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知青文學：突圍之路在於“新”

　　知青文學:突圍之路在於“新”

　　談及我國的當代文學史，知青文學肯定是繞不開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傷痕”“尋根”“反思”等一系列文學思潮裡，知青文學於其中發出重要聲音，那也是知青文學最為輝煌的時期。今天再度說到知青文學，當然無意於做文學史上的回溯，只是因為，最近幾年知青題材的持續發力，讓人不能不投去關注。

　　2010年，詩人韓東，推出長篇小說《知青變形記》﹔2011年，知青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的葉辛推出長篇《客過亭》﹔2012年，另一位知青文學的代表人物梁曉聲，推出了長篇《知青》。

　　連續三年，每年至少都有一部知青題材作品成為一時的話題，這在知青文學式微的大背景下，顯得有些非同尋常。更不尋常的是，2012年，武漢大學出版社曾一口氣推出“紅土地之歌”、“黃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三個系列近40部知青題材作品，囊括國內眾多的一線作家。這種大規模出版形成的聲勢，使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推出都梁的《血色浪漫》，都顯得有些小格局。盡管，這已經是該書自2004年的長江文藝出版社版、2007年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版之后，版權的再度更迭。

　　到了2013年，知青題材繼續保持發力的狀態。

　　多樣化表達豐富知青文學的內涵

　　一方面，近年來除了散文和隨筆隻出版過短篇小說的韓少功，在《收獲》上發表了知青題材長篇《日夜書》，並由上海文藝推出單行本，再次“重返知青現場”。另一方面，距離推出《知青》不到一年時間，梁曉聲又推出了《返城年代》。更引人關注的是，他在此書出版之后宣布，將不再書寫知青題材，“這一路寫過來，我已經對得起‘知青’兩個字了，該由別人再做一些了。”

　　一個是重返，一個是訣別，不一樣的文學姿態，一樣勾扯起我們對於知青題材的關注。

　　相比之下，另外三部知青題材作品《陝北往事》《北京知青》和《黃勇智知青生活漫畫集》的推出，就顯得有些落寞。不過，這三部作品，對於知青題材的發展，仍具有一些開創性的意義。

　　《黃勇智知青生活漫畫集》的作者，是重慶漫畫學會會長黃勇智。這本號稱“我國首部反映知青生活的漫畫集”的作品，以其在四川蓬安當知青的生活為素材，運用漫畫的形式，將動員下鄉、插隊落戶、招工返城、改革開放等知青故事一一展示。我們姑且不去爭論，“漫畫”的方式，是否適合於承載“知青”這麼沉重的話題，但就其對於知青題材表現形式的擴展而言，這無疑是一次勇敢地嘗試。

　　《陝北往事》和《北京知青》尤其引人注意。一是二者自傳體小說的文體屬性。一是這兩部小說作者普通知青（僅指非專業作家）的身份，這在普通知青多寫回憶錄或口述實錄的語境之下，頗為不易。《陝北往事》是北京知青朱學夫以在陝西富縣插隊時的經歷創作而成，《北京知青》雖然沒有標明自傳性的身份，但主人公“我”的名字“小博”與本書作者夏華博之間有意無意的牽連，則讓我們相信，所謂的“小博”，不過是作者玩了一個小小的把戲。

　　如果說，漫畫形式的出現，意味著知青題材在經歷過這些年的開掘之后，其表現更趨多樣化，那麼，《陝北往事》和《北京知青》的出版，則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普通知青，加入了文學化的知青敘事。

　　知青文學與知青題材影視劇，誰在“他化”誰

　　從表面上看，知青題材的再次抬頭似乎是成立的，甚至有媒體發聲知青題材將會迎來新的發展契機。事實果真如此嗎？

　　就記者看來，當前知青文學的受關注，其實更多的具有“階段性”爆發的特點。

　　在21世紀之初，知青文學也曾有過一次“階斷性”的出彩——2001年，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過一套名為《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的叢書，“該書自今年1月出版以來一個月內便重印了三次，累計印數達2萬套之多。”

　　叢書的策劃人、責任編輯岳建一先生表示，這套叢書意圖“通過知青記錄自己真實的經歷這一民間寫作、民間記憶的形式”，“再現出知青生活的真貌”，是基於以往出現的知青文學作品“都存在著難以回避的弱點”，“津津樂道於虛構奇特的故事而普遍地缺少靈魂的深度，缺少最真實的視覺、痛覺和恥感，尤其是缺少直面歷史、進行自省和懺悔的勇氣，沒有真實地記錄下知青的歷史”而來，因此，《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的6部作品（《落荒》《無人部落》《泣紅傳》《羊油燈》《狼性高原》《審問靈魂》），雖然囊括了長篇紀實文學、長篇非虛構文本和長篇紀實小說，但堅決與虛構劃清界限。

　　如果說，本世紀初知青題材的這一次備受矚目，是源自對之前“知青文學”本身缺陷的補充，還屬於文學層面的自我修復。那麼，近年知青題材的受捧，則更多的是非文學化的因素在起作用。

