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推新作《神聖家族》：鄉土書寫裡的溫情與陷阱

梁鴻 新一代鄉土文化研究者，現任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曾出版非虛構紀實文學作品 《中國在梁庄》《出梁庄記》，前者獲2010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學獎非虛構作品獎、《亞洲周刊》2010年度非虛構十大好書等多項榮譽。

猶如湘西之於沈從文、高密之於莫言，“吳鎮”之於梁鴻，也正在成為烙刻著作家個人氣息和精神脈象的文學地圖。
　　繼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梁庄》《出梁庄記》后，作家梁鴻以一種虛構與非虛構相結合的全新文體，推出新作《神聖家族》。
　　12個故事，濃縮“吳鎮人”的命運：相對獨立又有著內在聯系，以實在的煙火氣息和豐盈的詩性話語，講述身處城鄉劇烈變化下，“吳鎮”這個尷尬立於城與鄉之間的“縣域”，在公共管理、社會結構、文化承繼上的嬗變。

　　■ 本報首席記者　顧學文

　　寫作

　　人物從背景裡走出
　　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讀書周刊：2013年您在一次訪談中隱約提到，《中國在梁庄》《出梁庄記》之后，您想暫停非虛構類的寫作，可能會轉向文學創作。今天看來，這個轉向便是眼前這本《神聖家族》了。是不是那時您就已經開始構思了？
　　梁鴻：動筆沒那麼早，但小說中的人物其實一早就在我腦子裡了，那些場景也是極熟悉的。比如小時候跟著大人去趕集，看集市上來來去去的人﹔還有我的親人們，他們的故事就保存在我的“數據庫”裡。有時候，我也會在手機裡、電腦上寫下一些片段，是對某個人物瞬間產生的想法，就像畫畫的人先打素描底稿一樣。
　　真正拿起筆寫是在2014年的三四月份，當時我處在休息狀態，讓自己“排空”。有一次回河南老家，我一年總要回去五六次，突然感覺那些人物從背景裡走出來了，走到了我的面前，走到了舞台的中央，我有了想寫的沖動。
　　碰巧那時金宇澄老師也“攛掇”我寫專欄，我便答應了。所以，《神聖家族》最初是以專欄形式發表在《上海文學》上的。
　　讀書周刊：但您之前是很不願意寫專欄的。
　　梁鴻：一直以來，我覺得自己難以用專欄的方式寫作，因為一本書，隻有當你把它完成后，才知道最終呈現的是怎樣的邏輯和結構。我想保持作品的完整性、貫穿性，不想寫完一章再去建構另一個話題。
　　但寫《神聖家族》時有些不同，故事在我腦中“瘋長”，所以雖然我寫的是專欄，但我沒當成專欄寫，還是一氣呵成的。
　　讀書周刊：《神聖家族》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寫的批判青年黑格爾派主觀唯心主義和論述歷史唯物主義的著作，將其作為書名，有什麼特別的含義？
　　梁鴻：想過很多名字，“神聖家族”是一個朋友建議的，他的意思是，小說描寫的是普通人，但普通人也可以、也應該是神聖的。我採用了這個名字，還在書的扉頁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神聖家族》中的一句話：“他為自己建立起一個神聖家族，正像孤獨的上帝渴望在神聖家族裡消除他同整個社會相隔絕這種苦悶一樣。”
　　但總的來說，這就是一個書名，僅此而已，不要過度解讀。

　　情感

　　隻有帶著情感的進入
　　才能書寫出真切的痛

　　讀書周刊：您曾說過，當初在寫作《出梁庄記》時非常謹慎，試圖避免《中國在梁庄》那樣的情感泛濫，但事實上，《出梁庄記》還是“有情可源”。而我讀《神聖家族》，感覺到了一種凌厲。
　　梁鴻：梁庄不是李庄、周庄，不是一個普通的社會意義的村庄，而是私人史的梁庄、個人史的梁庄，看到那裡的樹、那裡的人，我會馬上想到自己的童年。《出梁庄記》　雖然不再以梁庄為背景，但所涉“梁庄人”都是我的親人、鄉人。我可以稍微推遠一點、冷靜一點，但不可能屏蔽情感。
　　而“吳鎮”是一個虛構的存在，雖然我對縣鎮的環境做了很多考察，雖然“吳鎮人”在生活中都有原型，但畢竟“吳鎮”不是我的家鄉，因而我可以推得更遠一些，讓自己站到了觀察者的位置。
　　但即便如此，我在《神聖家族》中關注的是更個體的命運，而關注是不可能不帶有情感的，更何況，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最初的沖動特別重要，沖動就是情感。
　　讀書周刊：也就是說，凌厲的背后是更深刻的關切：除了沖動，還有那種堅持的感知和探求。
　　梁鴻：是的。如果我們只是把現代化過程中被裹挾的鄉村和鄉村人看作一個符號的存在，而不是鮮活的一個人的存在，那我們就好像隔著玻璃觀看，最多感嘆一番，甚至流兩滴眼淚，然后就走了，玻璃后面發生了什麼，跟你是沒有關系的。隻有帶著情感的進入，你才能書寫出他們真切的痛、真切的樂、真切的悲，寫出最個體、最細微的感受。
　　讀書周刊：唯如此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
　　梁鴻：對我來說，這種理解是非常重要的，這種理解的前提也是非常重要的。書中呈現的細節可能就寥寥數十、數百、數千字，但背后是巨大的耐心和巨大的傾聽，以及巨大的梳理和辨別。
　　不理解會讓我們概念化它、符號化它。中國生活的分裂是非常大的，在城市裡，我們也常常對面不相識，對鄉村與城鎮，我們更不了解了。但其實更多時候是不願了解罷了。

