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電影《一個溫州的女人》一樣，張翎也是個來自溫州的女人，她讀書時是復旦大學出了名的才女，1986年留學加拿大，現定居多倫多。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寫作，41歲發表第一部小說。30年海外經歷時常讓她有種“失去了根”的感覺。張翎說，“生活在海外對我來說，毀壞的能力比帶給我正面的東西多，無論我回來多少次，永遠也很難混個臉熟，因為我不在圈子裡。”
3月13日，女作家張翎長篇小說《流年無語》和中篇小說集《每個人站起來的方式千姿百態》由十月文藝出版社和長江文藝出版社同時出版。昨日張翎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她的新作《死著》電影版權給與馮小剛，這是她的《余震》被馮小剛導演成功改編成《唐山大地震》后，兩人的二度合作。
正是因為《唐山大地震》的上映，讓旅居海外的女作家張翎進入大眾視野。之后，張翎的小說《空巢》被改編的電影《一個溫州的女人》，並獲得金雞百花電影節新片表彰獎和英國萬像國際電影節最佳中小成本影片獎。“在電影之前和之后的變化是，我現在的小說想要發表不難了，也時常會有幾家出版商同時對我表示願意出版我的作品”。張翎說。
張翎在《唐山大地震》與導演馮小剛的磨合中有不少分歧，原著《余震》中女主角並沒有原諒母親並與母親相認，然而馮小剛將其改編成了大團圓的結尾。“這個故事要放在歐洲電影院裡，結局可以是母女永不見面，在中國電影裡邊她們隻能相見。”張翎說，“（馮）小剛看了說，你非得不讓他們母女見面嗎，姐姐，13億中國人民堅決不干。”
張翎用兩種不同的感覺來形容小說和電影：電影是偏紅偏暖的，小說是偏陰偏冷的，她用了一個中國古代顏色的名詞“石青”作比喻。馮小剛口中這位“細膩深情，筆挽千金，有讓每一個中國人血脈賁張的力量”的女作家認為，自己有責任去寫出這些苦難，不管《唐山大地震》是冷是暖，是青是紅，“核心東西是一樣的，就是災難把人性逼到絕境后，帶出來的是什麼”。
不過對於電影改編，張翎也看得比之前開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我寫完小說最后一個字的時候，就已經完全切割了，這是我養大的女兒，嫁了，接下來就是婆家的事了。”張翎說，小說是她唯一有自信做好的，“除此之外我是非常無能的，電影是另外一個行當，我不懂”。張翎對導演是挑剔的，要求一定得“有一定層次”，盡管有分歧，她還是欣賞馮小剛的，所以再合作她就打定主意不干涉，放心交給他去改編，“他問我我就說幾句，不問我就不說了”。
張翎的《余震》被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是“至今寫地震寫得最好的小說”。此次寫作《死著》，張翎把生死瞬間的人性糾葛書寫得更加錯綜復雜，幾乎把每個人的人性都逼到死角。《死著》在納入作品集前，在《北京文學》雜志刊發，作品尚未出版，影視版權就已授權著名導演馮小剛。
2015年完成的新作《死著》從一個在病房裡奄奄一息的人路思銓寫起，將其周邊的人串連起一張龐大的敘事網絡，講述了由一場車禍引起的茶葉公司、交通大隊、醫院等多方力量博弈。《死著》的社會背景更為復雜，主人公的死牽涉多種社會角色，關系到情人身份是否曝光，關系到交警的任務指標，關系到醫生的診療報告，關系到公司副手的進退去留。
（陳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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