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內完成跨界綜藝"帽子戲法" 高峰:從沒想今后混文化圈

　　已記不清自己職業生涯中有過幾次“帽子戲法”的前國腳高峰，從2013年的《星跳水立方》到2014年的《與星共舞》，直至即將於2月3日在保利劇院公演的話劇《帽子戲法》，三年內卻完成了自己跨界綜藝的“帽子戲法”。當年洪元碩慧眼識珠，8次登門終將17歲的高峰從沈陽領至京城，多年來，“快刀”與“浪子”相伴，驚鴻一瞥與絕情出走相隨，曠世奇才與羨艷情史相依，但無論如何，誰也不能否認，高峰在國安的日子其實“蠻拼的”。

　　年輕時總被說個性難控、荒廢自己，甚至透支青春，而他現在的身體狀態卻最像職業運動員，不僅沒有肚腩、贅肉，更有一顆放縱的心。《與星共舞》中高峰的出場也是收視“高峰”，《帽子戲法》在北航音樂廳排練引來十幾歲小球迷，峰回路轉后才發現，其實“落寞浪子”從未相忘於江湖。

　　“從沒想今后混文化圈，還得混體育圈，體育圈好混”

　　從去年12月25日進入《帽子戲法》劇組排練，每天下午一點半到晚上九點，之后還要趕到練功房學習舞蹈，凌晨回家為保持身體機能繼續蹬自行車，周末則奔赴上海錄制東方衛視的《與星共舞》，近段時間，高峰過著標准的藝人生活。在這出以足球為底色的話劇中，高峰飾演的隊長雖已不是當紅球星，但因在一場半決賽中上演“帽子戲法”而找回昔日風採，用他的話說“角色台詞不少，什麼都有，但寫得很真實，否則我又沒學過表演，那不麻煩了。”

　　之前隻看過郭濤主演的《堂吉訶德》以及姜文早年間的《科諾克或醫學的勝利》，對話劇幾乎一無所知的高峰對這次排演經歷的概括卻是“挺喜歡的”。“運動員出身，舞蹈、話劇都是我不懂的行業，演戲時怎麼去站位，把什麼部位給觀眾，開始確實不習慣，總是按生活思維，給觀眾的都是側臉甚至后背。舞蹈也是，運動員老得低頭看球，可舞蹈要求你昂著頭，運動員走路逛了逛蕩，可跳舞要求你一直得板著。”普通話都不標准的高峰，在話劇中也沒有刻意要字正腔圓，“台詞背起來很困難，但我會變成自己的語言，而且和我搭戲的都是有經驗的老師，一旦我忘詞，絕不會冷場，有人會幫襯我。”雖然在第一次連排時，高峰說自己的詞也就對付能弄完第一幕，但他卻並未因此而慌神兒，“踢球和演戲狀態一樣，上場前都會緊張，但我相信隻要大幕一開、哨聲一響，你一旦專注了，就會忘了緊張。就如同《與星共舞》，從第一期我就做好了下來的准備，沒想都堅持到現在了。兩個老師一周要教會你一支舞，國標、倫巴、探戈……我都覺得自己快成天才了。之前我連倆人摟一起跳交際舞，什麼三步、四步的都不會，可現在，不到兩個小時我就把一段舞捋下來了，連老師都懵了。但實際我腿上有積水，別說跳舞得蹲，坐著站起來都費勁。”跨界綜藝風生水起，可高峰表示，“從沒想今后混文化圈，還得混體育圈，體育圈好混。”

　　“如今踢球誰還用腳，不都用眼神嗎？”

　　就如同北京這座城市如今已難有一個角落都是北京人一樣，京字頭的隊伍中也不再是京籍的天下，但在高峰的那個時代，北京隊中卻鮮有京外球員的身影。一群北京孩子中的沈陽異鄉客讓高峰有了“浪子”一稱，先農壇和永定門讓他有了身處皇城之感，但也注定了性格中的孤僻、沖動甚至不屑。哪怕是同最好的朋友相處，他的“峰式”調侃恐怕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不會介懷的自然才是真朋友。

