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出书完成一半记者梦 挣稿费被认为干了坏事【3】

　　忆外交

　　曾让秘书质问日外交官

　　记者：作为外交官，你曾是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

　　李肇星：联合国的会很多，白天开完晚上开。但那里开会相对自由。如果你不想听可以不听，如果你对代表发言不满可以起身离开。

　　很多会议也并非一把手必须到场，如果没有重要发言，二把手、三把手也可以坐到第一排。后来我发现，这样有利于班子团结，因为大家都想有机会坐到第一排。

　　新京报：是否会有争论？争论些什么？

　　李肇星：一次我在联合国大厦里准备去开会，一位三秘跑过来报告，说日本一名年轻外交官在会上胡说八道，称有的大国交会费很少，权力很大，还是常任理事国。日本交会费多，却不是。

　　我和这位年轻同事说，这也要先报告？你要先斗争，赶快跑回去，问他是谁让他胡说八道的。联合国建立在二战后的废墟上，是为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建立起来的，有的国家对历史问题还没正确认识就想“提拔”自己，不可能。后来这位同事回去质问日本外交官，对方才承认无理。

　　“和美大使互相吹捧”

　　记者：中美关系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你和美国外交官接触中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

　　李肇星：驻联合国时，我与（美大使）奥尔布赖特女士有过很多接触。一次她问我，你们老说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外交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让她先说。她很干脆地告诉我，美国的外交目标就两个词，领导权和伙伴关系。

　　她确实够朋友，虽然第一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也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却是实话。我告诉她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两个词，和平和独立自主，她听了未必赞成但也觉得是实话。我们两个人互相“吹捧”一番，又回去开会。

　　记者：外交工作未必都是台前的风光。会有辛酸甚至危险吗？

　　李肇星：在我外长任上，有一次8名福建人在伊拉克被绑架，需要找人去营救。我当时给老同学、前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打电话，介绍了事情之后我告诉他，“这个任务可能有危险，希望你有思想准备”，他没等我说完就说，“虽然我60多岁了，但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愿意立即出发”。

　　当晚会上，我问谁愿意去，亚非司司长翟隽很激动地站起来，他认为我问是多余的，是不信任他：“这还要讨论吗？这是我的工作领域，我去。”我后来让他自己挑选营救小组成员，赶第二天最早的一班飞机去伊拉克，随后我们含泪告别。后来他们穿着防弹背心，成功救出了8名同胞。

　　记者：从外长任上退下来后，退休生活如何打算？

　　李肇星：我讲个故事。不久前我去格鲁吉亚，当地人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他们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当地一名农村妇女活了132岁零91天。在她130岁时，有记者问她长寿的秘诀，她回答：首先是家庭和睦，其次是经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第三是和孩子一块学习。

　　新京报：很多人说你是诗人外交家，你认同吗？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共同点？

　　李肇星：两者共同点应该是爱国，对国家没有感情，是写不出好的诗歌的，同样如果不爱国，外交工作也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