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源流考 孙中山"振兴中华"为先声【2】

　　■1894年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先声

　　从历史源流上看，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在对中华民族的自我定位上，包含了承认中华民族暂时落伍与重新赶超西方列强两个向度。这两种思想元素实际上在甲午中日战争前都已形成，前者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后者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通过“师夷长技”赶上西方，“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但由于甲午战争前现代民族观念、中华民族观念尚未形成，自然也就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可追溯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发生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开始有了觉醒意识，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的打击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了“不如夷”，但朝野上下依然酣睡于天朝旧梦，大有雨过忘雷之意。被东方“岛夷”日本打败所导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面临“国无日不可以亡”的空前险境，才彻底打破了中央王国、天朝上国的千年旧梦——“天朝梦”。危机同时又是转机，正是在“天朝梦”坍塌的废墟上，催生了建设中华、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

　　革命派领袖孙中山率先号召“振兴中华”。他于1894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创建了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宣言明确指出：设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该口号成了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先声。他在清末奔走革命的过程中，多次阐释了实现民族复兴、赶超西方列强的思想。例如，他在1905年的《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通过学习西方，可实现超常规发展，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他在1906年给外国友人的信中提到：中国这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

　　这一时期，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1901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最早使用了 “中华民族”的概念。值得重视的是，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还曾使用了“古学复兴”“复兴时代”等词，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呼之欲出。

　　从总体来说，近代语境中的民族复兴，包括以民族建国为契机恢复民族独立，以赶超列强为目标恢复民族地位，也包括以“少年中国”号召恢复民族活力。梁启超在1900年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文，痛陈“老大帝国”的衰落，展望“少年中国”重振，坚信“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他寄希望于少年，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民族复兴还包括民族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思想在清季也已萌生。1905年10月，邓实在《国粹学报》发表《古学复兴论》，预言“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其所谓“亚洲古学复兴”重点即在先秦时期中华元典文化的复兴。此时，中华民族复兴话语虽未定型，但该观念所包含的基本义项已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