　　如今維系高峰與國安情分的是當年的一眾老友，他談的最多的便是隊醫雙印，“他1993年就發病危通知了，現在見他我第一句話肯定是‘你還活著呢，退錢’。當時告訴我們最多也就一個星期了，我們都交了50塊錢份子，可那時一個月才掙48塊。我總說他，國安最牛的就是你，幾朝元老都不算什麼，董事長都讓你給耗走了。現在他腿不行跑不動了，就坐在場邊，全國聯賽主場裡最牛的就是他，連隊醫都有助手。”而談起同時代的球員，除了對左右腳皆能起跳，門前嗅覺無人能及的高洪波夸贊一番，對於好友謝暉，他也是小怪話兒張口就來。“謝暉行，干什麼都能佔到便宜，買點東西都不落空，一件東西問人家多少錢，人說100，他說50 ，人說行，完了他給人45，人說不對呀，他伸出五個手指頭，其中一個是斷指，我這是45的意思。”說起現在的球員，高峰更是直言，“現在的球員踢球真帥，隻要眼神一過去那不就得幾百萬啊，如今踢球誰還用腳，不都用眼神嗎，眼神是到了，可腳法沒到。”對於一貫的口無遮攔，高峰以一句“我怕誰呀，誰又怕我呀！中超、中甲、中乙那麼多隊，我又沒指名道姓，你非自己往上安，那我沒辦法”輕描淡寫。

　　“都說我當年離開國安是為了錢，其實俱樂部沒人挽留我”

　　即便以自己的東北普通話為榮，即便當年在響徹京城的挽留聲中絕塵而去，雖然嘴裡說著頗為反諷的“北京球迷對我是真好，我在國安時，他們見我說牛X，走了之后，見我說傻X，我說好好，我傻”。但不擅表達更不會煽情的他對這座城市的感情已經定格為一個個20多年揮之不去的畫面：“與我們駐地緊鄰的育才學校的學生，每天放學后都會穿過我們訓練的先農壇體育場走向夕陽下的永定門城樓﹔1995年聯賽我們拿了亞軍，最后一場比賽后，球迷用打火機在先農壇上空營造了夢幻一樣的夜景﹔聽說球迷為了留我搞了萬人簽名，我去問俱樂部要，他們說沒有……這些場景我都印象太深了。”

　　1996年萬人簽名留高峰的場景眾志成城、驚心動魄，也讓毅然出走的高峰從此留下了罵名，現在想起來，高峰用一句“咱這人脾氣不好”來概括當年的選擇。“我1988年來北京，同年就進了國少，跟同在國少的姜峰關系很好，管他爸媽叫干爹、干媽，於是就說找機會我們倆一個隊踢踢。其實本來是希望姜峰來國安，為此我還去了姜峰家，跟干爹干媽也都表達了這個意思，他們也同意了。1996年打完足協杯后一起吃飯，他接了個電話說我去寰島了，當時寰島選人的計劃中，有姜峰、我、彭偉國等5個人，他們跟姜峰在飯桌上就把合同都簽了。他們說來我們這吧，錢多，姜峰開玩笑說你給我100萬我就去，對方掏出合同說你簽上字我就給你100萬，這在那個年代真是天價了。后來他們又來找我，都說我是為了錢，其實如果為了錢我不用等到那時。但那時我說走，但凡國安有個實實在在的態度，肯定不會是這種結局。俱樂部那時的態度是，他們都說你得出去鍛煉鍛煉，人挪活，樹挪死，沒人挽留我，但我走了之后，一切事都推到我身上了，而且還讓我一個星期之內必須從分的房子中搬出去。后來我還曾經想回來，在北京退役，但他們表示離開的一概不要，其實我挺寒心的。”

　　“我特別受不了教練說了不算連誰能上場都決定不了”

