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學生們在中國學醫。
新華社記者 王昊飛攝

漢學家拍攝寧波慈城孔廟的孔子像。
新華社記者 金良快攝

5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時指出,要“支持和鼓勵建立海外中國學術研究中心”,“推動海外中國學研究”。
5月22日,世界中國學論壇東亞分論壇在韓國高麗大學拉開帷幕。來自中國、韓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蒙古國等國家和地區的50多名專家學者以“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為主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什麼是中國學?它的研究領域有哪些?近年來中國學取得了什麼樣的成果?海外中國學學者與中國之間有著怎樣的互動和聯系?針對這些問題,記者進行了相關採訪與資料整理。
從傳統學術走向現當代研究
1814年12月11日,法國巴黎。這一天,法蘭西學院正式開設漢學課程並設置漢學教授席位,雷慕莎成為法國第一位漢學教授。這便是中國學成為一門學科的正式起源,距今已有200年歷史。而此前,研究中國的只是如馬可·波羅這樣的冒險家和利瑪竇等傳教士。
早期的中國學也稱做漢學,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張西平看來,這一英文為“Sinology”的表述強調的是西方對中國歷史、語言、文學、文化的研究。可以說,漢學研究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
比如語言,雷慕莎在法蘭西學院最初開設的就是有關中國的語言講座,而他本人熟悉漢語和滿語,擅長考據和翻譯,並歸納總結出了一套適合法國人的教學語法﹔比如文學,雷慕莎的弟子儒蓮不僅翻譯有蒙學教材《三字經》《千字文》,還有《趙氏孤兒》《平山冷燕》《玉嬌梨》等戲曲作品。
此外,在哲學領域,俄羅斯漢學家季塔連科的代表著作是《古代哲學家墨翟及其學派與學說》以及《墨翟及其學派對中國哲學和社會政治思想的影響》﹔在歷史領域,費正清等主編的《劍橋中國史》對中國數千年歷史進行了細致研究,書內包含大量一手史料及圖表、數據﹔在宗教領域,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酷愛禪宗文化,曾翻譯《寒山詩集》《石屋山居詩集》和《菩提達摩禪法》等作品,並在中國尋找隱士,最終寫成《空谷幽蘭》。
據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生前回憶,早期的漢學家能閱讀中文,但往往不能說漢語。二戰結束后,年輕的漢學家成群結隊來到中國,從此,歐洲漢學家不會講漢語的情況成為歷史。
而在當下,“Sinology”一詞正逐漸被“Chinese studies”所代替,中國學的研究領域超出了傳統漢學中的文史哲部分,開始將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納入進來。“一帶一路”“十三五”“新常態”,這些政治熱詞都成為海外學者進行中國學研究的切入點。
“從‘漢學’到‘中國學’,其轉變關鍵,可謂有跡可循,也反映中國研究范式的轉變。”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李焯然表示,海外對中國的研究,從傳統的文史哲,到走出傳統,延伸到現當代的研究,並以社會科學及多元學科的研究方法去探討中國課題,反映中國研究的新趨勢,凸顯了人文學科面對時代變遷的挑戰而邁向更多元的發展。
研究成果不斷涌現
2016年5月18日,《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新書發布會在北京舉行。而作者則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前署長羅思義。面對世界經濟這盤大棋,羅思義跳出中國人的習慣性思維,以外國人視角分析中國經濟成就達成的各項因素,多角度對比分析中國經濟與世界其他經濟發展強國特別是美國的發展指數,解析中美經濟之興衰成敗,全方位展示出中國經濟在地緣政治競爭加劇時代的未來走向。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表示,在當今研究中國的文章和書籍中,此書是少有的用詳實的中美大數據對比,透視中國經濟變革的規律與趨勢,擁有獨特的學術和社會價值。前瑞士蘇黎世州銀行北京首席代表劉志勤在讀完此書后則感嘆“羅思義先生或許比許多中國人自己更了解中國”。
這只是當下中國學學者研究產生的成果之一。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及國際影響力的增強,與中國有關的話題正受到世界的廣泛關注。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為什麼中國會取得這樣驚人的進步?未來中國將如何影響世界?這些問題越來越引起國際社會的興趣,同時也成為中國學學者們研究的重要話題。
例如2011年,美國資深外交家基辛格博士出版《論中國》,分析和梳理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交傳統,從圍棋文化與孫子兵法中探尋中國人的戰略思維模式,重新解讀中國的過去和未來﹔2013年,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義發布新書《鄧小平時代》,該書在完整回顧鄧小平同志一生的同時,也全景式地描述了中國改革開放之路,剖析中美建交、試水改革、提出“一國兩制”等大事件,回顧了當時中國發展的機遇、成果與挑戰。
此外,還有像濱下武志的《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馬西林的《我看中國:1949年以來中國在西方的形象》等等,都是近幾年中國學領域的重要著作,並具有一定的社會關注度。
除了學者個人研究成果的凸顯,海外中國學的相關學術機構也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國學的研究發展。例如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在鞏固原有優勢的基礎上注重大數據研究,推進“中國地理信息系統”、“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等數字項目的建設﹔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則收藏有大量中國近現代的一手歷史資料,近年來在完成整理后正逐漸對外公布。