　　意義

　　希望是一種探索
　　而不是一個請命

　　讀書周刊：現代背景中的故鄉書寫，是“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焦點之一，而每逢春節，農村也總是成為話題，“返鄉體”火爆，很多人發出諸如“回不去的故鄉”、“無處寄放的鄉愁”之類的慨嘆。
　　梁鴻：我把這種現象比作出疹子，一年發作一次，是毫無意義的。雖然關注總比不關注好，但那種不是平常心的關注，那種不負責任的關注，損害了真正關注農村的人的情感。
　　這些年，對於鄉土中國這個話題，我特別謹慎，雖然我可能是關注鄉土中國的始作俑者之一，但當下這種異化的關注，已經不是我的關注了。既然你關注鄉村，最起碼，你的材料、方法和態度要有基本的准確。
　　讀書周刊：一些人用文學需要虛構為自己的編造找尋借口。
　　梁鴻：文學裡的鄉土到底意味著什麼？到底有什麼樣的象征性？這是文學界一直在探討的問題。
　　我們要注意，這裡說的鄉土是多層面的鄉土，文學也是多層面的文學，有它的虛構性、塑造性，作家寫鄉土並不完全局限在反映現實上，現實只是其中的一個層面。比如，我的鄉土是一種鄉土，有些則是完全虛構的鄉土，那種狂歡的、荒誕的鄉土，像莫言、閻連科筆下那樣的。文學是多通道的，都可以存在。
　　但反過來說，今天的鄉土文學，如果完全是虛構意義上的，那它也是缺失的。缺失的原因就在於，既然我們每個人都是中國生活經驗的一部分，而如果你沒有把你的經驗最大程度地書寫出來，沒有把經驗背后的邏輯最大程度地書寫出來，那麼，你作為文學家的任務就沒有完成。
　　但怎麼說，虛構和編造都是兩碼事。
　　讀書周刊：或是一味暴露農村的愚昧、丑陋，帶著獵奇的惡趣味，甚至不惜胡編亂造﹔或是臆想田園烏托邦，把農村的原始、落后當成供自己欣賞的明信片，這是當下存在的兩種極端的書寫。
　　梁鴻：這兩個都是陷阱，鄉土書寫面臨著非常多的陷阱，因為它有很大的現實需求，你一不小心就會被裹挾其中。
　　從來沒有田園烏托邦式的村庄，盡管它作為一種理想是可以存在的。但很多人明明是以現實之名在書寫，卻非要“採菊東籬下”，我覺得這是虛假。
　　還有一個特別大的誤區，那就是把鄉土書寫變成對現實的攻擊。《中國在梁庄》《出梁庄記》都曾面臨這樣的陷阱，當然，也可能是我寫作本身的問題，我相信《神聖家族》也會面臨類似的陷阱。為什麼我要反復強調它是文學的呢？就是不希望人們通過小說來揣度什麼，我只是把事物的復雜性寫出來，但人們往往選擇忽略這一點，這就是時代給你的涂抹，很正常。只是自己要保持寫作的初心，不被忽悠，不被誘惑。
　　讀書周刊：那麼，您書寫的出發點，或說是終極目的是什麼呢？
　　梁鴻：我們要對自我進行反省。這個自我，既包含歷史的自我，也包含現在的自我。不管是像“梁庄”這樣的農村人，還是像“吳鎮”這樣的身在“縣域”裡的人，他們的生活並不是跟我們沒有關系的，他們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一部分，作為你的另一面，存在於他們和我們的共同體中。
　　書寫是要喚醒每個人的共在感，這種共在感可能是我們特別缺乏的。我希望《神聖家族》就是一個文本，不是一個請命，而是一種探索、一種呈現、一種挖掘。如果人們一定要把它看成直接的控訴，那我真覺得還不如不寫。
　　讀書周刊：三年前您說，想在學術上重點考察自晚清以來，即自現代性以來，鄉土中國這個概念的內涵是怎樣發生流變的，為什麼發生這樣的流變，為什麼到了今天，鄉土中國成了前現代的、落后的、封建的、愚昧的、必須把它割掉才能走向現代化的存在，也即城鄉之間為什麼、什麼時候變得對立了。三年過去了，研究有成果嗎？
　　梁鴻：沒有成果，但我不著急，這是一個長線的觀察，而且，社會也在不斷變化中，我需要生活和學術上的雙重積澱。
　　我可能會拿我的一輩子去做這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