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马家辉演《黄金时代》没对白 愿为"萧红"跑龙套

马家辉、毛尖亲历《黄金时代》拍摄
导演许鞍华
《黄金时代》剧照
制图/夏曾珍
 

萧红与萧军

 

　　电影《黄金时代》上映在即，有关作家萧红的身世、八卦也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可就在这个春节，有幸在戏中客串扮演作家的毛尖，却收到了许鞍华导演的短信，“迫不得已剪掉了上海作家的一场戏”，许导演对此深表歉意，不料毛尖听完却是松一口气。而戏中另一位群众演员、香港作家马家辉近日来沪时也透露，虽然“有份参与演出，但大家放心，最后一秒钟也不会看到我，因为全部被剪掉了。 ”虽然如此，两位群众演员，却仍对影片怀有深情，用毛尖的话说，“这是多么美好，我曾经和《黄金时代》有过关系，但我不会败坏《黄金时代》。 ”

第一部曲：接戏

没有对白也欣然接受

　　在一部关于作家的电影中，请一帮作家自己演自己，当许鞍华导演向作家们发出邀请后，立即得到了积极回应。毛尖说：“收到自己最喜爱的导演的来信，我立马神七上天，high high地回了“Yes Yes Yes”。客串一个不用说一句台词的群众演员，体验一下大导演说cut时的气势，顺便瞄几眼主演萧红的汤唯，简直！”

　　而马家辉也清晰记得接到导演电话的激动瞬间，“话说2013年某一天下午，我正好在家，在干什么不记得了，或许正在写作吧，许导演给我打电话，说正好有一个电影，你来演吧。我说好啊，求之不得。可是许导演说，没有对白。我赶紧问，为什么？她说，因为你国语讲得太差了。我很不服气地说，那个年代很多人从广州去北平去上海，参与各种革命或文学活动，他们的普通话比我还差，许导演仍然说，不行不行，反正你就是没有对白。”

　　虽然没有对白，马家辉还是选择了上。“能有机会参与，就是没有对白我也干了，这是一个黄金机会，我来了就对了。还有我的搭档，作家毛尖也上了，她是上海头脑太聪明的女人，口才太好了，可是因为她跟我在一起，所以她也没有对白。”

第二部曲：换装

内心升起演鲁迅的心态

　　真的要去拍电影了。马家辉穿上了长袍，戴上了圆眼镜。说起马家辉演戏这件事，曾有一则江湖传说：当年他曾有过一次痛苦的抉择。两件好事同时降临：一是和舒淇演对手戏，一是主持龙应台的演讲。实在决断不下，他去征询朋友意见。朋友都说：那还用问吗？！马家辉误会了朋友的凛然正气，去主持演讲了，多年以后大家还在替他惋惜，否则，今天《色，戒》真没梁朝伟什么事。事隔多年，许鞍华导演真找上了他。让他在《黄金时代》里客串一个角色，十分钟的镜头，没有台词。

　　毛尖的角色与马家辉相同，她这样形容：“我的角色设定非常简易，比‘匪兵甲’这样的群众演员还要轻松，匪兵还要在银幕上从左边跑到右边，或者中箭扑倒在地，我们就只要坐在咖啡馆里，装着聊天的样子被摄影机扫两个全景。”

　　为了角色需求，毛尖换上了旗袍。“为了这一两秒的全景，剧组事先了解了我的长相，确定我的发型，接着是量体裁衣，搞得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三围数据有了认识。衣服、鞋子都试过，然后是我的眼镜问题，最后导演拍板眼镜可以不戴。因此，当我终于被化妆师和服装师收拾齐整，人模人样地进入剧组时，我内心升腾出的隆重感，几乎是要演鲁迅的心态了。”

第三部曲：片场

这样的庄重真是折磨人

　　拍戏地点是在巨鹿路上海作协办公楼，当年著名的爱神花园。“那天的戏是在上海作协的阳台上拍的。”据马家辉事后回忆，“拍戏那天，毛尖就坐在我边上，不晓得是演我的小三，还是做我的秘书，反正那个下午，她穿着旗袍，坐在我的边上，大家能想象一个穿着旗袍的毛尖么？颇有线条哦。那个时刻，我们含情脉脉地对看，隐约感觉爱情的存在。”

