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生命的最后時刻：曾對家人說"我肯定能成佛"

　　青閱讀記者聯系上《丁玲傳》的作者李向東、王增如夫婦的時候，他們正在奔赴烏蘇裡江畔的饒河農場的路途中，那是他們1968年下鄉插隊的地方。像丁玲一樣，他們也對“北大荒”懷有深情，王增如成為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書，正是緣於丁玲1981年回到曾經下放12年的北大荒“探親”，她被臨時調過去接待著名作家。她陪了丁玲、陳明夫婦半個月，去了丁玲曾經待過的普陽農場、湯原農場和寶泉嶺農場等地，之后再無聯系。她沒有想到，丁玲會指名調她回北京做秘書。1982年5月10日，王增如正式到木樨地丁玲的寓所上班。漸漸地，他們夫婦走上了丁玲研究的道路，本世紀以來，先后出版了《無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丁玲年譜長編》、《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丁玲辦〈中國〉》，直到不久前由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備受好評的《丁玲傳》。

　　離京之前的7月11日，李向東和王增如去看望陳明，他已年近百歲，臥床五年，時而清醒時而糊涂。老人目不轉睛地看著《丁玲傳》的封面和書中的照片，神情激動，眼角漸漸流出淚水。

　　丁玲已辭世近30年，沒有忘記她的不僅是親人。8月20日至22日，第二屆丁玲研究青年論壇將在寶泉嶺農場召開。李向東和王增如在赴饒河之前，參加了論壇的籌備工作。他們到達目的地后，就《丁玲傳》接受了青閱讀記者的書面採訪。

　　新材料的發現和取舍

　　《丁玲傳》於2010年年底動筆，寫了三年。為保証敘述和語言風格的統一，由李向東執筆，而對事件人物的分析，對結構的把握等等，則是夫婦倆一起商量。

　　這部傳記首先為人稱道的是大量新材料的使用，在書中，它們通常被標記為“據錄音記錄稿”、“據原信”、“據復印件”、“未刊稿”。丁玲晚年的談話錄音是珍貴的一手資料，從未公開，兩位作者把能找到的錄音都整理了，有很多新東西。比如書中使用的丁玲1980年春天的一段錄音，詳細描述了她初到陝北的狀況。還有一段丁玲1983年12月19日跟駱賓基的談話錄音，涉及她與馮雪峰的感情。另一個重要的新材料來源是友人寫給丁玲的大量書信，其中最珍貴的是馮雪峰1946年7月致丁玲的信，署筆名“誠之”。這封信是王增如發現的。2008年前后，巴金書信流入文物市場引起了陳明的警惕，他想把一大批寫給丁玲的信用粉碎機處理掉，因為他沒時間整理，也怕裡面有隱私。幸好這個念頭沒有成為現實，后來王增如夫婦幫忙整理了這批信件，它們也成為《丁玲傳》的有力支撐。

　　不過，傳記材料總是面臨取舍，這考驗著作者的功力和定力。“寫《丁玲傳》確實有一些材料沒有使用，例如書信中涉及到對第三者的意見和看法，例如寫信人對自己內心深處某種情感的訴說等等，這些東西如果寫出來，肯定會引起獵奇者的興趣，肯定很好看，但這是寫給最信任最親近的朋友看的，寫信人肯定不願公之於眾。”李向東向青閱讀記者申明了材料取舍的幾個原則，“堅持言之有據，堅持不獵奇不炒作的嚴肅態度，堅持保護書信者的隱私。”此外，“還有一些材料，我們覺得雖然比較重要，但與傳記不夠貼切，這些我們將增補到《丁玲年譜長編》的修訂版中，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已經決定出版。”

　　由於做過《丁玲年譜長編》以及多年的研究，兩位作者對涉及丁玲的史料可以說了如指掌，但他們覺得“堆材料”是不行的，必須從“記錄”走向“思索”，要理解丁玲。為此他們有目的地仔細閱讀了丁玲的全部作品，一是按照她寫作的時間順序讀，二是要弄清她寫每部作品、每篇講話時身處的時代大環境和個人心態的小環境。“這樣就有了新的理解，新的發現，讀出了更多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些看似普普通通的話，其實裡面包含了丁玲的情緒和立場。”李向東說。

