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家潘绥铭：闯入红灯区与小姐一起吃住

采访与纠正

采访潘教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一直对传媒三缄其口。只是因为他跟我们杂志的特殊关系，才“不得已”接受了采访，但仍然是问多答少。不过，当笔者的问题让他感到“不恰当”时，他就会马上纠正。

在中国这个传统深厚的国度，性学要发展，曲折难免，所以笔者首先请他谈谈工作中感到的阻力。闻此，潘教授纠正：“怎么都是这种想法？好多人一问就问到这儿，好像我这个工作就是阻力不断，困难重重。哪有那么多阻力？要我说，没有什么阻力！一个人受着那么大的心理压力，那他还怎么搞研究？生活都成问题。我之所以能研究到现在，正说明没有受多大阻力。”

如果说他的性学工作真没有一点阻力，读者们绝不会相信。早在80年代末，潘教授所讲的性学课有一次差点被停掉，他也差点跟人家打架。他多次碰到别人对他的调查进行调查，多次遇到别人当面侮辱他的人格，甚至侵犯他的人身。但是他从来不愿意谈这些。

在他的书里倒是透露了一个小例子：1997年，他在广东省实地观察发廊，一连3天，坐在发廊对面的小吃摊上，眼睁睁看着对面的“交易”情况。这时发廊的一个保镖一个壮汉却也身手不凡，注意到街对面的异常人物，于是不动声色绕过后街，悄悄地出现在潘教授身后，猛地跳将出来，揪住教授的后领……。后来幸有小吃摊的摊主解围，方才化险为夷。原来那壮汉误以为他准备打劫来发廊的客人。

环境如此恶劣，他从来没有想过半途而废，而且，这次的调查费用完全“自理”。不过这并不新鲜，他的多次调查都是自费，虽然他现在的工资也只有不到1100元。但钱还是其次，更难的是，在调查时要忍受长时间的乏味无聊，这就是他只好一个人独自调查的原因。当然，他最感动的就是经常遇到理解和支持他的事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

我的一个朋友曾见过他处理调查数据。因为是夏天，又没有空调，他就光着膀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天天干到深夜，就这样一连两个星期，“挥汗大干”。

那么，潘教授为什么如此反复强调“没有阻力”？因为对他来说，“有些人认为的阻力，在我这里根本就不算什么。”这才是答案。一个潜心致学的人，一个对科学有着强烈兴趣的人，一个将研究看成第二生命的人，能从事自己所选择的研究工作，他已经要对生活心存感激了。还有他的妻子，一个善良达理的女性，对丈夫的工作全心全力地支持。我想，这也是潘教授感谢生活的原因。

因为研究性学，德国的赫希菲尔德的性实验室被捣毁，四处流亡；美国的性学家华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世纪初中国的张竞生身败名裂，隐身终老。而在传统观念仍然浓厚的今日中国，潘教授的研究能够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得到社会的承认，他哪里还会在意那一点阻力呢？

第二个被潘教授纠正的是关于上课的问题。我问他：第一次给学生讲课是不是很特殊？因为我还记得当年学生理卫生，上“生殖系统”那一课时，同学们雅雀无声，似乎连伤风感冒的人都压抑了咳嗽。潘教授却说，没什么特别，已经记不起来。“学生们已经是大三，对此已不是很敏感。”关于上课，他感受最深的却是，学生们“人文方面的功底太差”，对进化论全然陌生，本来要讲的是“西方性观念发展史”，但却要“从猴讲起”。

实际上他还是发现学生们听课时受到了刺激，影响了听课的效果，于是他总结发明了一个“强制脱敏”法。在学期开始，第一节课就拿出所有的性器官名称、性行为名词对学生进行“狂轰滥炸”，就连已婚的研究生都听得面热心跳。但这样讲到学期末，就连“纯情的女生也敢讨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细节”了。

