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公亮一生隻願與眾不同 曾對民族器樂前途失望[圖]

　　1980年，成公亮和老師張子謙。

　　成公亮撫琴。

　　《秋籟居憶舊》

　　作者：成公亮 口述

　　嚴曉星 執筆

　　版本：中華書局

　　2015年3月

　　編者按：7月8日17點39分，一代古琴大師、國家級非遺古琴代表性傳承人成公亮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南京逝世，享年75歲。成公亮1940年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1965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理論作曲系。先后師承劉景韶、張子謙先生，主要在廣陵琴派傳統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演奏風格，有明琴“忘憂”與唐琴“秋籟”，其琴樂細膩多變又飄逸洒脫，具有深細的人情味。

　　按照執筆者嚴曉星最初發給成公亮的提綱及設想，《秋籟居憶舊》本來應該是一本十個章節涵蓋了成公亮整個古琴生涯及大部分人生感悟與境況的書。不知道是因為成公亮身體的狀況還是其他原因，最后的成書裡隻包含了原計劃中的前三章，從成公亮童年時光到他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分配至貴州工作的學生時代結束。這本書今年三月出版，面世僅僅四個月，成先生就在本周辭世，幸好關於他的一部分故事以這樣方式被記錄了下來。在描述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光的過程裡，我們也可以從中感受到成公亮對往昔和人生的思索，他不僅僅是追憶也是在不停地思考。

　　童年 一生最幸福的歲月

　　我讀書一貫不用功，而在三四年級的時候總是全班第一名，語文和美術的成績最好，漸漸地就幻想著將來做個畫家。長輩們聊起我來，都說這個小孩聰明。而我呢，心思完全不在學校裡，而在一個字：玩。

　　那時候好玩的東西比現在要多，趣味性、創造性強。會玩的孩子通常身體健康、智商高，善於動手動腦子，不像現在的小孩，一頭扎到游戲機裡，沒完沒了。回憶這些當時極其普通的游戲，我既心神激動，又感到失落，因為我的下一兩代，像紅雨她們，已經不玩這些了，多可惜啊！

　　現在回頭看看，丁山鎮上多姿多彩的生活，對戲曲、胡琴、豐子愷的畫、小人書的熱烈愛好，都對我后來的成長起著無法替代的作用。在當時，不要說我，任何人都沒有去有意識有目的地學點什麼概念，這只是一些有趣的生活內容，娛樂、享受，大家都在玩。藝術裡有生活，生活裡有藝術，二者融為一體。這種狀態最可貴，也最自然，可以說，我是在這裡進入一生藝術活動最初的門檻。

　　一句話，那時候我的生活非常豐富，精神上也非常快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歲月。

　　少年 從二胡到古琴的專業轉變

　　初中畢業在即，報考高中成了當務之急。我想，不管什麼樣的學校，哪怕是小城市的師范，隻要能夠繼續學音樂，我都想考！在這些選擇裡，最吸引人也最難的，就是上海的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當年11月就改成“上海音樂學院”了）附屬中學。我很想去試一試。

　　我寫信告訴了家裡。沒多久，我的二胡啟蒙老師，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數學系讀書的打個也知道了，他反對，來信勸我千萬不要來：“這個學校難考得不得了！我有個同學，二胡拉得很好的，連初試都沒有取！”父親平時從來不管我的，這時候也鄭重起來，特地從丁山到學校裡來找周老師了解情況。

　　考試分初試、復試，考二胡的人還特別多，考官是衛仲樂、陸修棠、韓洪夫等老師。復試完畢，考得怎麼樣，我當時也不知道。后來進了學校，剛剛認識跟衛仲樂學琵琶的殷榮珠，她笑著說：“那天衛先生說，‘今朝總算來了一個拉得蠻好的小人！’就是儂呀！”

　　回到丁山不多久，就收到了正式的錄取通知，上面說：你的樂理不好，要加緊補習。樂理肯定好不了，不過我考取了，我的願望實現了，我有了做一個音樂家的希望！

　　剛進學校的時候，就聽到了古琴聲，什麼理由我說不上來，就是模模糊糊地覺得好聽，完全是憑感覺。一個學年眼看就要結束，我忽然決定，不繼續學二胡了，下一學期起改學古琴。

　　1957年秋天，我升高二，主修課程改成了古琴。第一位老師是劉景韶。我一直和李禹賢共用一個琴房，隔壁琴房好像是高一新生龔榮生。大學畢業之后，龔榮生改了名字叫“龔一”，后來成為中國最出名的古琴家。

　　《瀟湘水雲》學完了，我也要畢業了。這時張子謙老師對我說：“你還學不學古琴？還學古琴的話，你不要跟我學了，我最大的曲子都教你了，你到北京去跟（吳）景略學！”可這時候，我的興趣又變了。

　　青年 對民族器樂前途失望

　　在興趣最濃的時候，決定放棄繼續學習古琴，是有切實原因的。首先是我對民族器樂前途的失望。在中國，教學西方音樂的師生看不起教學民族音樂的，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傳統，他們的觀點也不全無道理。同學裡那麼多學鋼琴的，幾乎是一天到晚在練琴，他們訓練的嚴格、教學方法的科學、付出心血的巨大，遠遠超過任何一種民族樂器。

　　上海音樂學院的民族音樂系除了器樂專業，還有理論作曲專業，民族音樂的新路需要作曲家去開創，那我去學作曲吧。我又做了一個改專業的決定。張子謙老師聽說我考取了民樂系理論作曲專業，也很高興。那時候他對古琴的前途好像也不看好，后來甚至感慨地對我說：“你這個專業，改得好啊！”

　　現在想想，當時的這一改，肯定有年輕人見異思遷、興趣多變的性格因素，但我並不后悔。如果我去北京跟吳景略先生繼續學琴，學得再好，這世上可能又多了一個龔一，或許還成了“龔二”，決不會成為與眾不同的自由自在的我。

　　九年的音樂學院附中和大學，我讀書並不用功，更說不上勤奮，隻顧玩了。我評價我的好奇心，用心於我感興趣的東西，古琴啊戲曲啊等等。學到、感受到一些東西。因為不用功，注定我不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成不了一個了不起的音樂家。

　　回想這些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音樂教育受到政治沒完沒了的干擾。我們在學校裡學習，真正的學習時間補償，一直在搞政治運動，要麼就是下鄉勞動，一天到晚地這條。教學方針完全跟著政治需要走，很難顧及音樂藝術本身的規律。

　　我們民族器樂本身的發展，遠沒有印度那麼輝煌，大部分傳統的民族器樂只是留下了樂器和演奏方法，而沒有留下發展成獨奏藝術的作品（只是古琴、琵琶等少數樂器例外）。大多數民族樂器也不能和西塔爾之類高度發展的印度樂器相比，更沒有出現過香卡這樣大師級的音樂家。我們能夠在世界上叫得響的，是傳統的戲曲音樂和戲曲音樂本身所固有的一套中國人的音樂思維方式，它的程式、作曲法，以及不同於西方音樂的細微復雜的強韻變化，但在這個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於會泳，后來又上了“四人幫”的那條船……難道這是中國音樂的宿命嗎？（記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