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爸爸照例已在车站等我

　　“今年去哪儿过年？”电话中，我明知故问。2013年7月，姥姥去世了——

　　怕的是无处奔波

　　林特特

　　小时候，去姥姥家过年，是一件大事。

　　姥姥家在安徽寿县的一个小镇，汽车只到临近的“马头集”，剩下的30里地都靠步行。

　　据说，我1岁多时第一次去姥姥家过年。下了车，我爸用借来的扁担，前面挑着行李，后面挑着我，我被装在一只桶里。他一边走，一边跟两手空空的妈妈瞎贫：“这位大姐，能多给点儿钱吗？您看东西这么重，我又这么卖力……”竟有路人帮腔：“是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妈妈说起这个段子，总是哈哈大笑。

　　我真正对去姥姥家有记忆，已是小学四年级。

　　那年冬天不太冷，路上没有冰。腊月二十九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被叫起。爸爸妈妈拎着大包小包，甚至带了一辆自行车。我们在路边站着，直至厂里的司机郑叔叔开着东风大卡车出现。

　　驾驶室离地面好远。

　　天还是黑的，出合肥市区是小蜀山，车灯闪烁。爸爸一支接一支给郑叔叔递烟，还陪他说话，我很快睡去，又很快在烟雾缭绕中被呛醒。

　　“就送你们到这儿啦！”至六安汽车站，郑叔叔把我们放下。

　　我想吃车站旁大排档的胡辣汤，被妈妈打了手，“脏！”她打开随身的包，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粢饭。

　　然后就是等，等六安去寿县的车。

　　车很少，也没有固定的点儿，买了票，一遍遍去窗口问什么时候发车。“快了，快了”，答案千篇一律。车呢？却遥遥无期。

　　午饭还是粢饭，坐在车站候车室红漆斑驳的木椅上，每个人都在做两件事：一边挥手赶苍蝇，一边打发一拨拨的乞丐。下午1点，忽然广播提示去寿县的旅客做准备，呼啦啦，人群扑向指定的那辆车。爸爸和司机说了半天，终于，自行车不用绑在车顶，放在我们座位旁的过道上。

　　我的脚边是咯咯叫的母鸡。可怕的是它还有可能啄我的脚，心惊胆战，又在局促空间不停躲闪，我竟吓得没敢睡，而困意在下车后袭来。这时，我才知道自行车的用处，“我带着行李在后面走，你妈骑车带你先行。”爸爸解释道。

　　比小蜀山、母鸡还让人感到恐惧的是我妈的车技。

　　让他们自信的理由是这30里地不通车，“撞也撞不到哪儿去”。但他们忘记，一路上坑坑洼洼，而我们车马劳顿，我已困得不行。没多久，爸爸妈妈又会师了——爸爸走着走着，忽然在路边捡到我，在剧烈的颠簸中，我从车上摔下来；而妈妈骑着骑着觉得身轻如燕，往回一看，孩子没了，也哭着往回找。

　　有惊无险。但为避免悲剧重演，妈妈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一家三口往姥姥家前进。

　　天又黑了，“还好今年没下雪，路上没有冰”，他们在路上喃喃。

　　“等以后通了车……”他们开始畅想未来。

　　“我就希望能一趟车到，哪怕从早坐到晚。”这是妈妈的终极梦想。

　　“要是干脆不用回来……把你娘接到合肥。”爸爸另有思路。

　　“还有几站？”这时，我对距离的测算还以公交车的“站”为单位。“就一站了！”他俩异口同声。

　　路口，有人拿着手电筒，是二姨。

　　我们看清彼此后欢呼起来，二姨一把拽过行李，有些嗔怪：“我从下午4点就在这看了！”

　　小路绕小路，巷子拐巷子，在一扇门前停住。二姨边拍门边喊：“合肥的回来了！”门打开，许多人站起来，都是亲戚。他们说着带侉音的土话，热情招呼我们，姥姥在正中间笑着。

　　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场景依旧历历在目。

　　“今年去哪儿过年？”电话中，我明知故问——2013年7月，姥姥去世了，妈妈悲痛欲绝，我以为从此他们都留在合肥过年。

　　“回寿县。”妈妈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她解释，姥姥跟二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每年春节大家都回去。不能老人刚走，就让二姨伤心再加寒心。