中外交流日益活躍
2016年5月22日,在韓國高麗大學舉行的世界中國學論壇東亞分論壇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奇葆表示,希望世界中國學研究進一步聚焦當代中國,加強對中國理念、中國道路和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研究。
中國學,這本是海外學者研究中國的領域,如今也受到了國內學者及相關機構的日益關注。許多中國學者開始走向國際舞台,與海外中國學學者一起探討中國道路、中國理念的話題﹔同樣,一些國內的政府部門及研究機構也開始參與組織論壇、研討會等活動,將海外中國學者請進來,開展對話交流。
例如世界中國學論壇從2004年起已在上海成功舉辦六屆,成為世界中國學專家們交流思想、碰撞智慧的重要平台。2015年,該論壇首次“走出去”,在美國紐約、亞特蘭大兩地舉辦美國分論壇。而由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與中國人民大學共同舉辦的世界漢學大會如今也已經歷4屆,成為溝通中國主流學術與海外漢學研究的重要論壇。
在這些國際性的場合,中外的研究者能夠坐在一起,就與中國相關的議題進行討論,有時就同一個話題表達各自的看法。
比如在世界中國學論壇東亞分論壇上,“經濟新常態”成為討論的熱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經歷了增長速度的下行,中國經濟逐步穩定,開始沿著結構優化、中高速增長、效益質量提升、環境友好、民生改善的健康之路穩步前行﹔韓國高麗大學亞細亞問題研究所所長、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李鐘和在發言中指出,中國經濟目前面臨挑戰,並就中國經濟保持增長提出了優化人力資源、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解決結構瓶頸等政策建議。
而在2014年的第四屆世界漢學大會上,因恰逢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義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分別作《鄧小平與東西交流》和《鄧小平與中美關系》的主題發言,展現中外學者從不同視角闡述對鄧小平時期中美關系發展、東西方交流的見解和認識。
不僅如此,從2012年起,孔子學院總部設立“孔子新漢學計劃”,鼓勵並支持世界各國優秀青年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繁榮漢學研究。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14所中方高校進入該合作計劃,聯合培養各國年輕漢學博士。而在文化部、社科院等聯合舉辦的“青年漢學家”研修班中,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學者更是有機會到故宮看各種展覽和藏品,到少林寺向僧人請教宗教與人生話題。
把真實的中國介紹出去
“中國人尋求別人的尊重,美國人尋求別人的皈依……美國傾向於將所有問題轉化為規則問題,而中國傾向於將問題看作歷史進程。這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觀念差異上的挑戰。”在“世界秩序與中國角色——2015京城國際論壇”上,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發言中這樣表示。
盡管有部分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時會對中國的情況進行歪曲解讀,甚至有意諷刺、挖苦﹔不過對於多數海外漢學家或中國問題研究者來說,他們在研究中國時也不斷熟悉了解中國,進而向本國人民介紹中國的情況。
比如澳大利亞格裡菲斯大學的榮休教授馬克林曾表示,半個世紀以來,他親眼見証了中國的巨大發展和進步,對中國與西方之間存在的偏見與誤解深有體會,很願意把真實的中國介紹給西方,尤其是對中國有各種誤解的人﹔傅高義則說,他認為漢學家基本的工作、基本的責任是讓外國人能夠了解中國。“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跟很多的學者一起向中國學習。”
這樣的例子在實踐中還有很多。例如4月18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森舸瀾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分享他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研究,向當地學生介紹“無為”的理念,“中國有句古語叫做‘欲速則不達’,指的是當一個人過於急切地追求某個目標時,反而得不到想要的結果﹔有時,當成竹在胸不急不緩時,成功卻反而會悄然而至。”
實際上,不少中國學學者不僅“知華”,而且“友華”。他們熱愛中國文化,對抹黑和誤解中國的行為都願意站出來回應。2008年西藏發生“3·14”打砸搶燒事件時,德國媒體幾乎每天都有對華負面報道。而德國漢學家南因果堅持在一個獨立學者網站上發表學術性評論文章,結合自身在西藏的調研經歷,指出西方媒體在涉藏問題上散布種種迷思與謬誤。
“百年之后,財產的一半留給我的侄子侄女們,另一半我要捐獻給中國政府機構,用於在巴西宣傳中國。”出於對中國的熱愛,巴西中國問題專家卡洛斯·塔瓦雷斯這樣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他的親華友華之心顯而易見。
鏈接:漢學,或中國學,是指外國學者尤其是長期在學術圈佔主流的歐美學者對與中國有關的各個方面進行研究的學科。近代以來,出於對外擴張殖民所需,或是純粹地需要了解未知的世界,西方學者對原本陌生的國家或地區展開了廣泛的研究,涉及文史哲、宗教、政治經濟等,主要探索其與他國不同的特點,尤其是在民族性格、歷史傳統和深層文化方面的特點。比如日本學研究,早期由江戶時代在長崎出島的荷蘭人開啟﹔印度學,源自17—18世紀來自歐洲的傳教士與旅行者。在當下,以國別/地區加“學”的學科分類已較少,通常以“研究”來代替,如美國研究、拉美研究、歐洲研究等等,涉及的學科領域也不再包羅萬象,重點是當代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以及部分歷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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