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年輕時的經歷並不算順利,甚至有一種隱隱的“錯位”:
大學畢業,本可以和其他同學一樣去當外交官,他卻選擇了學經濟﹔
聖約翰大學、光華大學的畢業生,都到美國留學,可他由於經濟原因去了日本﹔
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學去向著名經濟學家河上肇學經濟,河上肇卻被捕入獄,周有光隻好專攻日語﹔
本來可以在海外享受優裕的生活,他卻毅然選擇了回國﹔
本來研究經濟已經有所成就,他卻被指定研究語言﹔
周有光從小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卻研究了大半生“現代”的知識。
面對這樣的“錯位”人生,他卻很坦然: “人生很難按照你的計劃進行,因為歷史的浪潮把你的計劃幾乎都打破了。”
50歲改行:26個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參加過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改革運動當時受到蘇聯支持。
1955年10月,時任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會議,為期一個月的會議結束后,組織上通知他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
↑ 周有光和夫人張允和
在50歲的時候,周有光扔下經濟學,半路出家一頭扎進語言學中。 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曾稱,“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當時,領導說: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員會。當時我說:‘我是業余搞語言學、文字學的,我是外行,留下來恐怕不合適。’領導回答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麼,我就隻好留下來了。就這樣,我離開了經濟學界,到了語文學界。”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參加擬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該方案於1958年正式公布。而這段“改行”的經歷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既來之,則安之”。“這個‘安’不是安靜的意思,是要認認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離開這個機構。”
“有人曾給我們講笑話:你們太笨了,26個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這段往事仍不忘調侃,但他認為,“這三年時間花得還是很值得”。“事實上,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提意見,而他們提的意見我們都研究過,幾乎沒有新的意見。今天就得到了這麼點安慰。假如當初沒研究好,有漏洞,就遺憾了,畢竟要彌補就很麻煩了。”
1958年,周有光開始在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講授漢字改革課程,講義《漢字改革概論》也於196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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