　　“反正方便，开车两小时就到。”这话让我瞬间想起25年前她的“终极梦想”。我提醒妈妈，捎带提起小蜀山、母鸡、摔下自行车后座的春运往事。

　　“以前过年真是奔波，现在才知道最可怕的是无处奔波。”妈妈叹口气，又强调一遍，“所以，今年还回你姥姥家。”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回家，不管之间隔了多久，见到爸爸时我俩都特别平静，一如我昨天才走，今天又回——

   爸爸照例已在车站等我

　　斌斌姑娘

　　我在京杭大运河北，家在京杭大运河南，如果这条大运河现在还通航，我回家应该是件很风雅的事情。不过，过年回家因为特殊的时间节点，从来都和悠闲、惬意等形容词无关，这注定是一趟混杂了焦躁与甜蜜、混乱与坚定的旅程。

　　在社会学家的眼里，回家是和人口迁徙、城市移民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然整天都在家，何来“回”的说法。所以我回家要从来北京上大学后开始算，迄今也快7年了。和其他人或惊心动魄或人在囧途的回家之路相比，我的归程乏善可陈。学生嘛，上午考完试下午就撤，往往不用等到春运挤硬座、临客，眼睛一闭一睁，一夜的火车就到家了。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奥运会那年。

　　2008年，在北京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会与奥运会拉上一点关系。有学生排练开幕式，有大爷大妈义务巡逻，我也成为一名志愿者，在那年8月的水立方里，见到了郭晶晶、菲尔普斯等体育明星。所付出的代价是要在2月初参加一场场馆测试赛，比赛结束后，已经是大年二十九了，这是我回家最晚的一年。

　　过年迫在眉睫，靠自己买南下的火车票几无可能，那会儿没有高铁，没有动车，每天往返北京与杭州之间的仅有3趟火车。所幸学校同情我们这群热衷当志愿者的学生，帮我们买到了一张硬座票。握着这张救命车票，我踏上了返乡的旅程，1633公里，15个小时31分种，坐着，一路向南。

　　如果不介意座位不舒服、人多、空气差，其实硬座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有趣。尤其是春运列车，从上车的那一刻开始，这一车厢的人就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群体，还有一个共同理想——回家，于是气氛分外和谐。

　　我的行李不多，所以并不着急上车抢占行李架。但这会儿才回家的一般不是学生，大都是在外工作的人，他们显然要把一年的收成都带回家，家里大概也有好几双热切的眼睛盼望着。看过某都市报做的一个春运专题，在火车站随机采访大家都带什么回家。其中有人扛着4箱当地的特产橘子、有人抱着给女儿的大洋娃娃、有人小心提着给父亲的白酒。我那年带了一张志愿者的证件，想着回去给爸妈炫耀下：“水立方哦！奥运会哦！”

　　硬座最让人不爽的就是睡不着觉，我向来是只有“横着”才能睡着，虽然车厢里一片安宁，连卖老虎牌万金油、穿不烂袜子的销售员都难得嗓门不大。经过漫长的一夜，当疲惫不堪的我看到车窗外的主色调不再是黄色，而有了流水和绿树时，才有了一点激动。我知道，快了、快了，江南的湿润空气已经慢慢浸入我的五脏六腑。

　　爸爸照例已在车站等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回家，不管之间隔了多久，见到爸爸时我俩都特别平静，一如我昨天才走，今天又回。只有一次，听到同来的妈妈随口说了一句你爸这几年有白头发了，我突然沉默。

　　我对家的一切印象仍停留在18岁离家上大学的那一年，爸妈对我应该也是如此。在逐步成为大龄女青年的岁月里，我和父母的生活互相缺席。而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时，有人长大，有人老去。于是，近乡情更怯。

　　每年回家，都见媒体或是蹲守在火车站，或是全程跟踪一趟春运列车，寻找回家的故事。其实，这些故事的要义都是一样的——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而我只关心，在家那头等我的人，怎样才能不变呢？

　　多数礼物是能送达的，可是唯独那一次，因为被区别对待，礼物反而不如一件最普通的行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