　　站穩立場，平情而論

　　《丁玲傳》另一個醒目之處是它被學者們普遍贊許的“平實”。傳記作者常犯的毛病，是站在傳主的立場上看問題，或贊美，或辯護。李向東、王增如與丁玲有比較密切的關系，寫作中的“立場”必然要經受考驗。

　　對此，李向東說他們得益於清華大學解志熙教授的“指導”。他舉了一個例子，丁玲初上前線，因為是編外人員，會被忘記安排食宿，“最初我們覺得這是不尊重知識分子，但解老師說，當時部隊行軍打仗，忽然來了個作家，還是女的，又不會打仗，這不是給部隊添麻煩嗎？誰知道作家是干什麼的？我們覺得解老師的分析很有道理，站在紅軍的立場的確如此。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站在高於傳主的立場，才能更客觀地看問題。”

　　說到“平情而論”，更不易處理的是丁玲一生中的“恩怨”（典型的如她和周揚、沈從文），歷來不乏研究者由此入手理解問題，區別只是站在哪一方。李向東不否認這些恩怨裡有個人意氣用事的成分，“但如果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就把問題簡單化了，把恩怨的雙方簡單化了，也把他們看低了。我們想探究雙方當事人‘為什麼會這樣’，他們內在的心理邏輯是什麼。這就要考察他們彼時彼地的處境和心態，為此我們做了一些分析和挖掘。”確實，書中這類設身處地的分析比比皆是，其實在兩位作者看來，沒完沒了地計較恩怨沒多大意思，做研究應該有更廣闊的視角，“但是今天的讀者仍然非常熱衷於這些恩怨，所以必須給予合理的解釋。”

　　硬氣的老太太

　　王增如與丁玲有過較多的日常接觸，在她的印象中，丁玲是個“很大氣”、“很有魅力”的老太太，愛聊天，不計較，沒有金錢觀念。王增如說她一上班就被分配了兩件工作，一是處理來信，一是每月替丁玲領工資並支付家中各項開支，“她手中從來不拿錢”。王增如還記得，1985年丁玲請一位青年發明家來做客，聽說他經常省下伙食費買資料，立刻讓她給對方200元買營養品（丁玲每月工資341元）。

　　王增如從丁玲那裡聽了不少故事。陪她去馬路對面的燕京飯店理發，陪她去復興醫院，一路走一路聊。“這時候，丁玲就像一位會講故事的慈祥老奶奶，用帶點湖南味的普通話娓娓道來，我聽得津津有味。但有時她也會莫名其妙地發脾氣，有一次我忍不住問她為什麼發脾氣，她說：我文章寫不出，思路總不順！”

　　王增如見証了丁玲的80年代。復歸的丁玲起初風光無限，隨后就因“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一些文藝問題上的立場，站在了主流思潮對面。“她在80年代被說成‘左’，遭受的攻擊幾乎是所有作家中最猛烈的，連一些熟人都對她避之唯恐不及。”那時王增如很為她擔憂。《丁玲傳》裡寫了一個細節，第四次作代會在京西賓館召開，作協理事會選舉，丁玲的得票數大幅下降，有人幸災樂禍。王增如攙著丁玲往外走，心情沉重，丁玲卻非常平靜，說“眼睛不要光盯著京西賓館的紅地毯，世界大得很呢，現在這點小事算什麼，比起五七年不是好多了麼……”

　　“丁老當時一點也不害怕，也不氣憤，也不沮喪，那種大氣，那種胸懷，至今想起來我都非常嘆服。”王增如說，“久經滄海難為水啊。我從沒見她灰心喪氣過，她喜歡養的一種花就叫‘死不了’。1984年10月她籌辦《中國》雜志遇到很多困難，有人形容是‘騎虎難下’，她在武漢大學的萬人大會上講演時宣布：那我就‘騎虎不下了’！”