潘教授为什么要强调没有什么特殊？后来我渐渐理解了。

当我采访结束时，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研究性学这么多年，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他立即反应：“你之所以这么问，就是因为你觉得‘性’很特殊。其实，我感受最深的是：性学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学问，跟物理化学一样普通，普通得人们时时都会涉及到它，一生都涉及到它。为什么一提到一个‘性’字，人们立即就心跳加速、眼睛睁圆呢？我认为就该在九年制教育中讲性学，就像物理化学一样，不管你有没有兴趣，都要强制灌输。”

我提到，现在让家长及教育者困惑的是给孩子们该讲到哪一步。潘教授说：“这不是你我坐在这里讨论就能想出来的，这得去做调查，知道一下孩子们对性都已经了解到哪一步。你不要以为一个学生比你知道的少多少。”

研 究 的 开 始

潘教授在一本书的前言里写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日后研究性学，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有些人心里总是不由自主地会将性学家的研究和他本人的生活往一块儿扯。在西方，有人问大哲学家福柯，为什么研究性？福柯答：有趣。这回答简直称得上是妙绝。正是因为人们对自然、对自身的奥秘的无穷兴趣，才诞生了科学。潘绥铭教授也是由偶然的机会引起兴趣，最终迈进了性学的门槛。他当时正在东北上研究生，学的是世界中世纪史。当他看到一本英文的《原始人的性生活》时，震惊不已。之后，他的好奇心便不可抑制。就这样，书一本接一本读，卡片一张又一张记录，一个性学家就此诞生了。这正应了他自己的一句话：追求知识只能由知识来启动。

虽然如此，他丰富曲折的生活经历对他日后的研究起到了很大帮助。他当过红卫兵、“黑五类”的狗崽子、工人、小职员，下过乡。他在农村的地头田边，看到中年妇女敢和毛头小伙子开很“荤”的性玩笑，但见有大姑娘到场，就会立即收敛得一本正经。这正是传统社会要把未婚女性变成“性盲”的现实写照。

再比如，他当年在东北大车店听车把式们讲性笑话，唱荤曲。多年后，他因为研究性学再去住大车店，想记录下这些民间的性文学。但是，见有他这个知识分子在店里，车把式们全变得“一夜无话”。这又是“性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有力证据。潘教授说：“人家根本看不起知识分子，认为你们这些‘鸟人’都是假正经，所以他们什么也不想说了。”

但现实最具有说服力，所以潘教授在八十年代末转入了对性社会学的研究，所讲的课也由性观念史改成了“对性存在的社会学研究”。此时，他应河南人民出版社之约，将自己在历史系的讲义修订成书。这就是《神秘的圣火》（1988）。这是一部关于西方性史的专著。它最大的特色是激情，让人感觉到作者在写作时文思如潮，一气呵成，字里行间透出一个初期研究者的无比热情。同时，它以性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对西方历史进行了崭新的阐述，一系列的新见解对读者造成了振聋发愦的冲击力。

几年的研究、授课与撰文出书，潘教授也渐渐出名，而且，像他自己所说的，性学也渐渐成了“显学”。所以他开始不断被人请去作性学讲座，给大学生讲，给社会团体、妇女组织，甚至给著名医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讲。给医学博士生讲性学？闻此我很惊讶。潘教授说：“那是在八十年代，性学的确是个新鲜事物。”

提到调查，潘教授最爱讲的，是他开始时做的那三次失败的调查，“缺乏理论，提不出好的假设，根本说不清自己想调查什么。”

他第一次做调查是在86年，调查对象603人，只得出了一些百分比，如有多少人看过色情录像，有多少人用过后进位的性交姿势等等，但他却不知道该怎样解释这些数字。而且，他调查的对象是听他讲课的各类学员，他们代表不了全中国人，也说不清他们能代表哪一类人。可惜，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在重复着这类错误，所以潘教授说：“目前中国的性学研究虽然也很缺乏调查，尤其是缺乏可信的调查，但最缺乏的是研究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