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18年倾情“扫战场” 不同意再拍《围城》

　　郭红周国平夫妇

　　她笑称自己是“打扫战场”的

　　记者昨日采访了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担任《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和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两本书责任编辑而与杨绛先生结识的郭红，郭红听到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说“内心真的太难过了”，她与丈夫周国平两人与杨绛先生相识多年。

　　三天前，作家周国平还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文章《杨绛：人生边上的智慧》，记述自己与杨绛交往、两人对于哲学的探讨。昨晚，周国平又在公众号上发布了《古驿道上的失散》一文，以此纪念杨绛先生。“每次我看到杨绛先生是怎么对待钱锺书先生的时候我都很感慨，我自己也没有做到。”

　　郭红告诉记者，自己与丈夫周国平一起去见杨绛，“她让周国平给她写书的推荐语，看过之后杨绛先生对他说：还是你懂我。”

　　郭红说，1998年钱先生去世以后，杨绛先生井井有条地将钱先生遗留的书稿和手稿整理好，并陆续交付出版，她曾笑称自己现在还是“钱办主任”，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每次她都在说‘我是留下来打扫战场的’，我想现在她应该是想，战场打扫完了。”郭红说，“这些年她一直在把家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散出去，一直在给别人，不留什么东西。前天商务印书馆的同事还跟我说，钱锺书先生最重头的外文笔记出版了，杨先生完成任务了，现在走了也是一种释然吧。”

　　郭红因为这两本书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不断取手稿、还手稿。“她之前将钱先生手稿捐赠给清华大学的时候也都是我拿着手稿过去，一遍一遍查。我很感动，当时她已经九十多岁了，她整理钱锺书先生的手稿是非常吃力的。”郭红说，她每次去都会看到，那些稿子有的是残缺的，有的被浸泡过，杨先生在桌子上铺了很多，一点一点对上，粘好，再贴上小条，“我每次去见她她眼睛都是通红的，上千万字的手稿，她非常认真地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想象自己做这样的工作。”

　　郭红说，杨绛始终将丈夫钱锺书的事情摆在第一位：“她有那么多的事情在做。始终有自己的计划，每天要写好几篇。她从内心始终都没有离开过这一家人。”而周国平也在文章中写道：“杨先生看破了没有？大约正在看破。《我们仨》结尾的一句话是：‘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很可能所有仍正常活着的人都不知道家究竟在哪里，但是，其中有一些人已经看明白，它肯定不在我们暂栖的这个世界上。”

　　白烨

　　杨绛不同意再拍《围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白烨年轻时就与杨绛先生相识，他眼中杨绛先生是很单纯的人，钱锺书先生在世时他常常去两人家中拜访。今年年初，有朋友希望能够得到杨老同意，再拍一部《围城》的影视作品，托白烨说情。“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耳朵已经不行了，根本说不清，我就去了她家。”这也是白烨最后一次去杨绛先生家拜访，杨绛对黄蜀芹执导的电视剧版《围城》很不满意，不同意再拍，“她说，我本来就不想拍，现在也别再拍了，此事就到此为止。”

　　白烨透露，近些年杨老年纪越大越有些孩子气，很多时候自己说过的话都会忘记，耍小孩脾气，常反问“我说过这话吗”，挺可爱的。“她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她的老保姆跟了她几十年了，现在也过成亲人了。”白烨回忆，自己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每次去杨绛先生家的时候杨先生都让他坐沙发，自己坐椅子上，跟他“促膝谈心”。

　　白烨回忆，他第一次去二老家敲门敲错了，“敲到他们家对门去了，直接一开门就是邹家华，原来他们是邻居。”他也时常劝杨老先生多写写自己的事业，“我跟她说你经历了很多事，其实有很多都没写出来。她大多是写家里的事情，她在社科院工作上的事情很少写。”

　　于慈江

　　老派而率性的女人

　　“她一直就放不下一件事，替钱锺书先生打扫战场，完成他的中文笔记和英文笔记，最近她终于完成了，也可以放开手离开了。”记者刚刚采访了目前唯一一本关于杨绛的学术专著《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的作者于慈江，于慈江告诉记者，“我是个学人，我跟她是一个所的，1987年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外文所的那年，她刚刚从外文所退休，后来她愿意看我的书，也是因为我们私人认识，她比较在意个人的关系。”

　　“社科院也都在写简历，在为她拟讣告，她在我心中是位很低调，很务实，也很老派的人物。” 于慈江回忆，“她是一位女性，又很跳脱，很率性。她说，我不信什么宗教，但是我相信上帝。问她你怎么看待别人，她说，不喜欢我的人我也不喜欢他。那么严肃的一位学人，对此的看法却如此洒脱，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徐泓

　　当年的五个人都走了

　　“5月18日的晚上，听到一个揪心的消息：杨绛先生病情危重，又不让抢救，恐怕难过去了。远在深圳，7天来我多次默默面向北方，为老人家祈祷。今天凌晨1时30分，杨绛先生走了，一家三口终于在天国团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因父辈关系与杨绛先生相识，杨绛先生去世后她用《送别杨绛先生》一文怀念这位长辈。

　　1991年，因为父辈相识，钱锺书杨绛夫妇曾打破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惯例，接受时任中国新闻社记者徐泓的采访，徐泓记得一个细节：“我告诉钱锺书先生，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钱先生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

　　徐泓的父亲徐献瑜是中国计算数学的开拓者，也是杨绛自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徐泓在文中写道，1928年，杨绛先生从苏州振华女中，父亲徐献瑜从湖州海岛中学，同时考入设在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一年的学业修成，杨绛先生是文科第一名，父亲是理科第一名。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 1932年2月下旬，杨绛先生和父亲、沈福彭、孙令衔、周芬等五人结伴北上，来到北平燕京大学。杨绛先生在6年前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中感慨：“我们同到燕京借读的五人，如今只剩你我两个了。”

　　徐泓不无伤感地回忆：父亲去世后，我和杨绛先生通过几次电话，一直想和妹妹们去看看她。她都以“见到你们会难过的”婉拒了。她在电话中说：“1933年同到燕京大学借读的5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如今，杨绛先生也走了。（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