　　丁玲的魅力

　　1986年3月4日，丁玲病逝，王增如陪伴她到最后時刻。一個多月前的農歷除夕，丁玲對前來探病的家人說，“你們大家高興吧，我肯定能成佛。”

　　記者不能確定，與20世紀革命相始終的丁玲留下的這句話到底有何含義，但“涅槃”二字或許正可以獻給這位歷盡光榮與磨難的女性。如今，一部厚重的《丁玲傳》又把理解丁玲和20世紀的新視野放在了我們面前。

　　李向東說：“丁玲在文學與革命兩個領域，始終走在時代的前面。雖然幾起幾落，但始終不改初衷，‘飛蛾扑火，非死不止’，瞿秋白這句話真是有遠見，丁玲還沒有登上文壇，他就預見到她的一生。我們覺得這八個字是對丁玲最形象、最准確的概括。追求理想，至死不渝，這就是丁玲的魅力所在。今天的年輕人失去了對於丁玲的興趣，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對於理想的追求。所以在今天，了解丁玲，理解丁玲，討論丁玲，我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本版採寫/本報記者 尚曉嵐

　　（訪談原文將刊發於青閱讀微信：qyuedu）

　　隻有二十世紀才有這樣精彩絕倫的生命

　　受訪人：賀桂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主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思想與文化。

　　《丁玲傳》前所未有地清晰，而且寫活了丁玲

　　青閱讀：請您對《丁玲傳》略作評價。與之前其他版本的傳記相比，它有何新意？

　　賀桂梅：李向東、王增如夫婦的《丁玲傳》稱得上史料最全、最有深度。把丁玲生平許多曖昧不清的地方搞清楚了，是這部傳記最重要的一個功德，在我看來它具有迄今所有傳記包括我們的研究都沒有達到的清晰。而且它是這麼深入丁玲的內心，讀完就覺得丁玲好像站在你面前一樣。

　　新史料是這部傳記最有價值的部分。還有就是作者全面地反復地閱讀了丁玲的作品，體會很深刻。這部傳記的一個特點就是用丁玲的生平來闡釋丁玲的作品。

　　青閱讀：所謂“知人論世”，從人物生平去解釋作品不是一種很常見、很古老的研究方式嗎？

　　賀桂梅：但是“知人論世”，一個是要寫作者有閱歷，有見解，能夠讀懂。這和寫作者的能力有很大關系。李向東和王增如是很有見識的人，腦子裡的偏見和框架很少。另一個是要把人之常情帶進去，我覺得他們能夠細膩地體認丁玲和其他人的關系，這個一般的傳記作者很難做到。

　　他們是想要從丁玲自己的邏輯裡面來解釋丁玲。他們並沒有假裝說我比丁玲高，我要來評價。一個事情發生了，他們用各種材料來解釋丁玲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就是所謂“同情的理解”吧。所以丁玲自己的邏輯，她的思維方式、情感趨向能夠表現出來，這也是傳記寫活了她的一個原因。作者真的是非常理解丁玲的性格，還用一些文學性的細節把她展示出來了，所以書的可讀性也挺強的。我是因為這本傳記而重新理解丁玲。我覺得那些老人們，像李納、賀敬之說寫得“像丁玲”，應該不是一個虛的話。

　　不過，我一方面贊賞他們從人來論作品，但也覺得有些地方是受到了局限。比如書中解釋延安時期丁玲的創作，就過度地貼了丁玲的經歷。完全用丁玲的經歷是解釋不了某些作品的，那些比較虛構的、文學想象的部分，可能就涉入得不夠深。

　　丁玲意味著另外一種文學

　　青閱讀：20世紀的中國女作家，現在經常被提起、被閱讀的是張愛玲和蕭紅。您認為丁玲的作品對於普通讀者依然有閱讀價值嗎？您怎樣看待她在文學上的成就？

　　賀桂梅：如果純粹作為文學家，隻以作品而論，真的應該說丁玲是比不上蕭紅和張愛玲的，因為她好多作品其實沒有完成，而且她不斷地在變。但丁玲僅僅是個文學家嗎？我認為丁玲這個人，她所帶動的歷史大於她的文學。

