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易雲音樂發布了《中國獨立音樂人生存現狀報告》,調查顯示有近七成的獨立音樂人在音樂上獲得的月平均收入不到人民幣1千元,而月收入在1萬元以上的音樂人佔比不到5%。報告還顯示,目前國內有約四成的獨立音樂人認為,缺乏曝光機會是影響他們作品發展的主要原因。如何將他們的音樂夢想堅持到底,讓他們的歌有人聽有傳唱?如何做一個安靜的獨立音樂人,不為生計發愁、不為商業所迫,這不僅是每位獨立音樂人的問題,也是數字音樂崛起時代整個行業需要面對的一道大題。
1問作品 重付費or重曝光?
本月初,獨立音樂人李志的第九張專輯在網易雲音樂首發,售價20元一張,兩天銷量超過5萬張、銷售額突破百萬元。李志是獨立音樂界有名的“維權達人”。早在2010年發布第五張專輯《你好,鄭州》時,就已經推出付費下載的手段,但並不強制,歌迷可以自由選擇免費或者支付一定費用后再下載、收聽,可視為在維護音樂版權方面的早期探索。
目前,網易雲音樂入駐原創音樂人超2萬人,累積上傳原創音樂作品超40萬首,然而像李志這樣的“維權達人”在獨立音樂人群體中並非是多數派,在獨立音樂人最需要得到的線上平台幫助這一項中,排在前三位的是推廣資源、演出機會、專輯錄制支持。音樂人對曝光的需求非常強烈,有67.5%的人寧可一分錢不要,寧可把作品免費給大家聽,也希望更多的人聽到,所以音樂人更看重自己的作品傳播度。
2問傳播 靠圈子or靠平台?
從傳播渠道這個角度上看,最近兩年獨立音樂人的舞台吸引力越來越大,僅是今年第四季就有陳粒、程壁、趙雷這三位獨立音樂人在全國展開巡演。那些流行偶像演唱會門票時常會有“秒殺”的情況發生,而這次陳粒的粉絲就開始抱怨“票好難買”。此前獨立音樂人身上的標簽還是酒吧、小型LIVE現場,甚至是天橋和地下通道,而現在與他們挂鉤的是巡演、體育館、一票難求等詞匯。但是必須要看到的一點是,在走到舞台之前,網絡是獨立音樂人的主要陣地。《中國獨立音樂人生存現狀》報告指出,許多獨立音樂人的作品缺乏推廣渠道,很多做獨立音樂的人推廣作品時,依靠的資源還是“圈子”。互聯網時代下,他們使用的多是力所能及的朋友圈、微博、朋友介紹等傳統宣傳方式,而像音樂平台等更專業和普及率更高的傳播渠道使用方式還較少。因此,有超過七成的獨立音樂人認為,他們最需要得到的幫助就是線上平台的推廣資源。
3問收入 討生活or追夢人?
對於獨立音樂人而言,音樂不僅是夢想,也是生存的手段。針對收入問題,《中國獨立音樂人生存現狀報告》給出了這樣一組數據:有近七成的獨立音樂人在音樂上獲得的月平均收入不到人民幣1000元,其中主要收入以演出為主。月音樂收入在1萬元以上的音樂人佔比才不到5%。在這些收入中,從音樂版權方面能夠大量獲益的隻佔極少數,更多人依賴演出、周邊產品等獲得收入,而這些收入的多少又與音樂人的能力及知名度直接挂鉤。
業內人士指出,近些年音樂市場的環境比起十年前已經好了很多——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是中國的音樂巔峰時刻,不過到了2001年之后,盜版猖獗,賣唱片不賺錢、演出機會也少,很多人都偏向別的行業,很多的音樂人才都流失掉了。直到近些年更多的音樂平台出現之后,版權維護和藝人的收益保障都有了起色,更多的年輕人願意加入到這個行業裡,當中也包括了很多獨立音樂人。對於獨立音樂人來說,曝光率永遠是第一位的,剩下的事情,隻要市場有規范就有希望。對於喜歡音樂的人來說,他們的音樂隻要能維持生計就可以了,但現實情況往往是,很多獨立音樂人都無法靠音樂維持生計,音樂隻能作為一個奢侈的愛好存在。
採訪樣本
李夏
到京時間:2003年
籍 貫:寧夏銀川
音樂作品:《立東》專輯、《離開北京》單曲
丟火車樂隊
成立時間:2004年
成員籍貫:黑龍江
音樂專輯:《丟火車》、《晚安》
《火車日記》、《游哥》
文輝
到京時間:2014年8月
籍 貫:山東淄博
音樂專輯:《喝茶去》、《言幾又》
《有陽光就好》
盡管目前獨立音樂人還不是數字音樂平台的創收主力,但各方對這塊陣地卻都投入了不小精力。有的肯為了獨立音樂人的未來砸錢,有的願為獨立音樂人當下賠錢。盡管只是少數有人氣的獨立音樂人在版權收入上賺到了錢,大部分依舊是敞開大門提供免費午飯,但后者對市場大環境的改變並非感覺不到。
