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中之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應有之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獲得飛速發展,並逐步建立起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針對新的社會階層,四次修改了《憲法》,明確了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法律地位。這對一個以蘇聯為模式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無疑是一件石破天驚、駭人耳目的重大變化。有人認為這是背離馬克思主義,背離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點也不奇怪,但我們的政治思想工作應該緊緊跟上。不能指望這種思想在一夜之間消失得一點也沒有,但要使這種思想的市場縮小又縮小才好。現在既是我國發展的黃金時期,又是矛盾的凸顯期,政治思想工作尤為重要。
要解決這一思想認識問題,不但要從我國現在的改革開放實踐出發,也要從建國以后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入手,還應從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著眼。
1956年,我們新生的國家政權已經相當穩固,對資改造順利完成。黨的八大決議闡明,我國的主要矛盾已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據此,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12月7日向民建、工商聯的領導人作了一席充滿智慧的講話,反映了他對科學社會主義在東方大國如何取得進展的一番認真思考。他說:“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扣子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隻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隻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隻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A
1957年4月6日,周恩來從當時的小煤礦談起,他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
劉少奇同志在1949年,就有對民族資本家宋斐卿著名的天津講話。1956年末至1957年初,他又多次講到私人經濟問題,並認為私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競爭有好處,市場的存在對計劃有補充作用。
可惜,這些充滿探索精神的思考和研究在1957年以后都未付諸實踐,只是作為文獻保留在每個人的遺著中。如果當時我國的經濟體制能沿此方向走下去,成果如何不敢說,但肯定比“大躍進”好,比人民公社強,更不會有“文化大革命”之災。那種認為毛澤東同志隻有純粹又純粹的“一大二公”思想的人的看法並不全面。
蘇聯、東歐實行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有其嚴重弊病,長期不思改革,不能與時俱進,終成悲劇。在經濟方面,隻有國有官辦的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和壟斷行業,肯定不會使蘇東經濟欣欣向榮、蓬勃發展。對此我了解不多,但恩格斯有段未被人注意的論述,可供現代人思考,用作憑吊蘇東悲劇似也有些幫助。他說:“我們的黨有一天不得不出來執政,而歸根結蒂是去實行那些並不直接符合我們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無產階級大眾的壓力下,由於被我們自己所發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黨派斗爭中多少帶著激昂情緒提出來的聲明和計劃所約束,我們將不得不進行共產主義的實驗,並實行跳躍,但這樣做還不是時候,這一點我們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這樣做,我們會掉腦袋,——但願隻在肉體方面,——就會出現反動,並且在全世界能夠對這種事情作出歷史的判斷以前,我們不僅會被人視為怪物(這倒無所謂),而且會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還能有別的什麼結果。”
我們決不能把蘇東悲劇歸咎為其國的民營企業、民營經濟。直到蘇東倒台之前,那裡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營經濟是不存在的。它們倒台的原因是相當復雜的。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和社會公眾資本大量涌現的基礎之上的,對純粹的私人企業不能簡單地用行政、法律、暴力手段消滅。在他們看來,既需要資本主義對之的揚棄,也需要科學社會主義對之的揚棄。在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時期,又是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獲得解放獨立的東方大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就是一件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大好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題中應有之事,當以國策視之。
(注:本文原載2007年4月20日《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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