　　另外，我們現在讀張愛玲、蕭紅覺得很順，這與她們的作品和時代疏離的品質是連在一起的，就是說文學純粹是一種個人式的觀察思考，它背后是一個挺中產階級的主體。但是丁玲不同。這還得分開說。她早期的《夢珂》、《莎菲女士日記》，我覺得是一種現代主義的極致，她把人的情感表達得驚世駭俗，在當時是一種非常摩登的姿態。當丁玲向左轉之后，特別是到了延安后，她在文學和實踐，或者說是關起門來寫作還是做革命工作之間做出了選擇。

　　丁玲不僅是作家，同時是革命者，后來還是共產黨高官。這使她和僅僅作為作家的蕭紅、張愛玲是有差別的。而丁玲對待文學的這個狀態其實是更“20世紀”的。20世紀知識分子一直緊密糾纏著一個問題，要文學還是要革命？要文學還是要政治？現在這個結已經解開了，你天天坐家裡寫也沒人管你，但那個時代你坐在家裡寫，內心是要不安的。所以要理解丁玲的獨特性，她是一個參與性、實踐性很強的文學家。

　　1931年的《水》是丁玲“向左轉”的標志，小說寫一場大水災，寫難民。夏志清就嘲笑說，這裡面沒有一個人物的面目是清楚的，隻聽到A怎麼說，B怎麼說。但丁玲等左翼作家不是在表現自我，而是在探索如何寫他人的生活，這個“他人”是弱者，是底層，是工農，是勞動者。

　　到了延安時期，丁玲寫得最好的，是能把她個人的情調趣味和他人的底層的生活結合起來的作品，最好的是《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還寫過《夜》，寫共產黨的男性干部，用意識流來寫他一晚上的生活，他的性意識——那時候別人絕不會寫這個。

　　丁玲一直想把她個人的很強的情調趣味，她習慣的寫法，和她要表達的工農大眾做一個銜接。總之，怎樣看待丁玲作品的閱讀價值，背后還是涉及到你怎麼理解20世紀。丁玲意味著另外一種文學，是參與性的，同時她身上又有那些現代主義的品質，有她的個性。她的作品是一種“大文學”。

　　丁玲為什麼被遺忘？

　　青閱讀：張愛玲、蕭紅現在已成“傳奇”，成了“民國奇女子”，相比而言丁玲較少被講述。在您看來，丁玲在多大程度上被大眾和知識界遺忘了？為什麼會被遺忘？

　　賀桂梅：“張愛玲熱”由來已久，90年代就開始﹔蕭紅熱起來可能是最近幾年，和電影《黃金時代》有關，不過要論作品的普及，丁玲還是比不上。

　　丁玲為什麼被遺忘？背后主要是80年代開端、到90年代發展到極致的“重寫文學史”思潮，要告別革命。這也是把左翼作家排除出去，發現左翼之外的作家的一個過程。張愛玲、蕭紅是革命外面的人，當然就被喜歡了。而丁玲的問題在於，她和革命糾纏不清，在革命裡面，又在革命外面。

　　丁玲被遺忘，其實也有一個過程。80年代一開始熱的是丁玲這樣的作家，認為她是革命體制裡的異端，重視她延安時期的作品。到80年代后期，張愛玲熱興起，告別革命退得更徹底，從找異端走到了到革命體制外面去找，找到的就是張愛玲、蕭紅等等。而張愛玲更是后冷戰時代的象征，她的熱是從港台、美國漢學界開始，是從大陸之外熱到裡面來的。等到了90年代，在大眾社會裡就把丁玲和革命一塊扔掉了。那麼丁玲的被遺忘，就是一種社會心態，一種時代情感或者說價值認同的象征吧。

　　不過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丁玲還是比較受關注的，不是最熱的，但一直持續著，即便被冷落，還是有人在研究。因為就算你討厭革命，她身上女性的層面還是可以帶進很多批判性的東西。在文學史的評價上，丁玲通常被定位於革命體制內部的異類，而不怎麼重視她和革命共生的、統一的關系。

