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和聂鲁达
“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中注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们对哥伦比亚的想象
大多来自马尔克斯的小说
经过长期“被盗版”,在中国出版人的不懈努力与争取之后,马尔克斯终于对中文世界松口。2011 年 5 月 26 日,获得正式授权的《百年孤独》中文版出版,首印 50 万册,译者是范晔。
马尔克斯对中国授权的第二本书,不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也不是《枯枝败叶》、《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而是一本演讲集——《我不是来演讲的》。“我不是来演讲的。”首次登台演讲时,17 岁的马尔克斯如是说。到 1970 年《百年孤独》已大获成功,他演讲时又说:“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
我们对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想象大多来自马尔克斯的小说。马尔克斯在演讲时也说过:“加勒比地区灾难重重,但我们有一项决定性的储备,那是一笔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即,危险的国民记忆。”
《巴黎评论》还问过马尔克斯,是否有兴趣把《百年孤独》拍成电影?马尔克斯说经纪人开价一百万美金,想要吓退这种提议,但是当他们接近报价的时候,经纪人又提价到三百万美金,“只要我能阻止,就不会发生。我喜欢在读者和作品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
聂鲁达说他内心充满孩子气
1976 年 2 月的一天,在墨西哥城的一家电影院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群前来参加研讨会的文化名流中发现了多年未曾见面的好友、同属“拉美文学爆炸”领军人物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马尔克斯高兴地叫了声“马里奥”,便伸出双臂向老友奔去。面对迎面而来的马尔克斯,略萨矫健地抡起胳膊,让一记重拳正中对方的面门,马尔克斯应声倒地,鲜血从鼻孔中奔涌而出。略萨的这一拳结束了两位著名作家间的友谊,从此两人反目,30 多年形同陌路。
略萨 1967 年就和马尔克斯成了好朋友,1971 年时他的博士论文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两人青年时代都流亡巴黎,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学说,都是古巴革命的支持者,从事写作后都签约在同一位版权代理人“卡门大妈”(卡门·巴尔塞伊丝)门下。
卡门·巴尔塞伊丝几乎代理了整个西班牙语所有著名作家的出版事务,不但包括马尔克斯(1982)的全部版权,还包括阿斯图里亚斯(1967)、聂鲁达(1971)、阿雷克桑德罗(1977)、塞拉(1989)、略萨(2010)共 6 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全部版权。
马尔克斯跟聂鲁达也是好朋友,他是这样描述好朋友的:“内心深处,他是个孩子。一个慷慨大方的好孩子。他是这样孩子气,以至买了很多玩具,如电动火车等,当他想得到一样东西时——例如要求其他朋友去看他——他会在电话里抽泣,好像要痛哭流涕一样,这样,朋友就会乘坐第一班飞机赶去看他……”
有个关于马尔克斯和聂鲁达的段子:当聂鲁达被记者问对于《百年孤独》的看法时,聂鲁达从容不迫地说:“这是继堂吉诃德之后,写得最好的西班牙语小说。”但是他当时根本没有看过《百年孤独》。回到宾馆后,聂鲁达对妻子说:“你得给我把这本书找出来,我刚才惹大事了!”读完之后,聂鲁达没有修正对《百年孤独》的看法。
他和略萨是两座影响文学世界的灼热高炉
马尔克斯 1982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授奖词是这样撰写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他的故事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在其喧嚣纷乱、令人困惑但却令人信服的确定的现实中,它反映了一个大陆及其人们的财富与贫困。”
据说 1982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是要给略萨和马尔克斯共同颁奖,因为俩人闹出了众所周知的矛盾,委员会担心一个都不出席引发尴尬,就给了马尔克斯…… 28 年后,诺贝尔奖才回到略萨。
结果宣布后,马尔克斯特意发布了一条推特说:“cuentas iguales,”类似于用西语说的”now we’re equals”——“现在我们打平了!”
可耐人寻味的是,略萨的著作在中国,是以每本不到 1 万美元的版权价格成交的。
马尔克斯在推特上有 115 万粉丝,他把自己的所在地设置为“马孔多”(Macondo),没错就是《百年孤独》里那个灵魂小镇,曾经没有人见过冰、大雨却连着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小镇马孔多。
同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深受拉美作家尤其是马尔克斯的影响:“对于中国作家来说,马尔克斯和略萨就像两座灼热的高炉,我们都是冰块,一旦靠近就会蒸发掉。当年我们惟一的办法是要逃离它,找到自己的写作道路。”
尽管取得了世界级的声誉,加西亚·马尔克斯仍自视为拉美作家群中的一员:“我们大家都在写同一本拉丁美洲小说:我写哥伦比亚的一章,富恩特斯写墨西哥的一章,胡里奥·科塔萨尔写阿根廷的一章,何塞·多诺索写智利的一章,阿烈霍·卡彭铁尔写古巴的一章……”
回归简单快乐
是治愈过去苦难的良药
众所周知,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好友,其实他跟查韦斯的关系也还不错。1999 年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后,马尔克斯陪他从古巴哈瓦那飞往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他感觉这位政治人物有点分裂,是个双面人物:“其中一个人获得了天赐良机,要改变命运而拯救他的国家于危难之中;而另一个妄想狂,则注定在历史上留下独裁暴君之名。”
虽然结交了如许政客名流,但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自己其实并不爱抛头露面:“我非常讨厌自己变成众目睽睽的对象,讨厌电视、大会、报告会、座谈会……采访也讨厌。我不想跟任何人争名夺利。”他也曾经嘲讽评论家: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
马尔克斯说,我必须从一种沉溺已久、并毫无喘息机会的写作模式中摆脱出来。儿童故事的简单风格是对过去消化不良的良好疗药。他以“有巨大翅膀的老先生”开头,读故事给孩子听。
马尔克斯说,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中注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诺奖演说词《拉丁美洲的孤独》)
马尔克斯说,大多数的爱情故事都是凄凉的,总是来个悲剧收场。“而我所写的这部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那一对情侣最后得到了幸福。在我看来,快乐是已经不时兴的感情,我却要尝试把快乐重新推动,使之风行起来。我对死亡感到的唯一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于是他安排《霍乱》的阿里萨在结尾说——“永生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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