　　与马家辉脉脉含情的感受完全不同的是，毛尖却活生生感受到拍电影是一桩多么具体多么繁琐的工作。“坦白说，当时我的隆重感，多少觉得导演过于认真，毕竟我们是群众演员嘛。”虽然许导演的这种认真，让毛尖不由联想到了她所喜欢的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他电影中的群众演员，即便是只有一个背影的群众演员也没有一点点松懈感，“他们既不风格用事、也不感情用事，他们都是朴素的电影原教旨主义者：庄重做电影。”

　　理解归理解，但毛尖还是觉得，“天地良心这样的庄重真是折磨人。电影里，我和马家辉还有两个新闻记者围坐在一张咖啡桌旁。虽然马家辉错过了当年成为梁朝伟的机会，面对摄影机，他的镜头感依然可以媲美梦露，可惜的是，跟他聊天的是我们这种第一次当群众演员的菜鸟，一来激动，二来那天尽管阳光俊朗但温度很低，我穿一件薄薄的旗袍，感觉自己的嘴唇不断地要开出花来。所以，后来很多朋友问起我第一次‘触电’的感受，我都实事求是：打死我也不想当演员，既没耐冷受热的体力，也缺反复重拍的激情。因此，在我们群众演员的戏被重复四五次之后结束，我脱下漂亮的旗袍，很庆幸可以理智诀别电影梦，因为即便是作为一个群众演员，我也能意识到自己没有一丁点当演员的天赋。”

　　那天拍戏完毕，扮演萧红的汤唯等主创人员和群众演员合了个影。毛尖赞道：“女神的气场毕竟不一样，她穿着棉袍出来，把黄金时代的落日余晖带入现场，让我们恍惚觉得，自己跟萧红是有关的。”

第四部曲：剪片

最后一秒钟也没有出现

　　辛苦拍完了戏，原本兴冲冲等待着上映的那一天，可这个春节前，毛尖却收到了来自许鞍华导演的短信，“迫不得已剪掉了上海作家的一场戏”。

　　对于这个残酷结局，马家辉似乎并不吃惊，“正如我所料，镜头可能会被剪掉。因为一个导演若是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他一定会拍很多、抓很多，但最后不一定都用。你知道王家卫吗？他拍摄了电影《一代宗师》，张震为了演那个电影，他去学武术，还拿了什么国际武术第一名金牌银牌什么的，可是最后张震在电影里，被剪得只剩下一点点镜头，连张震也是这样子，所以我马家辉连一秒钟都没有，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公平的对待。”

　　而毛尖的反应也出人意料的平静，甚至如释重负，“因为跟萧红有关，因此特别害怕自己菜鸟似的形象损害了电影，虽然也就是群众布景。当导演告诉我，这场戏因为片长被剪，我是真的放心。这有点像周作人写的，听说少年时候喜欢的姑娘已经不在人间，心里的石头落地了。这是多么美好，我曾经和《黄金时代》有过关系，但我不会败坏《黄金时代》。”

[对话毛尖]

“是不是消费萧红，就看电影美不美了”

晨报记者 徐颖

　　晨报：为了做群众演员，你都做了哪些准备？接戏之前，有否重读萧红？

　　毛尖：一个群众演员，而且也没打算让导演通过这次表演看中我，没做任何准备。准备工作是剧组做的。

　　晨报：虽然最后镜头剪掉了，但整个拍摄过程中，你有没有借机仰望了一下萧红和她的那个时代？你的收获是什么？

　　毛尖：没有理由要仰望那个时代啊，民国兵荒马乱的。我的收获是：拍电影真辛苦真无聊。

　　晨报：霍建起导演的《萧红》中有一句潜台词，就是萧红无论在哪个阶段，怎么落魄，却都对男人有吸引力。身为女性作家，你认为萧红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毛尖：萧红的吸引力在于她旺盛的生命力，包括才情和情欲，以及这种生命力的源泉：她的天真，或者说，天籁气。霍建起的演员宋佳大约可以表现萧红的武气，但文不够，萧红的故事就沦为一个低段的多角恋。

　　晨报：前有《萧红》上映，如今又有一部以《黄金时代》为名的萧红传记。你认为，萧红这样一个作家，为什么突然间就在影视方面红了？你觉得这样的影片，究竟是用来满足大家的猎奇心理，还是会有助于提升普罗大众的文学意识？

