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議叢書的加值與整理:開專門研究之便利

　　《百部叢書增編》

　　王雲五

　　《萬有文庫》

　　【編者按】

　　輯補前人之遺失、補齊前人之未備、刪除叢書之重復的《百部叢書增編》，日前由海豚出版社出版發行。《百部叢書增編》在《叢書集成初編》原有體例的基礎上，繼踵其編輯精神，以清代輯印叢書以及1949年以前的著作為主，間收小部分明代叢書，總計176部。除按《叢書集成初編》原有編輯體例，收入普通叢書（61部）、專科叢書（40部）、地方叢書（14部）以外，增收“氏族與獨撰類叢書”61部，以補《叢書集成初編》和《叢書集成續編》之不足。《百部叢書增編》淘汰其中重復以及《初編》《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已收錄者，實存6000余種圖書，總數約20000余卷。據了解，叢書以叢書原典影印方式，以顯示叢書原貌﹔打破傳統古籍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按照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排序，將所有圖書分為總類、哲學、宗教、社會科學、語文學、自然科學等十大類，方便各門學科研究者使用。

　　在主持編輯完《百部叢書增編》之后，吳興文有感寫下《開專門研究之便利》一文。

　　有關叢書之實，雖始於南宋俞鼎孫、俞經合編《儒學警悟》，左圭編《百川學海》，卻均未標明叢書之名。至於名實兼備，實起於明代程榮《漢魏叢書》。而最早的編輯何鏜，字振卿，號賓岩，處州衛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官至江西提學簽事。后經屠隆、程榮、何允中輯，至乾隆年間王謨刻版時，先后凡三刻，首程榮本，次何允中，又次王謨所輯刻本。

　　從商業出版角度而言，我國叢書出版在明代中晚期已列世界前茅。嘉靖元年北京金台書林汪瓊刻唐李善注《文選》，后刊書目廣告曰：“金台書鋪汪瓊，見居正陽門西第一巡警更鋪對門，今將所刻古書目錄列於左，及家藏今古書籍，不能悉載，願市者覽焉。”可見，當時已知道商業廣告，並附上圖書目錄，結合起來有如出版社的“書系”，只是尚未定位，賦予叢書之名。《漢魏叢書》與今日的“漢譯世界名著”“新知文庫”“海豚書館”等，雖取名有異，而它們的編輯旨趣其實相近，必須顧及讀者需要，根據市場定位，每個出版社不隻一套叢書。

　　至於學術價值部分，張舜徽在《中國文獻學》一書中，總結前人整理文獻的豐碩成果有六：修通史、纂方志、繪地圖、制圖表、編字典、輯叢書，可見叢書是一種實用的工具書。他曾如此論述“輯叢書”的意義：“由於各種書籍日益繁多，研究專門學問的人，不容易找到材料，於是在學術界很需要有聚集同類書籍，合編為書，便於誦習的本子，這便是叢書的起源。”

　　特別是民國時期，印刷技術的日益進步，為叢書的出版提供技術保障，尤其是西方的石版影印技術，提高勞動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使圖書出版周期縮短，圖書價格低廉，而且可以印制彩色圖片，從而為叢書出版創造良好的條件。

　　一般而言，叢書的價格往往低於單行本的價格，物美價廉。隨著教育普及，讀者群迅速擴大，閱讀能力大為提高，各項學科研究也日漸展開，讀者迫切想了解古今中外各種知識、各種思潮和研究成果，需要大量有系統的叢書滿足他們的求知欲望。正如魯迅說：“（叢書）的好處是把一種學問的書匯集在一處，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尋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單本小種的著作在裡面，使它不易於滅亡。”（《且介亭雜文二集·書的還魂和趕造》）由此可見，叢書不僅符合讀者的需求，也提供編輯出版的方針。

　　王雲五於民國十年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時，面臨文化市場的強勢競爭，除了革新印刷技術、出版通俗讀物、翻譯西學叢書、引進現代化管理方式外，還認知伴隨新文化運動而來的圖書館運動。他將涵芬樓更名為東方圖書館，公開所有藏書，並出版各種叢書，以因應新式圖書館紛紛興起的需要。

　　民國十八年四月，王雲五創刊《萬有文庫》，動機是以低廉的價格讓各地公私團體或大小圖書館有能力收藏一套基本叢書，以嘉惠失學的民眾，或作為開辦鄉村圖書館或私人圖書館的開始。他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以來，已經選譯許多世界名著，編印各類小叢書三四百種。在此基礎上，加入《國學基本叢書》，初步擬編印1000種圖書，匯編為《萬有文庫》第一集，以后繼續編印，以出齊10000種為目標。這些圖書均注明“中外圖書統一分類”編碼，讓缺乏人手的小圖書館也可以輕鬆歸類上架，為讀者提供借閱方便。

　　民國二十四年，王雲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並兼任編審部部長，基於介紹新知與流傳古籍的目的，印行《叢書集成初編》，此事記載於《叢書集成初編目錄·英文介紹》：“余近年先后編印《萬有文庫》初二集，於《國學基本叢書》之取材印刷，考慮在三，一以購讀者精力與金錢之經濟為主要條件。文庫二集計劃甫就，張菊生先生勉余以同一意旨，進而整理此無數量之叢書﹔並出示其未竟之功以為楷式。余受而讀之，退而思之，確認是舉為必要。半載以還，搜求探討，朝斯夕斯，選定叢書百部，去取之際，以實用與罕見二者為標准，而以各類具備為范圍。”由此可知，他的選擇標准旨在普及知識，以實用為主，罕見為輔，刪除叢書與叢書之間重復的部分。《百部叢書增編》繼踵其精神，等它發行成功之后，予以點校分冊出版，讓個人能夠購買。

　　在罕見方面，以《叢書集成初編》所收《佚存叢書》為例。它是日本天瀑山人輯，本名林衡，又稱林述齋。卷首自序：“歐陽永叔日本刀歌雲：‘徐福行時經未焚，佚書百篇今尚存。’然所謂百篇之書，我無有之，則不知其何據，豈意度言之耶？……余嘗讀唐宋已還之書，乃識載籍之佚於彼者，不為鮮也。因念其獨存於我者，而我或致遂佚，則天地間無復其書矣，不已可惜乎！於是匯為一書，姑假諸歐詩，名曰《佚存叢書》。”它成書於江戶時代中期，相當於乾隆中期以后，至嘉慶之世。德川幕府以儒學治國，歷經百年的生聚教養，儒風達到鼎盛。傳入我國以后，阮元奏進四庫未失收書，所採者有《五行大義》《樂書別錄》《兩京新記》等十種。除《叢書集成初編》所收外，《百部叢書增編》補入晉李瀚《古本蒙求》三卷、唐李嶠《雜詠》一卷兩種。

　　但是具有學術價值，而且罕見的叢書，仍舊有不少可以出版。以羅振玉為例，他在殷墟甲骨文的整理、金石刻辭的整理、熹平石經和漢晉木簡的整理、敦煌石室佚書和西陲石刻的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的保存和整理五個方面，校刻書600余種，並輯印17種叢書。羅振玉當時出版數量較少，至今重版不到三分之一。我以為，任重而道遠。

　　（吳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