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译介中国故事如何克服文化差异?
“如果说文学是人类始终需要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作家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建造者和守护者,那么文学翻译家则是这种精神力量不可缺少的传递者和沟通者,是连接人与人心灵和友谊的彩虹。作为一名作者和读者,当自己被世界上优秀的文学作品所打动时,会首先想到感谢翻译家。”在第三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没有翻译家们奉献的智慧,很多读者将会是璀璨的文学星空下的盲人。
翻译是一种乐趣,但翻译中所遇到的文化差异却困扰着每一位翻译家。哲学家加塞特就曾提道“翻译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也提到了翻译的荣耀。翻译家的荣耀,就是挑战了这种不可能性。
历史、成语和叙述方式是难题
曾翻译过《红楼梦》、钱钟书的《围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作品的荷兰翻译家林恪,认为文化差异对翻译和阅读中国小说的影响有三个难点,一是现实与历史背景。如在翻译《围城》时,荷兰读者如果对小说历史背景没有足够的了解,对《围城》的欣赏就会受到影响。他采取的翻译策略是,用爱情“引诱”读者进入小说。同时,他还为荷兰语译本写了译者后序,介绍小说的历史背景;二是成语。他认为,无论哪一种语言,翻译成语是一大难题。不仅是典故成语难翻,像“天马行空”这类普通成语有时也令人伤透脑筋。既没有现成的熟语,又不能以大白话意译而失去文学意味,林恪只好尝试用雅韵、头韵或韵律来模仿荷兰成语的味道;三是小说的叙述方式。林恪说,在中国小说的叙述方面,译者大概只能充当一种间接的角色,通过多翻译、多介绍中国文学,让西方读者适应产生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文学艺术。
为作品撰写解说、后记和书评
对日本读者来说,如何“解读中国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克服文化差异,这就首先要对中国文学做整体的介绍。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饭塚容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读者在阅读之前对中国文学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或者对该作品在中国文学界占有的位置和意义有所了解,那么,阅读便会相对顺利。多年来,日本的《文艺年鉴》和《中国年鉴》介绍中国文坛每年发生的大事和主要作品,所起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作用。而饭塚容本人则在翻译和推出作品的时候始终坚持为作品撰写“解说”或“后记”,并邀请“圈外人”来写书评。
比如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后记”中,饭塚容把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和美国卖血的情况补充进去。这样的补充介绍,会让读者了解,靠卖血抚养子女、维持生计不是现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只有了解了这样的大背景,许三观的故事才能引起日本读者的共鸣。”饭塚容说。
中西方差异正在减少
现任美国波摩纳学院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博士白亚仁前不久翻译了杭州青年作家孔亚雷的小说《UFL》和《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班机上睡着了》。在翻译的过程中,他第一次感觉到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的文化差异并不如人们平时想象的那么大:故事人物喝的饮料是咖啡、白兰地及威士忌,听的音乐是巴赫《平均律》,开的车是SUV,熟悉的历史事件是肯尼迪的被刺、泰坦尼克号的失事等。
白亚仁说,把这些作品翻译成英文是非常舒适而毫不费力的一项工作。这个例子或者可以说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像过去那么明显了。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日本《中国现代文学》总编栗山千香子则认为,即使是产生于异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只要读者能够品味到作品的精彩之处,那么,就一定能被接纳。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本来就具有远远超出原作者和翻译者预料的、能够为异文化土壤所接纳的、坚实地落地扎根的力量。
(来源: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