　　毛尖：萧红没有靠电影《萧红》红起来，估计《黄金时代》也不会让萧红有多红，我的意思是，作为作家的萧红不太可能因为影视而突然多很多读者。这些年，林徽因很红吧，但是大家谈完她的八卦，有几个去找她的作品看呢。所以，要靠传记片来提升普罗的文学意识，那是童话。但我不反对这样做，索契冬奥闭幕晒俄罗斯文豪，总比晒明星让我们感动吧。而如果这些电影能够重新召唤回一点那些人物的精气神，包括感情生活的精气神，我觉得就很好了。

　　晨报：很多人谈论萧红，都津津乐道于她的情感生活，请问你是如何看待作家萧红的？能否评价一下她的文学成就？

　　毛尖：萧红的文学成就轮不到我来给评价。在现代文学中，她是我最热爱的作家。无论是《呼兰河传》还是《生死场》，都有大力、大美和大气场，一种真正的穿透力。她浑然天成地具备男性作家的力气和女性作家的亲切。

　　晨报：你对影片《黄金时代》是否充满期待？为什么？

　　毛尖：当然充满期待，我对许鞍华导演有很多期待。

　　晨报：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正在消费萧红？

　　毛尖：梁朝伟撞你，你当艳遇；猪八戒撞你，你当流氓。是不是消费萧红，就看电影美不美了。不过就事论事地说，能拍萧红的传记片，总还是好事。

[解读]

萧红是“弱女子”，还是“女汉子”？

晨报记者 孙立梅

　　2012年，内地导演霍建起为其执导的描述作家萧红一生的电影取名为“falling flowers”，直译“落花”，走的是凄婉爱情范儿；2014年，香港导演许鞍华将另一部以萧红为主人公的电影取名为“黄金时代”，十足的时代风云范儿。这是两位导演对萧红的解读。

　　而在文学圈，越来越多的作者也拿出了对萧红的“私家解读”：现代人如何看待萧红？她是遇人不淑、屡屡受挫的“弱女子”，还是愈战愈勇、用作品说话的“女汉子”？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提出“同情的理解”，而在《民国红粉》一书中认为萧红“智商极高而情商极低”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传记作家张耀杰主张的是“理性的批判”。

萧红和张幼仪有可比性吗？

　　——如何看待有作者将萧红与张幼仪进行对比，认为张幼仪 “自立，自尊，自爱，自我健全”，而萧红是“对自己不负责，对孩子不负责，对社会更谈不上负责的文学青年”？

　　■陈子善：我非常反对这种把不同的人进行比较的做法。文艺作品可以做比较，谁写得好，谁写得不好，还有一个公认标准和合理范围，但那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比较，甚至有的艺术作品也是很难设定标准的。至于人生态度的高低好坏，是没什么可比性的。认为张幼仪的人生比较圆满，而萧红不要小孩就是对人生不负责任，这未免太轻率了吧。萧红之所以到今天还被提起，首先因为她是个优秀作家，假如她只是普通人，她的那些爱情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到现在顶多也就是上上老娘舅节目。要评价任何历史人物，我认为最基本的做法是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正所谓“同情之理解”。

　　■张耀杰：我并不否认萧红文学上的地位和价值。但是，从个人传记的角度，从一个理性的价值观念来考量，萧红一生确实是在自我放纵、自我迷失中度过的，她没有承担起属于自己的一份责任。她遗弃亲生子女，为什么不能谴责她？她曾经表示过悔恨的意思吗？社会对她不公，男人对她不公，她对自己生育的孩子公平么？男人确实应该对孩子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她选择的为什么一个一个都是缺乏正常人性、没有最低限度责任心的男人呢？萧红不是吃一次亏、跳一次坑，她的问题在于一辈子都在跳泥坑。按照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说法，萧红就是“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那种人。

为什么身边的男人都会爱上萧红？

　　——在霍建起电影《萧红》的宣传中，有一句台词被反复提及，“为什么所有走近她的男人都会爱上她？哪怕她是贫困潦倒，身怀六甲，还是生命垂危。”萧红身上吸引异性的特质是什么？首先从外貌来说她并不是一个美女。

　　■陈子善：霍建起犯的最大错误，是把主线放到“一个女人与几个男人的关系”上面，把萧红作为作家的内容去掉了。至于萧红为什么能吸引身边的男士，这些男士在后来的文字当中并没有具体地提及，我没办法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去，只能根据他们的人生进展来揣摩。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萧红是个才女，文学才华让她有特别的魅力。除了她还没开始写作时的第一个同居男友汪恩甲，她后面的男朋友都是文学圈的。张爱玲，我认为也是这个道理。

