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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家潘绥铭:闯入红灯区与小姐一起吃住【2】

2014年02月26日08:43    来源:国际在线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性社会学家潘绥铭:闯入红灯区与小姐一起吃住

调查

1986年到89年,潘教授常常在傍晚去公园,干什么?观察那一对对情侣。最后,一个有关亲昵行为与场景的相互关系模式的调查报告在国外发表,引起了国际性学界的格外关注。

到了90年代,他的调查在质和量上都有了飞跃,如1989-1990年对北京市977人的调查,1991年、1995年和1997年分别对全北京大学生和全国大学本科生的性行为的随机抽样调查,1991年对27城市1279人的调查,1993年对男同性恋人群的调查,1995年对南方三城市的非婚性行为的随机抽样调查,1996年对高文化夫妻之间的性交换的调查等等。

1997年,他协助《人之初》杂志做了全中国18岁以上初中学历水平以上的人的性观念的抽样调查,这是期今为止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性学的严格分层抽样调查。此外,他用英文在国外发表过17篇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

与此同时,潘教授还从事了一些业余的性咨询工作。在一些杂志上,他还发表了一些性咨询的个案文章。他的那一套咨询自成一家,侧重性观念与双方调适,路子和大家不太相同。我笑着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全是亲朋好友给逼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给人做解答。”实际上,潘教授从性观念入手的咨询非常重要,这正是一些性医学咨询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性问题多在于两耳之间,而非两腿之间。

1995年,潘教授将他多年以来关于性学的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中国性现状》。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性”的鸟瞰之作,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写作采用了比较通俗的手法,更不乏学术观点。所以,内行人看时觉得有些地方放得太开,外行人看了则觉得有些地方太深奥。但中国需要这么一本书,从历史回顾到展望未来,从儿童性教育到老年人性生活,从色情读物到性用品,从性法律到娼妓评价,从性学基本概念到性学研究方向探讨……真知灼见俯拾皆是,称得上汪洋姿肆,痛快淋漓。该书出版之后,《人民日报》对他进行了报道,这是党和国家对他的工作的认可。香港凤凰卫视也对他进行了专访。从此,潘教授的大名蜚声中外。

“卧底”

当此之时,他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挑战:调查中国地下性产业。这种调查,并不是难在具体操作上,而是难在必须承受几乎所有人的疑惑的眼睛。他说:女性一听他调查妓女,马上就在心里鄙夷:想干坏事,别打什么调查的幌子;而男的听了则脱口而出:那得嫖多少回呀?

调查开始后,他只身南下湘粤,西出黔桂,来回奔波,行程数万里,历时一年多时间。期间他不知碰到了多少问题。在广东的一个镇上,他只是住店,整天“转悠”(观察),就引起了镇上某些人的怀疑。直到有一天,他被邀请去赴宴,才发觉不妙。他说:“宴无好宴,这可是鸿门宴!好在工作也已收尾,赶紧开溜。”

有一次在一间歌舞厅,只是要一点廉价饮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又引起老板经理们的不安,于是潘教授接受了一次的专业化的“测谎”,才算过关。在贵州的金矿区,三教九流,人物混杂,“好在咱一看就是个穷光蛋,要不然碰上个打劫的,可是一点办法没有。”

调查中他碰上的趣事也不少,比如一个发廊老板得知了他是个教授,于是向别人这样介绍:“人家可是个教授,马上就要当研究生了。”但并没有见他鼓捣什么“瓶瓶罐罐”做实验,只是整天在那里和人聊天。他就疑惑了,问道:怎么不见你“研究”?他只好回答:“我坐在这里,就是在‘研究’了。”

住得久了,人们都知道了镇上有他这么一个人,但始终弄不清他是干什么的,不过知道他操一口地道的京腔,就以为他多少有点什么门路。于是有找他诉苦的,找他介绍对象的,有找他借钱、走后门的,让他帮助找工作的,还有拿他当虎皮的。

问他做地下性产业调查这么久,有没有什么较深的感受?他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些人都很普通,除了将‘性’当作商品出卖这一点,她们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外界对他们缺乏了解。”

1999年1月,《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付梓出版,新闻界对之进行了广泛报道,行内行外好评如潮。这本书以严谨、务实、细致的风格,对中国现时的卖淫现象进行了客观审慎的描述与分析,是同类著作和同类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1998年之内,潘教授为了深入研究,又三次入住同一个“红灯区”。这回可真的像是“卧底”了。他不但搞清楚了该红灯区的来龙去脉和管理机制,还访谈了发廊妹、三陪女、按摩女、二奶、妈咪、老板、鸡头、嫖客、治安人员、帮工、守身如玉的女性、夫妻卖淫者等数十人。他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总结出了许多方面的深刻情况。

2001年夏天,他居然带着4位女研究生和1位女老师,又跑到四川的三个红灯区里去调查了一个多月。不过,这方面的情况,还是请大家等着看他们的新书吧;真希望能够早日出版。

曾有一位记者问潘教授,当初选择性学是不是因为预感到性学会成为热门学科?潘教授听了只有苦笑:你太年轻,根本不明白我那个根本不能选择的时代。

如今他的著作等身,但他却总是在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研究性学的这块料。

勇于怀疑自己,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严以律己的治学态度。也许他要将此疑问一直携带着,进入一个又一个研究课题,为性学带来一个又一个硕果。(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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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易潇、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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