仍然屬於“新興”學科

　　這兩天，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影視人類學中心主任朱靖江，正在忙活即將於10月29日舉行的第三屆“視覺人類學與當代中國文化論壇”。“我們希望更多人理解這門學科對當代文化的價值。”他說。

　　從2014年舉辦第一屆論壇以來，這一包含主題研討會、民族志影片展映等多項內容的學術活動，被國內外知名人類學家、獨立制片人、社區影像作者等視為影視人類學的一大盛事。在短短兩天裡，與會者常常“糾結”：是去聽一場大牌學者雲集的研討會，還是看一場罕見的民族志電影或鄉村影像作者新完成的紀錄片。

　　“在繁華表象的背后，是這門人類學邊緣學科人才流失、學術荒漠化的瀕危現狀，以及尋求突圍與發展的迫切情勢。”朱靖江冷靜地說。

　　影視人類學作為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20世紀80年代在國內悄然起步。然而發展了20余年，這門學科卻陷入了尷尬境地：一方面是影像技術高速發展，中國紀錄片創作成果豐碩﹔而另一方面，專門人才屈指可數，學術成果乏善可陳。20年來，它仍屬於“新興”學科。

　　曾任雲南大學副校長的歷史學、民族學教授林超民對此表示出極大的憂慮。

　　“幾乎每個學校都有中文系、旅游系、法律系、經濟系，而人類學系卻屈指可數。”林超民說，人類學系投入大，特別是影視人類學的投入更大。人類學招生難，很少有學生在高考填報志願時把人類學作為第一志願，學生和家長都要看所學專業是否實用。

　　郭淨指出，目前，攝像專業大多集中在電影學院和傳媒學院，主要是培養影視人才，而非學術型的攝像人才。

　　由於與影視人類學相關的理論、方法還沒有形成體系，影視人類學的教育在高校還處於艱難起步階段：教學體系薄弱，師資及教學成果均不盡如人意。很多高校設置的影視人類學研究中心，往往隻有一兩個人“單打獨斗”。

　　這門學科也沒有納入學術評價系統之中。

　　“人類學的成果通常都是以文字為主，影像只是作為學術研究的補充說明。怎麼評價影像，學術機構和大學為此糾結了很多年。”郭淨說，“沒有標准，紀錄片和照片就很難被納入科研成果之中。”

　　專家們認為，體制的束縛、貧瘠的學術土壤、“丟盔卸甲”的學人現狀，不僅阻礙影視人類學的發展，更成為人才培養的一大障礙。

　　在少數民族山寨學習影視人類學

　　仲夏與初秋交替之時，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海縣的?混壩子，綠色的稻田一天天變為金黃。參加“國家藝術基金民族影像志人才培養項目”培訓的學員何瀅、紅川、黃永來，在壩子裡的曼召村待了近20天，通過訪談、拍攝，完成了紀錄片《曼召手工造紙記》。

　　曼召村傳統手工造紙技術距今有800多年歷史。隨著時代的進步，手工紙從最初用於佛教經文抄寫，拓展出茶葉包裝、繪畫用紙、工藝品制作等用途，成為全村的支柱產業。3名學員在完整記錄造紙流程的同時，也呈現了傳統傣族手工造紙現今的傳承與轉變。

　　到雲南的少數民族山寨拍紀錄片，是培訓班要求每個學生完成的作業。這一田野教學方法，是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創造的教學方式。

　　多年來，國內一些大學和專家一直在探索影視人類學的本土化教育。

　　朱靖江的論文《全球視野與中國實踐》，用一半的篇幅，對中國的紀錄片歷史進行了梳理，成為最早把中國的影像實踐與西方紀錄片影像進行觀察和研究的理論文章﹔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教師徐菡一直致力於影視人類學這門學科的完整引進，並希望盡快將其本土化。

