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翰笙的抗戰題材電影：生動塑造八百壯士英雄群像

陽翰笙（左）與周恩來

陽翰笙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是新中國電影事業的締造者之一，同時也是新中國成立前后我國文藝界的卓越領導人。在長期、艱苦的革命戰爭和國家建設歷程中，他為革命的勝利和黨的文化事業付出了畢生心血和才華，做出了重大貢獻，贏得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尊敬和愛戴。

具有革命家和藝術家雙重身份的陽翰笙，從20世紀20年代起就投身中國的革命運動和進步文藝活動。他先后參與了“創造社”的活動和“左聯”的創建，為我國進步文藝事業付出巨大努力。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參與組織了后來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中華劇藝社”和“上海聯華影藝社”，領導了《前夜》、《李秀成之死》等著名戲劇的創作和《八千裡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等重量級影片的拍攝。新中國成立后，他在文藝界長期擔任領導工作，為我國的文化事業發展殫精竭慮，嘔心瀝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陽翰笙安排夏衍等黨的文藝工作者以編劇身份進入商業電影公司，協助田漢等左翼文化團體負責人抽調了戲劇、音樂、美術等許多其他領域的文藝人才進入電影界，以支援電影戰線從事反帝愛國宣傳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工作。與此同時，陽翰笙也開始了自己的電影創作。短短的幾年間，他先后完成了《鐵板紅淚錄》、《中國海的怒潮》、《逃亡》等10個電影劇本。作為親身經歷過大革命風雲的文藝工作者，陽翰笙迫切希望通過這些作品，向廣大民眾傳達一種奮起反抗的斗爭精神。

抗戰爆發后，上海、南京相繼失陷，國民政府西遷重慶，武漢則成了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怎樣盡快把來自全國各地的文藝界愛國人士以及眾多群眾文藝團體組織起來，為抗戰服務，這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工程。如果說周恩來是代表黨中央擔任了這項工程的總設計師，那麼陽翰笙則是這項工程的主要執行者。

1938年初，陽翰笙參與創建的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成立了，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政府中唯一爭取到的合法權利機構。郭沫若擔任政治部三廳的政治部主任，陽翰笙擔任主任秘書，全面負責具體工作。為了盡快拍攝出宣傳抗戰的電影，他不僅組織了大量進步電影工作者進入了第三廳下屬的中國電影制片廠工作，還親自出任編導委員會主任，投身到抗戰電影的創作中去。

1938年7月，陽翰笙編劇的影片《八百壯士》在武漢公映。該片取材於“八一三”上海抗戰的真實故事，講述了上海淪陷后，中國近800名愛國官兵堅守四行倉庫陣地，誓不投降，抵抗到底，彈盡糧絕后，受到上海市民的積極響應與支援。在影片中，陽翰笙不僅生動塑造了八百壯士的英雄群像，而且著力表現了上海各界人民積極支援抗戰的動人場面，突出了全民抗戰的主題，極大地鼓舞了抗日的軍心和民心。

同樣，由陽翰笙編劇的影片《青年中國》講述一支抗日宣傳隊深入偏僻山區開展抗日宣傳的故事，展示了宣傳隊與人民群眾親密關系的形成過程，表達了“隻有軍民團結合作才能抗擊日寇”的主題。影片中的歌曲《青年中國》、《秋收》、《游擊隊員之歌》都很有宣傳鼓動的效果，其中，《游擊隊員之歌》尤為流行，傳唱至今。

如果說《八百壯士》和《青年中國》強調的是軍民團結對於抗日的重要性，那麼《塞上風雲》則從民族團結的角度對這一主題進行了拓展。由陽翰笙編劇的《塞上風雲》是抗戰時期第一部表現各民族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電影。影片將雄偉的成吉思汗陵、遼闊的草原牧場、寂寥的沙漠駝隊和蒙古族姑娘的美妙歌聲等塞上風光同日本特務的挑撥離間、蒙古族王爺的助紂為虐以及因為愛情糾葛引起的民族矛盾各種元素有條不紊地展現出來，把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聯系起來，把個人情感同民族團結的主題融合在一起，呈現出一種宏大的史詩格調，這在當時的抗戰影片中是極其少見的。

影片《日本間諜》是陽翰笙根據意大利范博思所著《神明的子孫在中國》中的材料創作的。影片採用在當時十分罕見的第一人稱視角，表現出強烈的紀實色彩。影片刻畫了主人公的內心矛盾和外在沖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和稱霸世界的野心，揭發了日本特務機關和憲兵隊敲詐勒索、燒殺搶掠的無恥行徑，描寫了東北同胞的痛苦生活與義勇軍的英勇斗爭。

從宣傳全民抗戰的《八百壯士》，到倡導軍民團結的《青年中國》，從展現民族團結一致抗敵的《塞上風雲》，到揭露日本特務法西斯罪行的《日本間諜》，陽翰笙創作的電影作品緊緊把握時代脈搏，同情受苦受難的人民，充滿了向反動、落后、腐朽勢力戰斗到底的激昂精神，展現了當時中國革命和社會生活的鮮活畫面，鼓舞了中國各民族軍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和勇氣，表達了一位革命文藝工作者的赤子情懷。

（靳凱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