　　其中，助力最大的，恐怕要感謝知青題材影視作品——一如《血色浪漫》《與青春有關的日子》《北風那個吹》以及《知青》的熱播。而在熱播之后，產生的諸多爭議，又反諷似的收獲了很多關注。

　　當年，《血色浪漫》在改編成同名電視劇之后，原著都梁對於劇本的改編曾有諸多不滿，口水紛飛之下，也成就了小說《血色浪漫》幾年間的版權更迭。《知青》在央視熱播之時，漫天的叫好聲之外，批評的聲音也異常響亮。有批評者指出，“《年輪》和《知青》對‘文革’和‘上山下鄉’運動進行了他者化、娛樂化、溫情化的書寫”，這讓知青題材一時處於輿論風口浪尖。再回想起2013年知青題材作品大規模的出版風潮，很難不叫人相信，不是借了《知青》的東風。

　　找尋新的視角，知青文學或許還有明天

　　文學化因素的影響衰退，對知青題材的發展造成的傷害是顯而易見的。

　　從圖書的銷售情況，就可以管窺端倪。在2013年出版的幾部知青題材作品裡，《日夜書》和《返城年代》是銷量還算有保証的，而像上文提到的其它三部作品，市場的反應並不理想。

　　韓少功的《日夜書》盡管以其“自省意味”的描寫，折射出了“人性的光輝和時代的變遷”，但如果沒有“韓少功”這塊金字招牌，沒有韓少功多年隱忍一朝露面帶來的媒體轟動效應，想要在圖書市場脫穎而出恐怕也並不容易。

　　《返城年代》多半是佔了梁曉聲“不再寫知青題材”和同名電視劇的光，於文學上的意義幾乎可以不談——盡管，梁曉聲一直強調《返城年代》是在強調寬恕與自我救贖的命題，但這個命題對於知青文學來說，並無多少開創性的價值。而且，因為它是從劇本改編而來，書中仍保留有分鏡頭式的劇本式語言，這對文本本身也是一種傷害——作為老一輩的作家，這種不負責任的成書態度，很難讓人欣賞。

　　思量起來，《北京知青》等三部作品的市場表現，或許才是知青題材現今影響力的真實寫照。《北京知青》一書的市場推廣其實做的已經相當到位，在宣傳語裡不僅翻出原書手抄本《哥們兒姐妹兒》“在當年的知青以及現在海外華人圈中廣泛流傳”的老底，甚至有意強調該書作者“二十年前就已移居海外”，“所寫中國的那一段扭曲的歲月更加大膽、更加殘酷，更敢說真話”，無非就是想借“還原知青生活原貌”的幌子，制造話題來吸引更多的關注。但是，市場的平淡反應，卻是真真切切的。

　　時至今日，“知青題材”的市場號召力已然衰退。當年的盧新華，以一部7000余字的《傷痕》，一書成名天下知﹔1978年8月11日的《文匯報》，因為刊發《傷痕》，最終加印至150萬份——這樣的影響力已經很難再現。

　　一方面，那一段歷史畢竟相隔久遠，時間消解和包容了一切，曾經的傷痛過往，多多少少被歲月撫平。而隨著知青一代人的老去，構成消費主體的年輕人，缺乏對於“知青生活”的感同身受，其對於知青文學所表現的生活的認同與感受並不像自己的父輩那麼強烈。更何況，如今還有足夠豐富的閱讀選擇。

　　另一方面，知青文學一直存在的或控訴或詩化的毛病，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文學評論家汪政當年在評價張抗抗的知青題材作品《隱形伴侶》時，就曾說過，“知青作家確實存在如何面對過去，如何確立自己的身份，如何接續‘文革’前后的生命歷程，以及如何解決自己那一代的精神財產等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都遠非簡單的批判與簡單的詩化可以解決的。”知青文學發韌三十余載，到了2013年，對知青生活的表述還停留在“更加大膽、更加殘酷，更敢說真話”上，這實在是讓人不能原諒。

　　當然，話又說回來，即使評論對知青題材的前景不持樂觀態度，但也並不意味著，知青題材就到了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畢竟，這是一段值得整個民族深思的歷史﹔畢竟，數量龐大的知青群體依然存在。正如知青代表作家葉辛所說過的那樣，“知青題材作品就像抗日戰爭、辛亥革命等題材作品一樣，作為反映那個時代歷史風貌的載體，是有強大生命力的”。對於知青文學而言，盡管想要重現上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種百花齊放的局面不易，但並不妨礙其以不時回望的姿態，出現在人們視線之內。

　　“如果這段歷史還可以成為一個寫作資源的話，其關鍵應該是如何在客觀的前提下不斷地尋找新的視角，不斷重現那被重重話語拭擦與遮蔽的歷史真實，特別是勘探出新的意義。”這句話，仍然來自汪政對於張抗抗《隱形伴侶》評論——即便是到現在，也依然適用。

　　文/本報記者劉雪明

(來源:烏魯木齊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