對新人講義務
目前,網易雲音樂平台上的獨立音樂人數量多達兩萬多,上傳的原創作品超過了40萬次。為了給更多新加入音樂行業的獨立音樂人發展的機會,網易雲音樂發起了“石頭計劃”。
在未來一年將投入2億資金,從推廣資源、專輯投資、演出機會、贊賞開通、音樂培訓、音樂人周邊、音樂人指數體系等七大方面,對獨立音樂人進行全方位的支持。
“在獨立音樂人越來越多的情況下,整個音樂市場上很多好的音樂人和音樂作品還屬於一個被埋沒的狀態,網易雲音樂無論是從商業的角度還是從責任角度,都有義務幫助這些音樂人能夠更好地展現自己和音樂作品。”網易雲音樂副總裁丁博如是說。
丁博還透露未來網易雲音樂會做音樂節,但和傳統的音樂節不太一樣,方式更垂直,“通過扶持原創音樂人,展示他們的新作品,讓音樂生態從一個用藝人IP帶動作品IP的時代,轉變為由作品IP塑造新的藝人IP的周期。”當前互聯網音樂平台正在進入高速整合發展時期,丁博認為與傳統經紀公司相比,新媒體平台對獨立音樂人更有優勢,“傳統的唱片公司裡簽約藝人,經紀人幫他們打造,進行成本回收。而互聯網音樂平台一方面可以涵蓋所有傳統經紀人所做的事,除此之外還可以在某一部分、某一領域進行切割,做一部分合作嘗試。在大數據的時代,這種數據的變化對於音樂人創作和對自己地位的認識會有很大的指導作用。”
對老人講情懷
對於獨立音樂人而言,並非隻有新人會面臨窘境和困難,哪怕是已成軍13年的獨立樂隊蘇打綠,想要展開一場隻講情懷不講商業的演唱會,也並非易事。
在最初確定了五城九場Live House巡演的想法后,蘇打綠的經紀人林偉哲曾親自跑了幾個城市,從敲定場地、政府報批再到演出售票等各個方面都遇到一堆挫折,他意識到靠自己的努力完全無法完成此次巡演落地。“幾乎要放棄的時候,我給QQ音樂打了一個電話,說,‘我們有一個巡演計劃,基於我們之前一直以來的良好伙伴關系,你們能不能幫我們做?但是我知道這個瘋狂的巡演計劃可能是賠錢的’,當對方答應下來的那一刻,我腦子裡隻有一個詞——不可思議。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做這件事情不是為了錢,而是純粹為了音樂。”
數字音樂平台並非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樣特別不差錢,對於他們而言城市選擇、場地報批、成本把控、收入壓力、票務等問題無一不是挑戰,QQ音樂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最初接下蘇打綠巡演計劃時就知道他們要做的就是必須拒絕商業運作。“走的城市多,舞台、人工、運營成本高,但Live House小場地每場不過2000人,就意味著不可能在票房上有很大的收入空間。但最后大家還是決定要做一系列雖然場地小觀眾少但舞美音響絕對不打折扣的巡演,幫蘇打綠實現夢想,也讓更多歌迷能夠享受最后完美告別演出。這種Live House形式是我們一直想嘗試的,蘇打綠是一個開始,他們代表一批優秀的原創音樂人對音樂的堅持和純粹,我們有一個簡單的想法,就是支持他們堅持做好音樂,目前QQ音樂的平台和用戶量都為扶植優秀音樂人歌手提供了絕佳的環境和平台,我們想跟他們一起堅持這份情懷。”
講述
2003年,中國數字音樂市場正處於盜版最猖獗的時候,隨便你是多大的腕兒都不會有人付費下載聽你的歌。這一年冬天,二十歲出頭的銀川漢子李夏拖著行李箱來到北京。最初李夏跟幾個寧夏老鄉在東五環外的費家村合租一個大院,月租170,而后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生活就是吃飯、睡覺、彈著他用賣摩托的錢買來的吉他。13年前獨立音樂的小眾程度超乎想象,現實的環境讓李夏有了“我把這首歌發出來,有沒有人聽?”的思考,但在迷茫搖擺的同時,他炒股、當司機、甚至幫朋友賣烤串,以此賺錢補貼著自己的音樂夢想。“那個時候很單純,完完全全地熱愛音樂、熱愛藝術,讀尼採,寫詩。當時對音樂本質的理解是最正確的:音樂本身是沒有任何雜質的、非目的性的。”
李夏 洋岳父問他,需要錢嗎
他問自己,下一次演出什麼時候?