　　2003年，在31歲的當打之年因未過體測選擇退役，之后高峰沒有如其同一批球員中的很多人那樣選擇當教練或留在隊中。“我這人特別接受不了那時很多俱樂部都是老板說了算，教練說了不算，有些球隊是教練連誰能上場都決定不了，所以我開玩笑說自己不適合在中國當教練。其實不光職業球隊，就連業余隊都這樣，誰都覺得自己懂球，可以指手畫腳。弗格森為什麼能在曼聯一待就是十幾年，沒有尊重可能嗎！所以有幾個人真正知道中國足球的內幕？”

　　而這出他正在排演的《帽子戲法》想要傳遞的恰恰是不忘初心的正能量。“劇中講的是俱樂部缺少資金，正好球隊趕上一場決賽，贏可能什麼都得不到，但是輸卻可以拿到來自對手的巨額補償，大家糾結在這裡，但最終還是決定全力拿下冠軍。其實職業化以后我自己也遇到過這樣的事，有人拿著一箱子幾百萬港幣，讓你輸球，如果我當時拿了，也走不到今天了。從1988年我每月掙48塊，有時跟國家隊出去訓練，幾個月不領工資，回來能領好幾百，兩個人在廣州大排檔吃一頓都喝醉了，但這樣的日子我覺得簡單踏實。后來職業化了，我的工資慢慢從一個月1000塊漲到10000塊，國家隊還有補貼，那時算上商業比賽在北京一年有個二、三十萬就非常不錯了，少的時候有個十幾萬，同現在動不動就上千萬是沒法比。”如今依然保持在天氣允許時明星隊和“老男孩”隊一周雙訓的高峰，一直有一個待解的心結，那就是企業聯賽。“我希望將企業聯賽做起來的最終目的是解決球員退役后的出路，讓各個企業每年接收1到2名下隊的球員，其實足球運動員退役以后幾乎什麼保障都沒有，所以說有些人參與賭球其實也是為了生活。國家體委有一個為運動員服務的體育基金，但項目有局限，像足球、舉重幾乎兼顧不了。”

　　“我和兒子一周見一次，他想干什麼我都陪著，有時也會踢球。”

　　高峰一邊說著“中國足球的問題誰來也沒用”，一邊在亞洲杯國足對陣烏茲別克斯坦的比賽做客網絡直播擔任解說時對佩蘭帶領的這支國家隊卻給予了由衷的贊美。而他自己雖然沒有身在球隊，卻一直做著在他看來是“天大的事”的校園足球。“我自己的公司主要做校園足球，十八九個教練，每兩個教練負責2至3所學校。現在就是沒時間，有時間我希望能每周去一所學校。現在我們的進校園小學、中學都有了，就是沒進大學，因為成熟大學一般也都有自己的校隊。”

　　身為父親，高峰更關注的是教練如何能了解孩子心理。“現在的孩子你如果讓他們像我們小時候那樣從顛球開始練起，他沒興趣第二天肯定不來了，所以主要是培養興趣。孩子們物質上不缺，關鍵得讓每個人有融入這個團隊的感覺。我要求教練，第一絕不能有體罰，以鼓勵和表揚為主，孩子心理很容易留下陰影，小孩的自卑感很容易建立，不踢是小事兒，再留點陰影就麻煩了。我就是小時候陰影太多，才成現在這樣﹔第二，你們兩個教練，一個在講另一個一定站得遠一點，現在孩子可沒譜，別回頭再丟一個。我跟我兒子講我們11歲都坐火車去重慶比賽了，他說那多好玩呀，火車座椅還能轉過來，我說轉什麼呀，晚上都睡座椅下面，他說根本睡不了。我這后悔，根本跟他說不明白。我說的硬板，他說的高鐵。”高峰的兩個孩子，10歲的兒子跟著前妻那英，女兒則是現在的妻子帶過來的，已經18歲在美國求學。兒子的兩大愛好中，一是架子鼓，另一個便是足球。“但他媽是藝術范兒的，希望他學音樂，有時還說，瞧你兒子唱歌跑調兒，我開玩笑說那還不是跟你學的，你的遺傳基因。說實在的，他現在的身體條件、爆發力和對球的感覺比我在這個年齡段時要好。我和兒子一周見一次，他想干什麼我都陪著，有時也會踢球。” 文/本報記者 郭佳 攝影/本報記者 王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