　　東亞所的影視人類學培訓班，被業界認為是國內乃至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第一個影視人類學培訓班。從第一期招生開始，東亞所就聘請了世界一流的影視人類學專家，對學生進行嚴格、規范的學術訓練。

　　東亞所副所長譚樂山教授將他們的田野教學稱為“流動書院”式教學法。為此，老師帶著學生，投入大量時間到雲南少數民族聚居地進行拍攝，學生們的田野啟蒙是在老師的指導下開始的。“田野工作永遠是人類學家的成年禮。”東亞所外聘教授、德國人類學專家芭芭拉·艾菲說。譚樂山也認為：“隻有通過田野調查和拍攝實踐，才能讓學生領悟出影視人類學的原理。”

　　“以往的紀錄片教學過分強調技術訓練，而忽略了學生的思考和創造力的培養。”作為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培養的第一批研究生，現任雲南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影視人類學實驗室主任的陳學禮認為，東亞所的嚴格訓練，讓他受益匪淺。影視人類學實驗室成立后，他們為碩士研究生開設了“紀錄片創作與實踐”的選修課，將民族志電影的拍攝作為課程的主要內容。

　　“影視人類學是一門復雜的學科，沒有影片制作、資料庫、研究、傳播等方面的配合，僅靠教學還不足以支撐局面，這也是國內一些院校經營多年，卻難以形成學科實力的原因之一。”郭淨說。

　　10多年來，東亞所培養的兩屆研究生，其作品有4部入圍2000年4月德國哥廷根國際民族志電影節，其中《賣報人》獲得學生單元提名﹔《不再纏足》獲得了雲南大學日本國際研究基金青年一等獎﹔還有一部分入圍了2003年7月英國皇家人類學國際民族志電影節，其中《文化秀》獲“物質文化與考古獎”，《窗》獲得學生單元提名﹔《看上去很美》則在2004年美國大學生人類學電影節中獲獎。

　　學習傳統跟隨常規，最終目的是為打破它

　　在東亞所傾力培養的學生中，大部分人至今仍在繼續拍電影，成為雲南影視人類學或紀錄片發展的重要力量，有的人還成了目前國內影視人類學專業的“少壯派”專家。

　　“這對我們來說，是相當成功的。”譚樂山說。

　　但遺憾的是，還有一些人畢業后就沒有再從事與影視人類學相關的工作。

　　譚樂山理解他們的選擇：每個人都面臨著現實的生存問題。芭芭拉·艾菲也建議學生“腳踩兩隻船”，要有基本生活的收入。

　　事實上，國內目前面臨的處境和國外一樣。“歐洲的電視台對民族志電影的興趣也越來越少。”面對困境，芭芭拉·艾菲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是影視人類學變老了還是它該往前發展了？”

　　“一些人類學電影風格陳舊，讓人覺得無聊乏味。”芭芭拉·艾菲說，“影視人類學應該更開放，比如與媒介人類學的合作，年輕人應該去嘗試新方法新思想。”

　　這也是一些人類學家早就預見到的一個教育現實。

　　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在1970年就預言人類正在進入“后喻文化”時代，即長輩向晚輩學習。

　　“今天，當晚輩拿著智能手機，刷著微博、微信，聊著QQ，父母還守在電視機前苦等《新聞聯播》和電視劇的時候﹔當一位大學生給父母手繪的微信說明書傳遍網絡的時候，‘后喻文化’的特征已越來越明白無誤。”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張小琴說。

　　所有的傳統教育都受到了挑戰。為此，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建設“清新傳媒”全媒體實踐教學平台，形成了一種以學生自主實踐為導引的教學模式。

　　今年3月，一部介紹故宮文物修復工作者的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著名彈幕視頻網站Bilibili走紅，在豆瓣網上的評分直接超過《太陽的后裔》和《琅琊榜》兩部大熱的電視劇。該片的制片人是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雷建軍，“清新傳媒”全媒體實踐教學平台下屬的“清影工作室”是制作公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