　　青閱讀：其實要說人生的傳奇性，丁玲比起張愛玲、蕭紅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大眾文化裡面，丁玲並沒有獲得她們那樣的影響力。

　　賀桂梅：張愛玲熱，《黃金時代》熱，背后其實是民國熱。不僅是大眾文化，也包括學術界，涉及歷史、意識形態等等。張愛玲和蕭紅是民國時尚文化的象征。人們關心張愛玲日常生活的情調和趣味，一些很中產階級的東西。人們關心蕭紅，一方面是她作為革命之外的“純文學”作家的象征，另一方面是關心她的男女糾葛。

　　其實丁玲在民國時期的名聲絲毫不下於她們倆，甚至更火。1934年，最流行的時尚雜志《良友》選出“十大標准女性”，丁玲因她的“文學天才”而排在第一位。但復雜的地方是，丁玲不僅在民國風光，她在延安也風光，五十年代也風光過，之后她成了右派、反黨分子，然后新時期她又回來了，成了“老左派”。

　　丁玲的身份是多重的，特別是她的后半生，跟共產黨中國緊密地糾纏在一起。而且，她不僅是作為受害者——要是像沈從文那樣就比較好描述，而丁玲是作為共產黨的高級干部，深深地參與到國家建構的過程中。總之，丁玲太復雜，不是一張面孔可以說清楚的。你要是夸她民國范兒，那你怎麼說那個健碩的新中國的高級官員呢？怎麼說那個80年代的“老左派”呢？

　　丁玲的女性立場是最徹底的

　　青閱讀：於是網絡上最常見的，就變成了丁玲的婚戀故事，對她和領導人關系的猜測等等。請您談談作為女性的丁玲。她顯然有鮮明的女性立場。

　　賀桂梅：丁玲在文學創作上最大的突破，或者說她不同於張愛玲、蕭紅的地方，就是她的女性立場。她毫不隱晦，不管她愛什麼人，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都是一樣的愛。在所有的現代作家裡，丁玲寫女性之間細膩敏感而又微妙復雜的關系，是寫得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大膽的——但我覺得不能簡單地說是同性戀。她在性別立場上的徹底，蕭紅和張愛玲都達不到。

　　青閱讀：丁玲很強勢、很女權嗎？

　　賀桂梅：丁玲的女性立場，不是西方式的女性主義，也不是官方的婦女解放。到底是什麼呢？我隻能說是丁玲特色的女性主體。丁玲的性別立場有很強烈的主體性，她從來不把自己放在一個弱勢的位置。我們總是替蕭紅惋惜，她身上的悲觀氣質和女性弱者的宿命意識是深入骨髓的。但這樣的東西在丁玲身上一點都沒有，她非常的健朗，是一個明朗干淨的主體。她沒有弱女子的意識和矯情。

　　塑造丁玲基本的性別態度的，是無政府主義。她很早就接觸到共產主義，但直到1932年才入黨。當時中國知識青年中很重要的思潮是無政府主義，宣揚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沒有什麼男女差別，要打破家庭，打破政黨，打破國家，自己來承擔自己的生活。無政府主義的婚姻觀、性別觀很內在地塑造了丁玲。她是一個絕對獨立的個人，不要依附任何東西。丁玲和胡也頻同居之初，沒有性生活，那就是無政府主義青年的生活方式。

　　丁玲后來也有婚姻家庭，但是她絕沒有回到男強女弱、男尊女卑的婚姻關系裡，她在家庭裡絕對是主導者。她沒有弱女子的姿態，這和無政府主義有關，你也可以叫它五四的氣質。丁玲代表著五四時期最最激進的姿態，貫徹到她的性格，她對婚姻的態度，她主宰自己的生活。

　　丁玲是“革命信念的化身”

　　青閱讀：您在為《丁玲傳》寫的書評裡提到1979年發表的《杜晚香》，丁玲寫了一個模范共產黨員，這在那個“傷痕文學”風行的年代十分特別。您認為丁玲通過《杜晚香》超越了“受難史”的邏輯，最終完成了一個革命者的形象，她是“革命信念的化身”。但是，丁玲對革命的忠誠是否也使她缺乏對歷史的反思能力？

