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初期,時人紛紛從“文化復興”、“文藝復興”視角討論民族復興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發與1912年中華民國的創立,不僅宣告了封建王朝的終結,開啟了巨大的社會變革與思想變革,而且還為中華民族復興觀念的形成打開了閘門,促進了中華民族整體觀念的發展,從而促進了從漢民族復興到中華民族復興的觀念轉變。但是民國成立不久,內有復辟逆流、軍閥混戰,外有日本帝國主義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使民族危機繼續加深,刺激了民族復興話語的進一步發酵,中華民族復興觀念初具雛形,“民族復興”一詞也正式亮相。
有感於中華民國因缺乏作為現代國家基礎的新國民而成為空招牌,“五四一代”思想精英側重從思想文化入手尋求復興之路。時人紛紛從“文化復興”、“文藝復興”的視角,討論民族復興問題。不過,具體依靠何種文化實現民族復興,當時的不同思想流派有著不同的思考。
作為新文化運動論戰一方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把民族復興歸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復興。杜亞泉在《新舊思想之折中》一文中認為,中國固有文化“頗有足以証明西洋現代文明之錯誤,為世界未來文明之指導者”。梁漱溟在1922年出版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提出了“中國文化復興”的概念,指出:在中西印三大系文化中,西方化已過時,印度化還早,“最近未來第二態度復興”即“中國化復興”﹔“中國的文藝復興,應當是中國自己人生態度的復興”,“隻有昭蘇了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才能把生機剝盡死氣沉沉的中國人復活過來”﹔“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中國文化的復興就是儒家文化的復興。
胡適、蔡元培等自由主義者,向往西方文明,他們把新文化運動定位為類似於歐洲文藝復興的“中國的文藝復興”。胡適從1917年6月回國途中開始使用“文藝復興”一詞。此后,他在中英文講演中頻頻使用這一名詞,並以“中國的文藝復興”來特指新文化運動,或從廣義上指稱中國的現代化運動。蔡元培1923年10月發表了《中國的文藝中興》的演說,他說:“照我個人推想,再加四十年的功夫,則歐洲自16世紀至17世紀所得的進步當可實現於中國。那時候中國文化,必可以與歐洲文化齊等,同樣的有貢獻於世界。”
李大釗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實現民族復興不能靠東方文化,也不能靠西方文化,而要靠“第三種文明”即社會主義文明。這就在探尋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做出了全新的探索。
孫中山在晚年繼續關注民族復興問題。他在其《民族主義》的演講中強調:民族復興就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恢復到頭一個地位”,而要恢復民族地位,就要恢復固有道德、恢復民族主義,“到了民族主義恢復了之后,我們才可以進一步去研究怎麼樣才可以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他在講演中還直接使用了“民族復興”一詞,批評列強想維持壟斷地位,“不准弱小民族復興”。
國共兩黨在上世紀20年代都明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以爭取民族解放的主張,並共同發起了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使之成了中華民族復興征程上的一個新的裡程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