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家乡文风昌盛 2/3的作家出身农民和工人

在余秀华的家乡，你经常会被那些外貌朴实的“业余作家”们吓到，因为他们中的某一个人，随手递过来的，可能就是几十万字的书稿。小小钟祥，竟有市级以上作协会员400多人，省级以上会员40多人，其中出身农民和工人的作家超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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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钟祥诗人余秀华火了。余家小院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记者，这在当地，成了一个“事件”。但对于这样的场面，钟祥并不陌生——这个中部农业县级市，不缺作家，哪怕是成名的作家。

细细点数，小小钟祥，竟有市级以上作协会员400多人，省级以上会员40多人，其中出身农民和工人的作家超过2/3。2000年以来，乡土作家们累计出版文学作品300余部，在国家级、省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万余篇。

“种田的、做工的、养鱼的、放鸭的，还有收废品的，他们都尝试着在文学殿堂里一展抱负，这堪称钟祥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钟祥作家协会主席蔡章田说。

当作家小县城里的普遍追求

随手一递，可能就是几十万字的书稿

24年后，已被列入“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的农民作家刘正权，还是会经常想起拿到第一笔稿费时的场景。那是1991年，他的处女座《竹篱笆下的故事》在《荆州报》刊出，稿费8元。

“在那之前，我投稿，最愁的是邮票钱。”那个时候，两毛钱一张的邮票，不知道断送了多少青年的文学梦。刘正权拿到稿费的第一件事，是跑到邮局，把钱拍在柜台上，“我要40张邮票！”

自此之后，初中未毕业的刘正权在文学的海洋里东突西走。写诗，“一开始连诗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分行的就是诗”；写小说，“挑上了小小说，当时以为短的好写”。他跟妻子保证，“给我3年时间，写不出来就去街边拉板车！”

一手拿锄头，一手拿笔头。24年过去了，已经出版十几本作品的刘正权，写出了国门，写成了名家，但他仍然是个农民，农忙时节，他会把笔一搁，回老家种田。

几乎与刘正权同时开始写作的饶秀珍，是一名插图印刷工人。1987年，她瞒着丈夫给《青年文学家》投稿，竟得了22元稿费，“要知道，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才15块”。之后，文学梦因南下打工而几度中断，又几度重拾。如今，饶秀珍在钟祥的文学圈里，已成领军人物，她创作的影视作品已达数十部，其中电影剧本《桃花红，梨花白》《山里山外》等广受赞誉。

在钟祥，像刘正权、饶秀珍这样，以农民、工人身份矢志追逐文学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在钟祥走访，你经常会被那些外貌朴实的“业余作家”们吓到，因为他们中的某一个人，随手递过来的，可能就是几十万字的书稿。

从钟祥走出去的，有写出《平民领袖》《布衣总理》等大手笔作品的农民作家杨道金，创作《博弈三国》《煮酒探西游》等畅销书的失业高中美术老师吴闲云，农民写百万字巨著第一人的陈军，长篇报告文学《移民大柴湖》的作者全淅林，小说被改编成多部电视剧的网络写手“匪我思存”艾晶晶……钟祥的作家们虽立足乡土，但视野却不局限于乡土，作品形式也包罗多样，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电影剧本、文学研究均有涉足。

扎堆写传帮带中的兰台遗风

写作曾是狂热的爱好，也是走出乡村的途径

在钟祥，相传为鲧治水时所筑的兰台是一个象征之地。大多数作家在归结本地文风昌盛的原因时，会将此地的文学奇观与源自屈原、宋玉的兰台遗风相连。

跟随诗文唱和、长幼传带的兰台文风，在钟祥作协最早成立的分会——郢南分会的故事中，或可一窥乡土作家群得以成形的“密码”。

沿街一间半平房，没有书架，桌子上略显杂乱地堆积着会员们的手稿和书样。这个位于钟祥城南20多公里的分会办公室，其貌不扬。自1996年3月成立起，现年75岁的杨书义便是主席，与分会一街之隔的老中医罗贤能任秘书长。

“大家平时在大城市打工，过年回来，往往会比一比谁写的书稿多。”杨书义说，分会是作家们交流沟通的“家”，也是相互激励、较劲的平台。

“你会感觉，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饶秀珍说，在钟祥，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交流会、联谊会、采风活动，每年作协都要召开重点作家座谈会，让每位作家谈打算，“置身浓郁的文学创作氛围之中，你都不好意思不多写”。

“对于很多乡土作家来说，写作是狂热的爱好和追求，也是他们走出农村的唯一途径。”杨书义说，在郢南分会的会员中，很多农民白天挥汗如雨，夜里则争分夺秒，铺纸握管，挑灯写作。

不过，如今刘正权也注意到，在经济发展大潮的裹挟之下，乡土作家群的发展还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年青人的文学梦正在稀释，作家身份的诱惑力也逐渐弱化。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