　　賀桂梅：如果我們僅僅從生命哲學的層面來解釋，很多年輕時極端激進的人，到了中年或晚年，會回到某種“新古典”。那時更需要的是實踐，是承受生活的壓力，是通過承受壓力來完成自己。杜晚香能用行動來改變周圍的世界，而莎菲就是糾纏在頹廢的心理狀態中。丁玲從早年的“莎菲”走到晚年的“杜晚香”，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一個完成。

　　我很重視《杜晚香》，原來普遍認為它是一個宣傳作品，但我覺得不是。小說裡有意識地寫到，杜晚香做報告，不肯用別人給她草擬的稿子，她要說自己的話。這個情節是有象征性的，丁玲是要說，我不是體制的傳聲筒，我是用我的方式來表達我的生命。當然這隻有在今天拉開距離后才看得清。

　　我覺得革命對於丁玲真的是一種信念式的東西。她不是投機主義者，也不完全是現實主義者，不會說革命出了很多問題，就拋棄革命。這屬於丁玲的個人品質。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丁玲在革命體制裡的位置。她是一個高級官員，親身參與政權的建構，所以她觀察問題的視野、方法和角度其實和一般的“受害者”不太一樣。

　　革命作為信念，最重要的是它最終形成了一批人，就是丁玲那一代革命者。他們相信人的力量，相信可以創造一個新世界。他們對弱勢，對底層，對工農有一種天然的同情心，而且他們有實踐能力。我認為丁玲達到了這樣的“信念化身”的境界，但是她缺少理論的反思能力，她畢竟是個作家。此外，丁玲80年代寫的東西，也需要重新去解讀，我們對她后期的東西研究得不夠，過分地輕視。

　　青閱讀： 80年代的丁玲，除了“不合時宜”的作品，還是一個“老左派”，與時代思潮不合，很多人都不喜歡她。這該怎麼理解呢？

　　賀桂梅：關鍵是，為什麼丁玲在80年代變成了一個“老左派”？今天談這個問題，不是為了分辨當時到底是左派好還是右派好，而是到底怎麼看七八十年代中國的轉型——從革命轉向改革。對此目前還沒有形成普遍的社會共識，但是在學界會越來越明確，就是80年代的變革，斷裂性太強。

　　我想丁玲的意義就在於，她強調在革命體制連續性的基礎上來講變。丁玲並不是不變的，不要看名號，要看她到底在做什麼。她辦《中國》雜志，有意思的是，她所希望的體制的連續性，體現在對作家群的組織上。丁玲重視老作家、她的同齡人，還有50年代培養出來的作家。她希望以毛澤東時代培養的作家為中堅，上下來帶老作家和青年作家。《中國》也發表遇羅錦、北島、顧城、舒婷等人的作品，丁玲一點都不拒絕現代派，她是想保持革命話語一定的連續性。但是80年代整個的心態就是一切都要打破。

　　青閱讀：您認為今天來討論丁玲有什麼意義？

　　賀桂梅：第一是丁玲自身的豐富性。她非常的博大、強韌，又那麼敏感和細膩，她是性情中人，又干練，能做事，懂人情世故，但又一點不世故。隻有20世紀才有這樣精彩絕倫的生命，所以我稱之為“生命哲學”。第二是深入丁玲，可以矯正我們對中國革命漫畫式的、黑白分明、二元對立的簡單理解。第三個意義在於，可以用丁玲作為媒介，去理解20世紀的中國歷史。在20世紀作家裡，丁玲是唯一和革命相始終的人。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80年代，貫穿始終，而且她一直處在革命的中心，是每個時期重要事件的弄潮兒，她最能夠代表革命的20世紀歷史的特質。如今，應該可以客觀公正、心平氣和地來看待20世紀的中國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以及知識分子在這個歷史裡面復雜的體驗。

　　採寫/本報記者 尚曉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