李夏的第一張專輯《立東》在2012年發行,在業內反響相當不錯,還獲得了當年音樂風雲榜的最佳單曲和專輯提名,之后他和立東樂隊進行了兩次全國巡演﹔2014年李夏帶著原創作品《今宵列車》登上《中國好歌曲》的舞台,之后李夏和樂隊的出場費漲了十倍。但跟那些一夜成名偶愛歌手相比,這些大眾媒體上的曝光行為並沒有為他們的生活帶來多少改變,他們還是像以前一樣在北京各個Live House裡做一些專場或拼盤演出。“我們也不知道下一次演出是什麼時候。”除了這個念頭是常態,在過去這些年裡李夏的立東樂隊換樂手也成了常態。2015年在樂隊三年的吉他手突然要離開北京,“他說他要離開的時候,我也明白那種感受。北京太大,人太多,周圍很多人都在說,逃離北上廣。”李夏說主要的成員離開特別傷元氣,找新樂手需要更多的磨合,但好的方面是這讓自己鍛煉出來能跟不同風格的樂手合作得很好。而這次的離別則還讓李夏創作了一首《離開北京》,在網上發表后得到了崔健、汪峰的關注,后者還讓自己的學員蔣敦豪在《中國新歌聲》上舞台上演唱了這首歌,那場比賽中蔣敦豪順利晉級全國12強,最終走到了冠軍的領獎台。“我以前寫歌詞,跟現實生活沒什麼關系,旋律也是寫得越飛越好,我現在會寫《離開北京》這樣的歌,寫四環、寫積水潭,代表更多人寫生活中看到的東西。”
洋岳父問他,需要錢嗎?
李夏和太太的愛情故事簡直就是一部浪漫的愛情電影——在音樂節上對太太初見傾心卻沒機會相識,在北京各大高校和酒吧裡貼尋人啟事,一年后在鼓樓的胡同裡偶遇……2014年夏天,李夏和這位來自倫敦的姑娘結婚了。婚禮時洋岳父被他們的位於東五環外的40平方米的新房驚呆了,“我們住在一個藝術區,在一個村子裡,環境特別爛,垃圾夾著風沙滿天飛。他當即表示要出錢給我們租個好點的住處。”李夏拒絕了岳父的幫助,而后很快就帶著妻子搬了家,“現在我們住的地方他不擔心了,他開始關心別的。上次《離開北京》被蔣敦豪演唱之后,他來問我需不需要錢再進行一下推廣宣傳。”這一次李夏同樣拒絕了岳父的好意,“花錢的宣傳未必效果好。”洋岳父大概無法理解李夏這句話,就像習慣了付費下載聽歌的李太太無法理解為什麼在婆家的地盤上這件事情實施起來難度會這麼高。“在中國做音樂太難了,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獨立音樂人需要平台和渠道,也需要收入吃飯,而這兩者是矛盾的。”很多音樂網站都有李夏的作品,有免費的,也有付費的,但是他從來沒有收到過一分版稅,他可以去要求下架,但就意味著自己的歌不會被聽到了。“慢慢來吧。”在現實面前李夏做出了妥協。雖然今年他依然沒有因為《離開北京》有了《中國新歌聲》的傳播平台而增加商演的數量,但卻得到了汪峰的數字音樂平台“碎樂”的贊助支持,全國12場巡演有了這個助力,擺在李夏面前的壓力小了許多。“版權制度的不健全讓創作者不願意踏實創作,寧可寫一首爛歌去掙快錢,惡性循環永遠做不到拿出精品文化出口,也無從談可持續發展。”李夏很認真地說。 (記者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