　　■张耀杰：我不是研究心理学的，我个人感觉萧红应该是一个类似“花痴型”的病态女性，她总是寻找和吸引与她一样有依附心理的病态男子。从萧红17岁时的远亲表哥陆振舜开始，到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没有一个是具有自食其力的生活能力和家庭责任感的健全男性。

萧红的爱情去哪儿了？

　　——萧红后期说过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萧红的爱情为何总是触礁？

　　■陈子善：萧红在感情上受到很多挫折，原因之一是她生活在一个男权中心的社会，要承受比男性更多的委屈。我个人的看法，恋爱或者婚姻失败，很难说百分之百是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萧红跟萧军、端木蕻良的分歧，性格不合的成分可能更大一些。我们不能把萧红的不幸，都武断地推到萧军或者端木蕻良的不负责任身上。比如萧红在香港病逝，最直接的原因是太平洋战争，如果没有炮火，萧红是可能被治愈的。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尽管有这些不如意，萧红的创作并没有因此停止，还保持很强劲的创作力。现在很多文本往往本末倒置，略过她的作品，而放大对男女之情的批评。

　　■张耀杰：萧红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她最大的失败是没有学会做人和做事。她最大的不幸是到死都没有反省过自己的罪错过失。在她的那个时代活得精彩的女性不是没有，像吕碧城、何香凝、冰心、林徽因，都是那个时代的正能量。很多流行文本对读者造成很大的误导：萧红反抗包办婚姻就是“追求真爱”，而林徽因接受家庭推荐的梁思成、拒绝徐志摩就是“放弃真爱”。事实上包办婚姻是农耕时代熟人社会的一种最佳选择，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包办婚姻确实暴露出了一些不人道的问题；但是要反抗包办婚姻，必须自己先有自食其力的生存本领和自我健全的责任担当。

　　从感情上来说，萧红确实很不幸；但要说她多么无辜，都是别人的错，我认为也是说不过去的。萧红所处的社会是给过她机会的，譬如鲁迅和胡风都扶持过她，但她不能利用所有的机会自强自立。

“女神”还是“女神经病”？

　　——萧军后来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以“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萧军后来的太太是一位贤妻良母。胡风夫人梅志曾在文章中提过，实际生活中的萧红有点上海人所说的“不识相”，许广平就曾抱怨萧红经常不请自来，打扰了鲁迅休息。梅志和许广平曾经都是文艺女性，但结婚后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她们身边的文艺男性。回到萧红的人生悲剧上来，是否一个文艺女青年靠谱的对象，绝对不会是一个文艺男青年？外人眼中的“女神”，也就是她身边人眼中的“女神经病”？

　　■陈子善：这个说法有点武断，但并非全无道理。看过萧红小说的读者会发现，萧红有单纯坦诚的一面，表现到待人接物上，可能就是不会看人脸色，不太考虑对方的想法。如果一对情侣都是这样自我中心，确实是很难相互支撑的。这种生活细节如果能在影片中有所反映，那将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个人对许鞍华电影最感兴趣的是，她怎么还原当时的文化语境，她所理解的萧红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结局已定，关键是如何表现过程，而这个过程有太多表现的可能。

　　■张耀杰：我在《民国红粉》后记里面专门谈到文人与学者的区别。文人是一种最古老的职业，只要情感丰富并且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就可以。学者是工商契约与民主宪政社会的文明产物，学者也有自己的情感，但是必须把情感限定在理性升华和理性判断的范畴之内。总体上说，写小说的文学人比普通人更多情，同时也更自私，因为他们情感丰富，意志薄弱，反应敏感，经常出现情不自禁，也就是自己很难约束和把握自己，萧红如此，萧军、端木蕻良都是如此。如果把他们的人生经历被人为拔高到“传奇”的高度进行仰慕，那是很幼稚的。

　　我个人的另一个看法，除了个别情况，不要把文学人跟道德高尚联系起来，更不要让文学人承载道德榜样的责任，无论男女。比如萧军，骨子里就是男权专制，萧红怀孕了他还在外面找女人，他再怎么参加革命，写出再多文章，也是谈不上道德高尚的。（记者 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